写作|从“杏坛”到“讲堂”

文|王方晨

我的母校——曲阜师范学校，办学一百二十周年了。1905年，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在孔庙之侧应运而生，这就是母校的前身，现在叫作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四十二年前，我第一次走进母校，做了件很小的事，却令我回想起来，非常自豪。从隔壁的阙里街上，我买了本书，一本只有半个巴掌大的红色塑料皮“小书”，叫《论语》。

后来，这本“小书”被我写入长篇小说《公敌》，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关节。主人公以此为起点，一步步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为什么我会买这本“小书”？就因我是曲阜师范学校的学生，不可不读《论语》。这本“小书”被我详加注释，空白处写得密密麻麻，虽在毕业后遗失，但我相信它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早已悄悄渗入了一位年轻师范学生的血液。

正因有了在母校的三年求学，因这本掌心大的“小书”，也才有了四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即将发表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天地生生》。

写作《天地生生》这部新长篇，旨在以文学的形式，在文化地理上锚定中华文明的精神原点，解码儒学基因，探讨儒家思想在孔孟之乡——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区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度解构，形成新儒家文学的表达范式。

从1987年我写第一部中篇小说《林祭》，我就格外注重文化反思。毫无疑问，这如同本能的写作，来源于我在母校三年所接受的文化熏陶，而且这也已经成为我书写新儒家文学的优势。

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关注的当代作家中，我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不但长期保持高度关注，且成长于儒家文化的腹地。现在，我来到母校。穿越时空，不过咫尺之遥，似乎还能听到从“杏坛”飘来的阵阵读书声。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作为儒学的核心，“生生”哲学在时代发展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从“杏坛”到新时代母校的“讲堂”，并不是地理空间的迁移，而是一场跨越两千五百年的文化基因传承，是一次传统教育智慧的现代性转化，是古老的“生生”哲学观念与现代思想相结合，从而获得的新的生命力。

“生生”的世界观，同样催生了我的文学创作，塑造了我的生命。

站在曲阜师范学校办学一百二十周年的历史坐标上，我们更能触摸到一所学校的精神脉搏。

一百二十年前，世上有了扎根孔子故里的母校。一百二十年后，我已不再是三十九年前单纯的师范毕业生。斗转星移，生生不息。走出母校校门三十九年，我一直谨力走在自我更新、创造未来的路途上。而从“杏坛”到“讲堂”，母校的发展之路也越来越清晰地映射出了一条鲜明的精神脐带，体现着儒家文化底蕴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重构。

春秋时期，杏树之下，孔子聚众讲学，以文化人，以德育心，成为中国教育的原初象征。记得我刚刚踏入母校校门，还买了另一本书，曲阜的旅游手册。书中最美的一幅图片，就是金黄的银树叶映衬下的“杏坛”。

古老的“杏坛”，一朝变成了“讲堂”，那是现代师范院校的教室，承载着培养“未来教师”的使命。

在当代中国，母校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她自诞生之日起，便将“杏坛”的文化根须，深扎进校园土壤。儒家文化的种子，早已随着代代教学，融入了学校的血脉。实际上，儒家文化为母校的师范教育注入了最本真的文化基因。

我写作长篇《天地生生》，看重的是表现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完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力图在守护文化根脉与拥抱现代文明间寻找平衡点。在这个意义上，母校一百二十年的发展，也充分印证了儒家文化在现代师范教育中的“活态转化”。

一百二十年来，母校培养了无数的优秀师范生。他们传道授业，像红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还有大批学生，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为母校赢得了巨大声誉。

从“杏坛”走来，莘莘学子在母校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这种将个人成长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的价值观，正是儒家“经世致用”精神在当代最有力的传承。从“经世致用”到“教育报国”，母校的教育重构了知识与责任的联结。

从“杏坛”到“讲堂”，是一条用文化铺就的路；从“传统”到“现代”，是一项因传承而生动的事业。纪念母校办学120周年，既是为了记住过去，更是传承教育使命之“本”，为了看清来路，明晰去路。

只有通过传统智慧之“魂”的转化，让古老的文化基因与现代教育需求对话，才能释放出跨越时空的活力。

天地生生。儒家文化底蕴不是母校的“特色标签”，而是她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是束之高阁的“文化遗产”，而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母校办学一百二十周年，不能算短了。而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更需要珍惜儒家文化底蕴，以师范使命为魂，让“修己安人”的师德更醇厚，让“有教无类”的胸怀更宽广，让“经世致用”的担当更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