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藏枪混进会场，小记者行刺时却改目标，大汉奸中弹九年后丧命

1905年，孙凤鸣出生于江苏铜山县黄集镇的一个贫苦农家。十六岁那年，他随父亲踏上闯关东的征途，在东北的林海雪原中艰难求生。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动神州，他毅然南返，加入十九路军。

淞沪会战中，孙凤鸣因作战勇猛从士兵晋升为排长。1932年部队调往江西作战，孙凤鸣不愿参加内战，便脱下军装漂泊到江苏宝应。在那里，他结识了南京学生运动领袖华克之，两人因共同的理想成为知己。次年，孙凤鸣在仪征和女青年崔正瑶相识，相似的爱国情怀让两个年轻人在乱世中结为夫妻。

1934年深秋，上海出现一家名为“晨光通讯社”的新闻机构。这家表面普通的通讯社，其实是华克之、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等人建立的秘密据点。他们以记者身份为掩护，暗中策划针对蒋介石的刺杀行动。

通讯社的登记材料经过精心伪造，所有成员都接受过严格的新闻采编训练。1935年春，通讯社迁至南京陆家巷23号，这里成为他们观察国民党政要活动的前哨。

孙凤鸣因枪法精准且意志坚定，被推选为行动执行人。他每天携带相机奔走于各大会场，而相机暗箱中藏着一支改造过的左轮手枪。

就在晨光通讯社紧锣密鼓筹备之际，远在香港的反蒋势力也正酝酿一场重大行动。1935年初，香港李济深寓所内连续举行三次秘密会议。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认为，必须铲除蒋才能扭转时局。他们最终决定利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机会实施刺杀。王亚樵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华克之被派回南京主持行动。

此时孙凤鸣已有过两次行动尝试：第一次在1934年12月国民党大会期间，他混入会场却因现场秩序混乱没能得手；次年夏天，他们又谋划在庐山行动，华克之前往侦察后发现军官训练团驻地戒备森严，每个路口设有多道岗哨，最终只能放弃。

两次行动受挫并没有动摇志士们的决心，他们耐心等待着下一个时机。1935年10月28日，行动前三天，南京陆家巷23号气氛凝重。孙凤鸣把妻子崔正瑶托付给华克之，反复叮嘱要护送她安全抵达香港。

他明白这一次暗杀行动必将有去无回，提前吞服了大量鸦片。华克之把一支西班牙造六响左轮手枪交到他手中，藏入照相机的暗箱。临行前夜，孙凤鸣仔细检查记者证和特别通行证，这些证件能让他通过中央党部的三道安检。晨光通讯社的成员们也都默默整理文件，开始撤离这个即将暴露的据点。

1935年11月1日，随着晨曦初露，改变历史的一天终于到来。清晨的南京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戒备森严。孙凤鸣持晨光通讯社记者证顺利通过安检。按照日程，上午七点全体委员前往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后，百余名委员按惯例到礼堂前合影。蒋介石因怀疑安全有问题，临时决定不参加集体拍照。这个决定意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孙凤鸣在记者群中紧握藏着手枪的相机，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

合影仪式即将结束时，委员们开始退场。孙凤鸣事前吞服的鸦片开始发作，时间所剩无几。他突然冲出记者队伍，从相机外壳中掏出手枪。原本瞄准蒋介石的枪口转向汪精卫，孙凤鸣连续三次扣动扳机。第一发子弹击中汪精卫左臂，第二发擦过面颊，第三发从他后背射入第六、七胸椎之间。

现场顿时大乱，文职官员四散奔逃。张继从身后抱住孙凤鸣，张学良飞身踢落手枪。闻讯赶来的卫兵对着孙凤鸣连开数枪，其中一枪贯穿肺部。倒在血泊中的孙凤鸣望着混乱的人群，眼见汪精卫被众人抬起撤离，知道自己完成了最后的使命。而此时自己吞服的鸦片毒性开始蔓延。

混乱中，孔祥熙钻进汽车底部躲避，张静江因腿疾倒地难以起身。陈璧君冲向倒地的丈夫，发现蒋介石安然站在一旁，立刻抓住蒋的衣袖厉声质问：“既不愿汪先生主政，明说便是，何必下此毒手？” 蒋介石面色铁青，命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控制现场，全力抢救刺客性命以获取口供。

身受重伤的孙凤鸣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特务处在病房设立临时审讯室，医生每五分钟注射一次强心针延续他的生命。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审问，孙凤鸣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说道：“我的良心指使我刺杀卖国贼......请看看中国地图，东北华北还属于中国吗？” 这番临终遗言让在场记录的特务都深受震动。

在孙凤鸣随身物品中，只搜出六角毫洋和未完全溶解的鸦片烟炮。1935年11月2日凌晨，这位三十岁的志士在经历二十小时煎熬后停止呼吸。验尸报告显示，他全身留有百余处注射针孔，胸腔积血达3000毫升。

刺汪案的余波迅速扩散，蒋介石严令戴笠三日破案。特务处首先锁定晨光通讯社，发现社长胡云卿实为王亚樵心腹华克之使用的化名。戴笠亲自带队搜查陆家巷23号，重要文件早已转移，只留下烧毁的纸灰。

全国通缉令发出后，上海租界率先逮捕通讯社员工张玉华。紧接着贺坡光在镇江落网，余立奎在香港被引渡回国。特务处采用连坐追查法，先后拘捕嫌疑人员上百人，其中多数与刺杀行动并无直接关联。

随着涉案人员陆续被捕，一场残酷的清算行动悄然展开。1937年4月，南京地方法院以“杀人之行为虽属未遂，而恶性实极重大”的罪名，判处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三人死刑。这场审判持续三天，被告无一人认罪。

最惨烈的是孙凤鸣妻子崔正瑶的遭遇。她在上海被捕后，受尽酷刑却未吐露半字组织秘密。只有十七岁的妻妹崔正祺同时遇害，尸体被抛入长江。而主谋华克之几经辗转抵达延安，后成为潘汉年重要助手。

在这场大搜捕中，刺汪案的幕后策划者王亚樵也未能幸免。戴笠通过分析确认王亚樵是幕后主使。1936年2月，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逃往广西梧州，隐居在李济深祖宅。戴笠采取“以人寻人”策略，找到余立奎在港的妾室余婉君。经过哄骗利诱，余婉君说出王亚樵藏身之处。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应约前往余婉君住所，刚进门便被特务撒石灰迷眼，身中五枪三刀身亡。这位曾炸死日本白川义则大将的暗杀之王，最终倒在乱枪之下。余婉君随后也被灭口。

汪精卫虽经德国、日本专家会诊，但嵌入脊椎的子弹始终没有能取出。1944年2月，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确诊汪精卫因子弹诱发“多发性骨髓肿”。同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亡。

1987年，经党中央批示，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次年，占地2400平方米的孙凤鸣纪念碑园在徐州铜山县落成。八十六岁的华克之亲自为战友主持揭碑仪式。那支藏在相机里的左轮手枪，至今仍警示着后人勿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