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胯下之辱”：韩信不是怂，他坚信能屈能伸才能成大事！

秦朝自商鞅变法后，除规定以军功斩首可以为官，主要采用文法吏考试、推荐、征召等方式选官。韩信不可能通过前者进入仕途，后者则需要同时具备几个硬条件：有一定的家资；会书写；年龄至少十七岁（秦规定的壮年年龄）；要有“品行”或者说有一定的社会声誉。

韩信会书写，他肯定是读过书的，在母亲去世前后其年龄条件也达到了，而之所以不能为官主要是因为“贫无行”，即家庭财产和“品行”因不具备资格而受到了限制。淮阴人虽在司马迁面前将韩信葬母择地一事解读为其很早就胸怀壮志、抱负远大，但那毕竟已是韩信发迹以后的事了。真实的情况可能是，青年时期的韩信在淮阴并不受待见，人们对他不但没有好的评价，甚至还讨厌他。这样一来，韩信所谓的“品行”自然拿不到高分，相应地也就难以得到被推荐、征召的机会。

也有人从韩信“或是王孙”的推测出发，把他定位为“反对暴秦王朝的硬骨头”，认为韩信的故国被秦所灭，父亲又死于秦军之手，国仇家恨使他主观上宁愿穷得无力为炊、忍饥挨饿，也不肯为秦王朝效力以谋富贵。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总之，韩信的仕宦途径已被完全堵死了。一当不了官，二没有“王孙”的身份和家族财富，人生出路就只能为商为民。韩信既无本钱，又缺乏经商做买卖的头脑，商贾一行与其无缘，同时就其志向来说，他也不肯甚或不屑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以苦力治生。

先秦时期，在权贵和商民之间，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阶层，这就是“士”。士通常没有封地和特别的谋生技能，但可以通过自己的文韬武略或者一技之长，获得“君”（即养士之人）的赏识，并由此获取生活来源和社会地位，后者谓之“养士”。战国养士之风盛行，楚国本身就是有名的养士之国，春申君黄歇手下罗致了很多宾客。

秦末去战国不远，先秦之风尚存，韩信才兼文武，他将自己定位为士，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在士这一阶层里面，层次最低的是游士，游士一般没有固定的官职或依附，靠到处游历来寻找自己要服务的对象，生活也因此很不稳定。按照韩信的条件，他只能是游士。有的学者认为，韩信在淮阴时总爱仗剑而行，实际上正是先秦游士的一种普遍身份标识。

六国尚存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也以养士闻名，据说有食客三千。游士冯谖穷困潦倒，寄食孟尝君门下时随身唯有一剑。孟尝君最初也没有重视冯谖，给予他的待遇较差，于是冯谖就“弹铗而歌”，也就是用弹剑唱歌的方式来发牢骚，说自己“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孟尝君觉得敢提条件的冯谖必有异能，就爽快地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而最终冯谖也通过为孟尝君出谋划策，不仅帮助他夺回了曾经拥有的齐相宝座，还使其安居高位达数十年之久。

像冯谖这样得偿所愿，应该是大部分游士的奋斗目标，只可惜时移势易，孟尝君、春申君们自己都已经国破家亡乃至灰飞烟灭，又如何还能够养士、用士？好不容易，韩信得以寄食于一位南昌亭长门下。

亭是秦末的一个地方机构，秦制郡辖县，县辖亭，南昌亭属于淮阴县下辖的一个亭。南昌亭长作为南昌亭的负责人，虽然仅属于低级小吏，级别不高，但县官不如现管，在当地仍拥有一定的实权，也有能力接济投靠他的人。韩信在南昌亭长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还好，没想到几个月后，亭长妻子就先看不下去了，不仅对之不理不睬，还决定不再给这个老是“蹭吃蹭喝”的家伙供饭。

原本一到饭点，韩信就会和亭长家人一道吃饭，结果亭长妻子一大早就做好早饭拿到卧室，一家人关起门来便把饭都给吃完了。等韩信按正常饭点赶来亭长家吃饭时，已经没有吃的了，而亭长妻子并不打算为他准备食物。韩信一看，马上明白了人家的意思，愤而离去，从此再也不到亭长家去了。

在韩信看来，自己寄食亭长家是以游士的身份，做亭长的门客，主客由此建立了互有义务的契约。作为门客的韩信对亭长负有义务，远者需为其筹划将来，近者只要亭长发生危险，有人要侵犯他，韩信就必须拔剑护卫，哪怕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相应地，作为“君”的亭长就应对韩信负有供养的责任，给他一口饭吃乃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是先秦养士之风的残存，也是韩信信奉和恪守的道德准则，所以他绝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亭长家吃白食。相反，这碗饭他吃得天经地义，堂堂正正。然而，当亭长妻子因嫌弃韩信而不给他饭吃，亭长本人又不予阻拦时，也就表示亭长无意再供养韩信，实际上是把他给驱逐了。

在门客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君”单方面撕毁契约乃是难以容忍的严重违约行为，韩信之愤怒即缘出于此。实际上，在他走出亭长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与亭长从此恩断义绝。

胯下之辱

韩信认为自己所投非人，南昌亭长并不是理想中那种有大志的养士之人，也或者，先秦时代的那类养士之人早已经不存在了。某种程度上，韩信仿佛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堂吉诃德，虽然一身抱负却四顾茫然，无路请缨。最痛苦的，恐怕还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现实世界可谓处处碰壁。

贵族待之以礼、庶民还之以利是士人的一大行为准则。韩信寄食亭长家，亭长给韩信供饭，韩信坦然接受亦不言谢，这叫“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等到亭长违约，韩信在观念里也就把亭长与庶民划为一等了。

同样是给韩信饭吃，本是庶民的漂母和韩信之间则没有任何义务。韩信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要加倍报答漂母，这叫“礼不下庶人”。问题是当时的韩信一贫如洗，钱只能以后再给，更让他感到羞愧和困窘的是，漂母根本就听不懂或不相信这一套，对韩信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只知道成天佩个剑东游西逛，而不能正正经经地找个事儿做？你连自己都养不活，居然还吹牛说将来要报答我，快省省吧！老人家的观感和多数淮阴乡亲应该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免不了有无赖之徒直接欺负到韩信头上。

一天，正在街上游荡的韩信被一个年轻屠夫拦住了去路。很明显，屠夫是来挑事的，他见韩信虽然身材高大健壮，好佩刀剑，却常常连饭都吃不上，就欲当众羞辱韩信。屠夫说你小子看上去人模人样，其实是个怯懦的胆小鬼，并且挑衅道：“你要真的不怕死，就用剑刺我；如若怕死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说着，屠夫竟然把两条腿张开，等着韩信从其胯下爬过去。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无理要求，韩信先是愣神不动，站着细看了屠夫半天，接着便俯下身子从他的双腿间钻了过去，而且钻过去后仍匍匐在地，似乎都不敢马上爬起来。韩信的举动惹来哄笑声一片，满街市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确如屠夫所言，韩信是个胆小怕事的懦夫。

“胯下之辱”也是司马迁在淮阴采集到的一则故事，后来他在《史记》中以细致的笔墨描绘了事情的发生经过。其中“孰视”（仔细打量）、“俯出”（俯下身子，从双腿间钻了过去）、“蒲伏”（匍匐在地）几个词用在韩信身上，极其形象生动。清代学者牛运震评价说：“孰视、俯出、蒲伏，形容如画。”并因此指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特点之一，是“每于英雄微困时，不厌详悉曲尽”。

当年胯下受辱日，正是英雄微困时。在那个时代，士阶层的普遍观念是轻生死、重荣辱。韩信自命为士，面对一个恶徒的肆意侮辱和挑衅，自应在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情况下，拔剑相向，诛杀对方以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不过这样一来，杀人者偿命，韩信不免也要因此身陷囹圄，以命抵命。他坚信自己的才华，相信有朝一日终能成就大事，如果连命都没了，还怎么发挥才华，成就大事？

理智告诉韩信，他必须留下有用之身以待将来建功立业，而不能鲁莽到与眼前这个叫嚣的无赖匹夫以性命相搏，争一时之长短。可是另一方面，韩信也明白，若是他甘受胯下之辱，一旦自己“怕死”的名声传出去，从此就没人会再看得起他，这对一个游士而言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孰视”，说明韩信内心在经历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当司马迁在淮阴采风，初次听到“胯下之辱”的故事时，他对此的理解或许还是浅层次的。但等到他在《史记》中正式予以描写时，想必一定已经感同身受，因为在此之前，他由于一言不慎触犯了汉武帝，也面临着一个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极强的两难选择题：要么接受死刑被处决，要么接受宫刑苟活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宫刑就是对一个士大夫的最大侮辱。司马迁痛陈，“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说他每次一想到“宫刑”这个词，后背就全是冷汗，连衣服都被沾湿了。在儒家“舍生取义”观念的影响下，司马迁曾想过要以死全其名节，但其时《史记》尚未动笔。他觉得如果自己就这样死了，不但“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且也会因不再有机会创作《史记》导致个人抱负无法实现，“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司马迁和韩信一样，都对自身的才华有着充分的自信，他坚信，即将从自己手中诞生的《史记》必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只有完成《史记》，才能实现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为此，他痛苦地做出抉择，决定忍辱苟活以成伟业。

司马迁懂得韩信，虽然在《史记》“胯下之辱”一章中，他并没有具体描述韩信的心理活动，但就其内心的煎熬挣扎以及强自隐忍都已跃然纸上。

临潼斗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韩信选择了前者，并且通过“俯出”“蒲伏”示弱于无赖，以避免其继续纠缠自己。《千金记》专门有一出“韩信受辱”的戏，戏中韩信抱一腔凌云志，在离去时自言“我一身自有屠龙计，肯轻生与你无徒争死”，又说“忍羞称勇士，含耻是男儿”。

屠夫作为韩信的陪衬，在韩信走后也看破了其中的情由，他对怂恿其挑衅韩信的一个伙伴说：“也不是我和你两个人有本事，只是那韩信保身为重，以此忍耐而去了。”接着，又有人问韩信之所以甘受胯下之辱，是不是怕打不过屠夫，韩信立即辩白道：“我岂不能杀他，只恐自伤其身。古人云：‘千金之躯，不死于盗贼之手。’只得忍耐回去吧。”

《千金记》的作者站在同情韩信的角度，又是让他的对头无赖自叹弗如，又是让人通过问话将韩信忍辱负重的初衷示众。现实世界里，这些情形自然都不存在，在经历胯下之辱后，淮阴城里的韩信已经成了一个人人厌弃不屑，避之唯恐不及的“胆小鬼”兼孤家寡人，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接纳他。

上层显贵处，本就没有他的位置；中层士人，韩信既“名誉尽毁”，又有谁肯资助并把他当作宾客；下层庶民，在他们的认识中，以前的韩信虽然一无所长，只会到处瞎逛，但好歹仗把剑还像个混社会的样子，谁知道最后却发现他连混的胆量都没有，简直就是个让人鄙视的骨子里的窝囊废！从相逢亭长、漂母到遭遇无赖，韩信的人生道路似乎已经越走越逼仄，越走越黯淡了。

秦汉之后，元明两代剧作家都很青睐韩信，元杂剧中有不少以韩信为主角的历史剧。现存元杂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折开篇就落笔于韩信落魄淮阴，剧中韩信自言道：“想自家空学的满腹兵书战策，奈何满眼心曹，谁识英雄之辈，好伤感人呵！”

元代剧作家多为不得仕进、沉于下僚的文人，韩信早年壮志难酬的境遇及其所处万马齐喑的时代，与他们的情况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二者之间很容易形成共鸣。这也使得他们在描绘韩信这位失路英雄时能够感同身受，对其内心活动的描绘更是显得格外传神和真切。

居淮阴时期的韩信虽然“好伤感”，但并没有因为身处奚落与鄙夷之中就流于自暴自弃的境地，也从未被穷困潦倒又孤独无助的处境所打倒，相反，他对自身的文才武略始终充满自信。剧作家隔着时空，以“史”写“心”，满怀激情地给韩信设计了台词：“凭着满腹才调，非咱心傲！论勇呵哪里说卞庄强，论武呵也不数廉颇会，论文呵怎肯让子产高，论智呵我敢和伍子胥临潼斗宝！”在这里，卞庄、廉颇、子产、伍子胥分别作为春秋时期勇士、武将、文臣、智者的代表，剧作家把他们的优点集于韩信一身，可见对韩信的青睐和喜爱。

“伍子胥临潼斗宝”出自元杂剧，并非史实。它讲述了秦王在临潼设会，邀请各国诸侯斗宝，代表楚国的伍子胥如何在会上制服秦穆公的故事。现实中，韩信也一直在期盼着属于他的机遇，期待自己能够像伍子胥那样坐上命运的马车，前去进行他的“临潼斗宝”。

世事变幻，终于，这一看似无望的等待出现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