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票一夜变废纸！百年前两场金融风暴，民众欲哭无泪…

文│仇姚瑶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金融秩序混乱，致使中国金融业风潮迭起，波谲云诡。笔者摘录了北洋政府时期“京钞”、“江钞”两大银行风潮的史实记录，并对这两次波及大片银行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思考。

01

“京钞”风潮

护国运动时期的云南护国军

辛亥革命后，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独裁统治，又于1915年5月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准备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复辟帝制。袁为筹备登基大典，花费超过2000万元，而云南于此时爆发了护国讨袁运动致使袁世凯北洋军军费激增，国库开支陡然窘迫。

随着护国运动迅速发展，声势壮大，各帝国主义看到袁逐渐失势便拒绝经济支援。袁为了镇压反抗筹措军饷，不得不向中国、交通两行借垫资金。其于1915年10月底发表申令，命中、交两行“共负责任，协力图功”以“调护金融，更新财政”。两行成了北洋政府外库，滥发钞票，交行为政府垫支费用达4600万，中行亦有2000余万之多，大量现金被抽调，准备金日渐空虚。1916年4到5月，京、津、沪三地爆发了中、交两行存户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的风潮。段祺瑞政府无奈之下于同年5月12日通令两行库存钞票不予兑现，存款不准付款，随即蔓延全国。这便是近代史上的“京钞”风潮。

1920年财政部发行的十元国库券，由中、交两行代发

京钞停兑后，人们纷纷抛出纸币抢购商品，物价上涨，市场混乱，投机盛行。而交通部碍于其修筑和经营多是借洋债进行，必须不断以现金偿还债息，依旧下令所属铁路搭收现银，停收纸币。海关、盐务、直隶省和商界也逐步效仿拒收纸币导致国家混乱加剧，纸币进一步贬值。

直至1920年，政府以京钞兑换公债等方法收回滥发纸币，长达五年之久的“京钞”风潮才得以平息。

随着英、日、美在中国争权的矛盾升级，在其染指与支持下的北洋军阀间也战争不断。中交两行除继续为政府垫款与发行钞票外，还为之开担保性空头存单，向其他商业银行借款。随存单到期，两行存银日紧，终于无力归还，于 1921 年 11 月爆发了第二次停兑风潮。这次停兑在 1922 年由政府发行公债，用定期存单收回京钞的办法予以化解。

02

“江钞”风潮

赣省银行铜元券

省政当局筹备的江西银行于1921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接管原江西民国银行业务。次年，赣省银行开业，成立不久被迫借给官厅（为北洋军阀所垄断）款项90余万元，致使银行应对兑换发生困难，之后全靠发行纸币度日。1912年，江西政府以统一地方纸币为由，将赣省银行并入江西银行，更名为江西地方银行。

1922年，孙中山主持第一次北伐，战火烧至江西吉安附近，1924年第二次北伐打到江西临江。为筹措军费、增强实力、扩充军备、巩固地盘，北洋军阀江西都督邓如琢下令江西地方银行大量发行毫无准备金的钞票，其中包括480万元的“复兴隆”钞票。到北伐攻克南昌前夕，发行纸币达1383万元，为官厅垫借2104万元。为维持银行资金周转，江西地方银行将存款利息调高至3分，大量吸收存款。当时南昌附近约70家钱庄和上海、汉口等地的钱号、银行闻讯后，纷纷存入现款达1000余万元。

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南昌后于11月15日发布公告：复兴隆三字钞票停兑，全部作废。由此引发的民众恐慌与金融崩溃称为“江钞”风潮。

全省停业的银行钱庄共计63家之多，作为江西政治经济中心的南昌市受损巨大，其市商业银行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汇兑不通，物价飞涨，市面萧条，商业停滞，民谣“复兴隆，一夜穷”更是表达了穷困的民众对此次风潮的讽刺。

为稳定政局，收拾残局， 1927 年，江西地方政府报经国民政府批准，由省财政厅发行整理金融库券共计 800 万元，并以征收盐税为担保基金，拆收公债和江钞，平息了此次的闹剧。

03

思考与启示

脆弱的经济基础以及动荡的政治环境。北洋政府成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历时16年，此间内有连年战乱，外有列强入侵，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日本“二十一条”、张勋复辟、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府院之争、军阀割据、军事独裁……社会整体动荡不安，秩序混乱，金融市场作为历史车轮的一角无可避免得受到政治、军事、外国资本等一系列外力影响甚至操纵，扰乱了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且自清政府签订南京、马关、辛丑等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以来，国民财富被压榨殆尽，生产生活遭受严重破坏，寡薄的经济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银行的运营。

政府调控手段的不成熟和存款准备金制度等的缺失。纵观上文两次风潮以及近代各省金融志，笔者发现，北洋政府时期虽有大量的钱庄、票号、银行等从事存款、汇兑等金融性业务，但相关管理部门及法规则寥寥无几，几乎处于空白。1912年北洋政府以清末大清银行为基础筹建中国银行，并试图以此作为政府中央银行规范全国金融业，但在多因素作用下，中国银行却背道而驰与交通银行一起走上了商业化经营的道路，不但没有建立起以保证资金提现、清算为首要目的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没有起到控制货币发行、调节国民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军阀政府的垫款机器。各地的金融机构也受困于各种军事压力，以江西地方银行为例，不仅其自身微薄的准备金被军阀江西都督邓如琢洗劫一空，还被迫滥发纸币与公债，榨取民脂民膏，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并诱发了当地金融业的崩盘。

大清银纸币改中国银行

政府信用的缺失。信用，从法律上讲，是一种由契约规定的权力与义务交割的时间差，对经济学而言，是一种借与贷的关系，而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机器，其信用是两者的结合。从文献看，“京钞”“江钞”两次风潮都是因银行对以政府名义发行的纸币、债券停止汇兑或废除所引起，即都是对信用货币的违约造成的。纸币作为信用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作为载体立法强制流通的，其背后承载的是国家政府对国民偿付行为的承诺。信用便是一点一滴地建立在类似的对履行承诺行为的信任之上，而一旦其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桥梁作用因货币停兑而失效，那依赖于此的一切社会规则将被打破，所有约定荡然无存，地方乃至国家也必将陷入暴动与混乱，银行业的危机或许只是冰山一隅。

风控意识薄弱， 投机活动盛行。由于政治不稳，军阀部队流窜各地，部队首领往往到各地走马上任，每到一处必定巧立名目敛取钱财。他们通过当地金融机构募款、发行大规模债券和纸币，捞够油水后又辗转他地，完全不顾此举埋下的经济金融隐患。而银行业自身也缺乏自律，以“江钞风潮”为例，为维持银行资金周转，江西地方银行将存款利息调高至3分，大量吸收存款。当时南昌附近约70家钱庄和上海、汉口等地的钱号、银行闻讯后，纷纷存入现款达1000余万元。套利之风盛行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银行金融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平稳安定的政治环境，适当运用先进的调控手段，树立政府信用，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监督与管理体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的研读总能给予我们对未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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