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世凯，日本为何恨之入骨？他曾挫败日本的阴谋

一、汉城风云起：23 岁青年的朝鲜初登场

1882 年的汉城，暑气还未散尽，兵变的枪声已划破街巷。朝鲜旧军因欠饷数月、饷米掺沙，怒杀粮官后围攻王宫，矛头直指闵妃集团与日本教官。

这便是 “壬午兵变”，大院君趁机煽动排外情绪，日本使馆被烧，公使花房义质仓皇出逃。消息传到天津，直隶总督李鸿章立刻调淮军庆字营赴朝平乱。

队伍里，23 岁的袁世凯正攥紧缰绳。他本是投奔养父好友吴长庆的幕僚，因张謇举荐才免去乡试，投身军事。登陆仁川时，某营官以士兵晕船为由拖延，袁世凯临危受命，两小时便整队上岸。

更惊人的是诱捕大院君。当这位摄政王踏入清军大营，察觉异样欲退时，袁世凯持刀上前：“事泄祸生！” 当即押其登舰送往天津。张謇在日记里赞他：“应变之才，非众所能及。”

此次平乱让袁世凯崭露头角。清廷留驻庆军六营于朝鲜，他受命训练新军，穿起朝鲜官服，开始介入这个 “隐士之国” 的命运。而日本虽借《济物浦条约》获驻军权，却眼睁睁看着清军站稳脚跟。

二、三国角力场：朝鲜政坛的分裂暗流

壬午兵变后的朝鲜，成了列强博弈的棋盘。1876 年《江华条约》撕开的国门，已让日本势力渗透进来，而李鸿章的 “以夷制夷” 策略，又引欧美各国纷至沓来。

朝堂上，三派势力剑拔弩张。“事大派” 以闵妃集团为首，死死抱住清朝宗主国大腿；“稳健开化派” 想学洋务运动，主张 “东道西器”；最激进的是 “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曾赴日留学，满眼都是明治维新的光鲜。

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早已盯上开化党。他用金钱和武器铺路，私下许诺 “助其夺权”，实则想借这群年轻人赶走清朝，将朝鲜变成侵略中国的跳板。吉田松阴的 “征韩论”，正通过这种方式落地。

袁世凯对此早有警觉。他在给李鸿章的电报里写道：“倭人阴结开化党，谋逐我师，不可不防。” 他一边帮朝鲜整顿海关、训练军队，一边紧盯日本使馆的动静，甚至截获过竹添与金玉均的密信。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 1500 名驻朝士兵被调回国内。汉城的日本驻军虽仅 200 人，竹添却觉得时机到了 —— 清朝自顾不暇，正是发动政变的好机会。

三、三日政变：刺刀下的权力游戏

12 月 4 日晚，汉城邮政总局的宴席上，酒过三巡，枪声突然响起。开化党人以 “失火” 为号，冲入王宫，将国王李熙劫持到景福宫偏殿。

事大派大臣正在宫外赴宴，毫无防备。金玉均的手下挥刀乱砍，闵泳翊被砍断手指，仓皇逃窜。短短一夜，6 名事大派高官倒在血泊中。

次日清晨，开化党宣布组建新政府，颁布十四条政纲，第一条就是 “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竹添进一郎带着日军入宫 “护卫”，实则控制了王宫大门。

消息传到清军大营，将领们炸开了锅。“没有北洋命令，动兵就是死罪！” 多数人主张等待电报。袁世凯拍案而起：“朝鲜王被劫，倭人兵临宫门，再等就晚了！”

他盯着众人眼睛承诺：“若获罪，我一人承担，与诸位无干！” 没人知道，他前一晚已派密探混进王宫，确认了国王的位置和日军布防 ——200 名日军分守三门，宫内开化党徒约 300 人。

12 月 6 日下午，袁世凯率 800 名清军兵分三路。他亲带中路猛攻王宫正门，枪声与呐喊声震彻汉城。日军起初还想抵抗，见清军攻势凶猛，很快便龟缩到使馆。

国王李熙在混乱中跑出偏殿，对着清军方向大喊 “救命”。袁世凯带人冲过去，将他护在身后。这场被称为 “三日天下” 的政变，就此落幕。

四、倭人恨起：煮熟的鸭子飞了

竹添进一郎气得砸碎了使馆的茶杯。他连夜烧毁密信，带着金玉均等人逃到仁川，临走前还放了一把火，想嫁祸清军。可汉城百姓都看见了，是日军先动的手。

日本国内得知消息，舆论一片哗然。《东京日日新闻》骂袁世凯是 “清国的恶狼”，称他 “毁我帝国百年大计”。明治政府立刻派伊藤博文赴天津谈判，提出的条件里，第一条就是 “撤换袁世凯”。

李鸿章对此寸步不让。他拿着袁世凯送来的政变细节和日军纵火证据，对着伊藤博文冷笑：“是贵国公使先动兵，何谈撤换我国军官？” 最终签订的《汉城条约》，日本只拿到些赔款，驻军权却被限制。

袁世凯成了最大赢家。清廷破格提拔他为 “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官居正三品。朝鲜百姓称他 “袁司马”，国王见他都要起身相迎。他在汉城筑起炮台，把清军营地扩展到能俯瞰日本使馆的位置。

日本的恨，不止是政变失败。他们谋划多年的 “大陆政策” 被打断，借朝鲜跳板侵华的计划延后十年。更让他们憋屈的是，这个 26 岁的清朝军官，竟把他们的阴谋看得透透的，还敢果断出手。

五、暗流涌动：甲午前的十年较量

袁世凯在朝鲜成了 “太上皇”。他帮朝鲜编练了 5000 人新军，亲自兼任总教官；掌管海关税收，让朝鲜财政逐渐稳定；甚至插手外交，阻止朝鲜与外国私订条约。

日本则在暗中蓄力。他们表面上与清朝维持和平，暗地里不断增派驻朝外交官和间谍。1885 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获得 “朝鲜有事可派兵” 的权利，这成了他们的新筹码。

金玉均的结局成了日本刺向袁世凯的软刀子。1894 年，金玉均在上海被朝鲜刺客杀害，日本借机掀起反清浪潮，称袁世凯 “主使谋杀”。尽管查无实据，却让中日矛盾再度激化。

这年春天，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请清军出兵镇压。日本立刻援引《天津条约》，派大军入朝，兵力远超清军。袁世凯察觉不对，急电李鸿章 “增兵备战”，却没被重视。

7 月 23 日，日军突袭景福宫，扶持亲日傀儡政府。袁世凯知道大势已去，乔装成商人，连夜从仁川乘船逃回天津。登船时，他回望朝鲜海岸，想必想起了十年前那个挥刀平乱的午后。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宣战诏书中还不忘提一句 “袁世凯在朝跋扈，致邦交恶化”。这个名字，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借口之一。

六、历史余音：功过之外的博弈真相

后世提起袁世凯，多是 “窃国大盗” 的骂名。但在朝鲜的这段经历，却让不少史家感叹 “功不可没”。台湾学者吴相湘在《袁世凯传》中写道：“甲申之役，非袁氏果断，朝鲜早已属日。”

日本的恨，本质是对 “大陆政策” 受阻的恼羞成怒。从吉田松阴到山县有朋，日本历代统治者都把朝鲜视为必争之地。袁世凯的出现，像一块巨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朝鲜学者李泰镇在《朝鲜近代史》中分析：“开化党虽求改革，却沦为日本工具。袁世凯的镇压，虽维护了清朝宗藩关系，却也让朝鲜失去了自主改革的机会。”

1916 年袁世凯去世时，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耐人寻味：“此人一生与我帝国为敌，然其在朝之勇，亦非庸人所能及。” 恨意在字里行间，却也藏着一丝承认。

如今，汉城的景福宫还在，当年的王宫正门早已重修。很少有人知道，1884 年那个冬日，一个中国青年的果断出手，曾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走向。

日本的恨，从来不是针对袁世凯个人。他们恨的是挡在侵略道路上的一切力量，而袁世凯，恰好是那个最让他们咬牙切齿的 “绊脚石”。这段历史，远比 “窃国大盗” 的标签，更复杂，也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