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与潘汉年合作，成就中共五重间谍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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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日本当局开始有计划地驱赶中国留日学生离境。袁殊作为最后一批留日学生也被警方驱逐。行前，他冒着风险到东京大百货公司买了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东京、大阪军事地图。那是大政年间绘制的，因年代久远失去实效而出售，但只卖给日本学生，不卖给外国人。袁殊认为地图上的地名虽有变更，但地形、区域还是原样，说不定会有用处，决计冒一次险。

他换上日本学生制服，讲着一口流利的日语，顺利地买回了地图，将它们分散夹在书刊杂志里、塞进伞把中，带出了海关。这十几张地图，由潘汉年通过国民党政府转交给英、美，为轰炸日本国土派上了用场。

回到上海的最初两个月，生活没有着落，新闻界的朋友凑了些钱给他。冯雪峰建议写封信给杜月笙想想办法。几年前因情报工作的需要，袁殊同“记者座谈会”的恽逸群、陆诒等几位同仁曾拜师加入青帮。于是袁以青帮身份给杜月笙写了一封求援信，托翁从六交给杜的秘书张师石。

杜月笙见信后立即寄来一笔钱，在中江大楼三楼提供一间办公室，袁殊出面办了一个“时事刊行社”，夏衍、翁从六也参加进来。他们利用这一机构撰写编印通俗的、有关日本问题的小册子，收留被日方驱逐回国的留学生。袁殊把留日学生张香山、魏进等人安排在自己住的小亭子间内，后来他们都去了延安。

1937年7月，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与担任副主任的冯雪峰商量，决定袁殊的工作以后由他直接安排。从此，袁殊在潘汉年的单线领导下，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举行谈判，国民党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进一步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潘汉年带袁殊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鼎等人，向他们阐述共产党的政策。这一时期，袁殊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日夜奔走联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逐步形成，9月两党再度正式合作。

一天清晨，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第二天9点去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并借此向戴笠进言：为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释放华尔敦。

淞沪抗战爆发后形势急剧紧张，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

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靠老婆生活。”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如此一来袁殊又打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虽然要接受一名军衔比他低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的领导，但他得以充分利用打入军统的机会开展情报工作，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斗争。

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除汇报军统内部情沉外，还将深入“日本特别调查班”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上海。9月中旬派往上海的部队已达五个师团，近20万人。10月初，第一○一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又先后抵沪。

日军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

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置身于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中间，一边机智地应付着正在指挥部队的军曹，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记在心中。他顺利完成实地侦察任务，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了大功。

袁殊除肩负隐蔽战线特殊任务外，还以各种化名从事文化、新闻战线的抗日救亡工作。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时期，双方创办了一张文化界抗日统战性质的《救亡日报》。

这张四开一张的报纸是在周恩来指示之下，由潘汉年出面与国民党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商谈，各出资500元开办的。我方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创办伊始，在政策思想方面双方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郭沫若亲自采访和撰写的评论文章坚持团结抗战的大方向，国民党方面的周寒梅却千方百计要改动内容，在印刷发行上百般刁难。夏衍遂请袁殊出面斡旋。袁殊运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几经交涉，以“不要过分为难”等等理由劝阻了周，使郭沫若的文章得以全文刊登。

《救亡日报》迁到桂林后，由中共单独坚持办下来，由于经费困难，陈旧的印刷设备无法更换。袁殊知道后，从他以合法身份办的“岩井分馆”经费中抽出5万日元（相当于25万老法币)，交给经理翁从六，并派妻子马景星陪同前往香港，购置了一套全新的印刷器材，包括急需的新5号铜模，支援了《救亡日报》的发行。

上海各界纷纷行动起来抗击侵略者的同时，作为新闻记者出身的袁殊，始终没有忘记“无冕帝王”的职责，密切注视着新闻战线的动向。1937年11月8日，袁殊化名碧泉，与范长江、夏衍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袁殊被推举为总干事。（该协会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之前身，为纪念历史上的这一天，11月8日被定为“中国记者节”。)

这一时期，他用笔名发表了《记者道》、《上海论》、《苏联新闻面面观》、《新闻法制论》等专著、译作。并为被称为抗日报纸“三朵花”之一的《译报》的创刊，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

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两股邪恶势力，坚守在孤岛的上海地下党困难重重，袁殊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营垒环境更为险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袁殊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内外反动派角逐情报沙场，进行着一场极其特殊的生死较量。

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西进，12月13日攻入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无人不为之震惊。袁殊运用“军统”身份组织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首领是“抗日铁血团”的成员王铁民，所吸收的人员都是些颇具江湖义气、坚决抗日不怕死的青年。他们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见到日本散兵就打。日军采取了疯狂的报复，拿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抵命，袁殊立即制止了这种使无辜百姓牺牲的做法。

1938年夏，他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好“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年末，“行动小组”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在军统骨干会议上训话时，戴从腰间掏出把加拿大造的手枪往桌上一拍：“你们每个人可以带回两把这种新式手枪，可以用它杀敌，但是，——”话锋一转望着袁殊说：“谁要是对团体不忠，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

会后，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并布置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戴笠对袁殊恩威并用是要利用他，袁殊心中更有数：运用军统的力量，做对抗战有利的事。

在香港，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潘告之不久即将去上海。

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他出卖。李士群将袁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

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

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

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出来。但岩井救袁殊是有条件的，他希望袁殊写一篇“兴亚建国论”的文章，公开与日本人合作。

抗战全国爆发后，由于全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宣告失败。为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以华制华”的侵略步骤，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加紧扶植汉奸政权，并在我根据地边沿搞两面政策，宣传“中日一体化”走“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面，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在敌战区建立“灰色政权”、办“灰色报纸”，以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潘汉年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已确立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打入日伪获取情报的方针。作为隐蔽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抓住“岩井救袁殊”这一契机，运筹帷幄，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他让袁殊将计就计，以“军统”的身份答应与岩井“合作”，成立亲日的另一派系“新亚建国运动”组织，控制汪精卫的势力，暗中为我开展情报工作所用。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褪去进步色彩”，已遭到误解，如今要他公开出面当“汉奸”，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潘汉年耐心细致的向他讲秘密斗争形势的需要，“存在就是发展”的道理。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担起万斤重载，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实则并不是岩井的公馆）。控制本部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兼主干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恽介生）、鲁风（刘祖澄)、秘书周静（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杨静远）等均是我地下党员。

袁殊取“严”姓是因为上海话严与年音相同，严军光的含义是：作为潘汉年军队中的一员，为光复祖国河山出力是光荣的。翁从六化名翁永清，含义是：永远清白。他们两人青年时代就相识，因追求进步有共同的理想，结为莫逆之交。

潘汉年策划“兴亚建国运动组织”准备大干一场时，问袁殊需要什么人手，袁立即提出要翁从六。翁当时正在桂林《救亡日报》任经理，经李克农报请周恩来批准，翁从六来到上海协助袁殊工作，同来的还有在桂林国际新闻社工作的周静等同志。

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

潘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沟通戴笠的关系，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人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所以正中下怀，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七年前王子春在岩井身边布下的“子”，经潘汉年灵活运用，走出了中外情报史上精彩的一盘棋：在上海滩上打着日本人旗号设立了一个合法据点，在敌人眼皮底下安插进我党情报人员和电台。借敌人之手用敌人之谋，把日伪统治的中心变成打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而日本人却蒙在鼓中，不知道这个“亲日团体”的建立是经中共地下党策划、由潘汉年亲自在幕后领导的，反以为这是他们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推行“全面和平”路线的产物。

“兴建”运动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后以陈孚木、袁殊加入汪伪政权为条件解散。袁殊通过加入汪伪政权获得了方便，不断向潘提供有关敌伪的情况。由我党控制的“岩井公馆”也得以保留下来，继续以灰色的面目出现在日伪统治的中心，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坚持到抗战胜利。

为深入掌握敌人动向，潘汉年不失时机地运用“岩井公馆”这一隐蔽据点，凭借袁殊的“特殊身份”，化名“胡先生”亲临虎穴与日本人周旋。日本人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他们身边的汉奸李士群、丁默邨、唐惠民等人均认识潘，岩井心中明白“胡先生”的来头，但他不动声色，考察着关键人物袁殊究竟是哪一方？是否忠于他？

岩井老谋深算，当着袁殊的面，直逼“胡先生”：“胡先生是否认识潘汉年？”袁殊见状，立刻插嘴：“此人现不在上海。”

尽管当场为潘汉年解了围，但情况已十分危险。岩井是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的，“岩井公馆”这场戏的真实背景一旦暴露，整个对日情报斗争的部署将前功尽弃，潘汉年和其他同志亦面临生命危险…千钧一发之际，袁殊机智地取信于岩井，他对日本人搞“全面和平”的政治谋略进行反利用，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等我方同志，以及设在岩井公馆内的电台。

岩井消除疑虑，放手让潘袁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合作”。为了完成深入日伪获取情报的重任，潘、袁默契配合串演了一场“戏中戏”，利用日方提供的方便和经费，拓展了我方在香港的情报战线。

潘汉年在袁殊的保驾护航下，出入日伪如走平道。

他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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