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外,一名身穿白衬衫的年轻男子被押赴刑场。
令人震惊的是,他面带微笑,目光在人群中急切搜寻,仿佛在告别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记者冯文冈按下快门,记录下这震撼的一幕,24岁的王孝和在死刑宣判后,用最后的力气寻找妻子忻玉英的身影。他的微笑刺痛了在场所有人,记者的镜头模糊了,因为泪水已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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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地下党员为何在生死关头如此从容?他的故事,藏着怎样的爱与信仰?
1924年,上海虹口的一间低矮平房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的父亲是太古轮船公司的一名伙夫,母亲靠替人浆洗衣物补贴家用。王家兄弟姐妹八人,夭折的夭折,病逝的病逝,最后只剩下王孝和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
生活像一把钝刀,缓慢却无情地切割着这个家庭的希望,但王孝和的父母仍咬牙坚持,硬是挤出微薄的积蓄,送他去宁波旅沪同乡会办的小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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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岁的王孝和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比柴米油盐更广阔的世界。学校的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风港,那些被翻得卷边的进步书刊,像一簇簇微弱的火苗,渐渐点燃了他心中的光。
彼时的上海,日军铁蹄肆虐,国民党的统治腐败无能,底层百姓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王孝和开始明白,个人的苦难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病痛。
1941年,17岁的王孝和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选择并非一时热血,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仰皈依。
毕业后,组织安排他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工作,表面上,他是一名普通的抄表工,每天记录着冰冷的数字;暗地里,他却是党在工人中的一颗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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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读书会,教工友们识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起初,工人们对他半信半疑,但王孝和从不空谈大道理。他帮年迈的老工人扛煤,替生病的同事顶班,渐渐地,大家开始信任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
在他的带动下,几名工友也秘密加入了地下党,革命的星火在发电厂的锅炉房里悄然蔓延。
与此同时,一场“父母之命”的婚姻正等待着他,11岁时,母亲为他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对象是宁波老家的邻居姑娘忻玉英。
成年后的王孝和深受新思想影响,对包办婚姻充满抵触,甚至写信要求退婚,他听说未婚妻信佛嗜赌,更坚定了悔婚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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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6年,忻玉英母女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他才第一次真正见到这个“素未谋面的妻子”。
饭桌上,他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乡下姑娘,她没有精致的妆容,也不懂时髦的谈吐,但眼神干净,回答朴实。当忻玉英说出“国民党都是坏蛋”时,王孝和愣住了。
这个不识字的姑娘,竟有着最本能的阶级觉悟。
婚后的日子清贫却温暖,他们租的屋子家徒四壁,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最后还是电厂工友们凑钱买了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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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深人静,王孝和就会以“打麻将”为名,召集同志在家中开会。不明就里的忻玉英抱着幼女坐在门外望风,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1948年的上海,国民党当局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日趋残酷,王孝和作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会的骨干,早已被特务列入黑名单。
4月19日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小家的宁静,来人是国民党特务万一,这个曾经伪装成工友的"兄弟",此刻撕下了所有伪装。
他站在门口,声音压得很低:"孝和,你我走的路不同。明天去自首,或许还能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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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和关上门,立即意识到情况的危急,他和妻子忻玉英连夜销毁文件,将重要资料藏在阳台的垃圾堆下。那一夜,忻玉英的泪水浸湿了丈夫的衣襟,她苦苦哀求丈夫逃走。
但王孝和只是轻轻擦去她的眼泪:"我不能走。组织没有命令,我走了,工友们怎么办?"
三天后,王孝和在上班途中被埋伏的特务逮捕,敌人为了罗织罪名,竟诬陷他在发电机里投放铁屑企图破坏生产。
在警备司令部的审讯室里,皮鞭、烙铁、老虎凳轮番上阵,他们想要的不只是认罪书,更是地下党的名单。血肉模糊的王孝和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只是为工人谋福利,什么党都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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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的日子像钝刀割肉般漫长,王孝和利用放风时间,用指甲在墙壁上刻下"光明"二字。他托难友带出三封信:一封给同志,嘱咐他们继续斗争;一封给年迈的父母,字里行间满是为人子不能尽孝的愧疚;最长的那封写给妻子,叮嘱她教育两个孩子"记住父亲是被谁杀害的"。
当得知忻玉英又怀孕时,他在信里为未出生的孩子取名"佩民",寓意永远铭记人民。
与此同时,挺着大肚子的忻玉英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营救,她不是党员,却比谁都勇敢。
9月27日那天,忻玉英的哭诉引来了记者,当《大公报》的镜头对准她青紫的手臂时,国民党害怕了,不得不宣布"改期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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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暂时的退让背后是更阴险的算计,三天后,国民党搞了一场掩人耳目的"审判"。法庭上的王孝和当众解开血迹斑斑的衬衫,露出身上狰狞的伤疤:"这就是他们说的'文明审讯'!"
他用英语对外国记者揭露真相,法官气得连连敲锤。当死刑判决宣读完毕,所有人都愣住了,王孝和竟然笑了。
刑场设在监狱后的空地,短短一百米的路程,王孝和走得异常从容。
他忽然停下脚步,在人群中急切地张望,目光扫过每一张陌生的面孔,记者冯文冈后来写道:"他在找妻子,想最后看一眼那个深爱的女人和未出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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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大公报》记者冯文冈的镜头捕捉到了世间最震撼的微笑,那不是一个将死之人的恐惧,而是对生命最后的眷恋与告别。
行刑队的手在颤抖,第一颗子弹偏离了要害,王孝和挺直脊背,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喊:"特刑庭不讲理!"第二枪响起时,他的身躯晃了晃,却依然没有倒下。直到第三声枪响穿透黎明的寂静,24岁的生命才如秋叶般飘落。
鲜血渗进泥土的瞬间,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压抑的啜泣,那个始终微笑的年轻人,用最决绝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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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和牺牲后的第二十一天,他的遗腹女在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呱呱坠地,忻玉英按照丈夫生前的嘱托,给孩子取名"佩民"。
而此刻的外滩码头,解放军的炮声已隐约可闻,距离上海解放只剩不到八个月。王孝和没能等到他信中预言的光明,但他的血没有白流。
1949年11月5日,上海逸园饭店张灯结彩,陈毅市长在王孝和追悼会上亲笔题写"为工人阶级牺牲"七个大字。会场中央悬挂着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永远定格在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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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玉英后来被安排到人民印钞厂工作,组织上送她去治病、读书,这个曾经的乡下女子最终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而王佩民长大后,循着父亲的足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龙华烈士陵园,王孝和的墓前常年鲜花不断。年轻人在碑前驻足,读着那句"前途是光明的"遗言;老党员带着孙辈前来,讲述24岁的生命如何浇灌出今天的幸福。
历史会记住,在至暗时刻,有人选择燃烧自己照亮前路;在枪口面前,有人用微笑诠释什么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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