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斧——谨防“校服”衍生出“校富”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教育乃国之大计”。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三年行动计划部署要求，巩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工作成效，教育部不久前发布了《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行动的通知》，组织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行动。

　　通知明确了提升年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并在去年12条负面清单基础上，新增食品安全、校服采购等4项，形成新版16条负面清单。重点任务中，摆在“深化重点难点整治”首位的是：“深化整治中小学‘校园餐’、利用征订教辅及购买校服谋利等侵害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整治这三大重点难点，需要挥准“三板斧”。

　　校服，是少年童稚青春活力的一抹亮色，是莘莘学子校园文化的的一片彩虹。然而在某些藐视法律红线、践踏道德底线的人心里，是又一番“无利不起早，百事利当先”，把学生校服当作另一个牟利场。诚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王承文所言：校服腐败是教育领域“微腐败”的冰山一角。

　　多多益善——不堪重负。校领导把校服当作牟利的机会，自然是校服做得越多越好。2025年7月18日世事瞭望台披露，广东袁崇焕小学学生入学时要买5套校服，收费近1000元；后续4年还要加校服3款15套。2023年7月17日中国青年网消息，东莞一中学《新生入学须知》要求学生缴纳4000余元校服费，买30件校服。2012年7月11日网易消息，北京一七一中学初中生要买8套校服，共920元。2015年4月26日广州日报报道，东莞外国语学校开学发放18件校服，收费2180元。我看是有人想钱想疯了，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家长无奈叫苦不迭，校服穿不起，学上不起，孩子养不起！

　　架空“自愿”——自有对策。面对校服核裂变膨胀，2015年6月，教育部、国家标准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推行“自愿购买校服”原则，规定“学生自愿购买校服，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然而与教辅材料一样，由不得你自愿。湖北襄州九中，七年级新生必须持有购买校服、牛奶、保险1140元的记录才能办理入学登记。从全国各地家长留言可知，有学校不穿校服保安不让进校门；有学校规定每周一三五必穿校服，否则扣分。如此等等，哪有家长肯让孩子受委屈呢？“自愿”已不翼而飞。

　　价高质次——投诉无门。校方对校服如此感兴趣，骨子里是要狠狠地薅羊毛，那么价高质次就是必然事件。否则哪有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呢？尽管国家标准委早已发布中小学生校服国家标准GB/T 31888-2015和《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以及《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等一系列标准规范，但在不法利益面前皆置九霄云外。更荒唐的是，举报者受罚！2025年8月13日新京报披露，甘肃男子邓建国因在网上反映儿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尽管有专业鉴定证据，仍被宁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七天，导致失去工作、妻子离婚、患上抑郁症；花数万元打赢了官司，只得到国家赔偿3237元零8分，成为校服质量公共监督、家长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痛点。

　　“校服”丛生“校富”案例多多。如2024年贵州通报，某教育局长将校服项目转包给无资质企业，收取好处费超百万元。再如2025年上半年，广西河池市查出35起校服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又如2025年7月18日媒体披露，湖北恩施查出教育系统3000多人在校服采购中收取回扣，涉及金额223万元，问题校服达28.72万套，从教育局官员到学校校长、后勤负责人、班主任，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管中窥豹，已够惊心，不治不行。教育部已印发《全国中小学利用购买校服谋利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各省制定了实施方案，实践中还需不断检验创新。

　　与其“自愿”，不如限量。10年来的实践证明，“学生自愿购买校服”在绝对强势的校长老师面前，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不如限定总量、限定价格、限定用途；譬如规定，只有举行全校集体活动时才强调要穿校服。其实校服并非是必须的，2017年东方网报道，江苏常州已建校115年的局前街小学，从来没做过校服，依旧是顶流小学。对于要做校服的学校，何不统一规定，整个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春秋、夏、冬季校服分别只做1套？

　　理顺“三位”，角色归位。校服为何如此靡滥，有记者总结原因：监管部门权力错位、监督组织权力缺位、校长权力失控乱位。其实破解困境必有方略，例如推广“深圳样本”。2002年起，深圳全市校服统一款式；多家企业都可生产；每批次校服必须通过法定机构检验；家长和学生可在超市、书店等1200多个网点自由选择购买；定价透明，每套60~70元，比市场价低40%；学校不介入采购，校长没有供应商电话，利益链条被有效切断。

　　依法治理，端正方向。国家标准委关于服装包括校服，都有完善的标准体系。然而生产厂家是否认真执行国家标准，需要实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