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铁饭碗的公费师范生，为什么又后悔了？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求稳定的未来，教师编制也越来越受欢迎。其中，免学费、包分配、带编制的公费师范项目受到了空前关注，因为这看起来就像一次“提前上岸”。

公费师范生指的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资助学费，并在毕业后需按约定到定向地区任教、履行服务期的师范类学生。

在上岸的诱惑下，这一项目的录取分数线水涨船高，今年多省录取分数线超过620分，热门专业可能超一本线100分。

然而，高分换来的未来并没有想象中稳妥。大学四年后，公费师范生们却发现自己站在了另一场考试的起点——编制“僧多粥少”，他们不仅要在招聘考试中与研究生、博士生、海外留学生同台竞争，各地的分配政策也不断调整，有时甚至会改变履约的去向。

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正式施行。公费师范生在履约地点落实上也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在这一政策下，解约则意味着放弃“有编有岗”、缴纳违约金、一次性退还大学四年内享受的全部教育费用等众多问题。当“被保障”的未来变得模糊，公费师范生们开始重新追问：这个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份“包分配”的录取通知书

高考录取当天，林晓彤一家人正在深圳公园赏荷。盛夏的阳光炙热而明亮，就在这片宁静的景色中，手机一震，她低头看到短信——“公费师范定向录取”。

林晓彤拉起妈妈的手，匆匆拦下一辆出租车。窗外的荷花和阳光在眼前飞快褪去，她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一个月前，她已经在激烈的家庭争执后勉强同意填报老家的公费师范提前批。但在录取结果出来之前，她始终还抱着一点侥幸：“也许报考的人多，我不会被录上。”

回家后，林晓彤彻底情绪崩溃。这个一向乖巧、腼腆的女儿，对父母大声喊出：“我真的不想读这个专业！”在志愿填报期间，她多次哭着要求复读一年，去冲省内一所师范类“211”。但父母始终坚持让她报考公费师范生项目。

林晓彤拍下的荷花，下一刻她就收到了录取通知。

高考前一个月，林晓彤第一次从父母口中听说“省属公费师范生”政策。当时，父母兴冲冲地告诉她，他们打听到了一个“免学费、包分配”的好政策，稳妥又划算，他们让她努力冲一冲。那时的她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未来要回家乡教书。

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不排斥，往往是大多数公费师范生走上这条路的起点。

林晓彤从小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她有一个在珠海任教的姐姐，比她大六岁，常常在家里分享课堂趣事和与学生相处的小故事。耳濡目染之下，“教师”这个职业在她心里逐渐具象起来——稳定、纯粹，又充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她喜欢那种和学生相处的氛围，觉得教师的工作环境单纯，能与孩子们建立真诚的连结。

来自西南某“211”高校的周莹，理想从高中开始萌芽。她崇拜自己的化学老师，对方讲课生动有趣，不经意就能将人生道理融入教学。那位老师正是北师大的公费师范生。周莹立志追随她的道路。填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学师范，甚至拒绝调剂。

“包分配、有编制”的就业优势，是这条路最大的吸引力。那几个字像一颗定心丸，让无数尚未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觉得未来可见、命运可控。

周莹来自内蒙古的一个贫困县。高考前夕，学校请来往届学长学姐做讲座，介绍公费师范生的就业前景。她后来又打听到，哪怕分不到理想的岗位，公费师范也能“兜底”到市区学校。

对她这样的家庭而言，这意味着一份保障：既不用承担找工作的风险，又不用再让父母为她的前途担忧。家人听说能省学费，更是举双手赞成，在他们看来，当老师体面、稳定，是再合适不过的出路。

周莹正在刷题

2020年，周莹高考600多分，在内蒙古足以考上复旦大学的护理学专业。“那可是复旦啊”，她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犹豫。但最终，她选择了一所中游211的公费师范项目。

三点一线的大学生活：

学习、等待、被选择

跟许多公费师范生一样，林晓彤在入学前就知道自己将被分到哪个区任教，但更具体的分配方式和去向仍未公布。

在这种模糊的未来里，绩点是最具体的努力方向，大家试图用成绩为未来铺一条更稳的路。

林晓彤和同学大多早上七点起床，一睁眼就往图书馆跑。有人把时间精确到小时，连午休都写进计划表。她读的专业是学前教育，课程内容繁杂：文学、高数、英语、舞蹈、钢琴……

大二那年，她常常从早上八点连着上到晚上九点五十，一整天都在教室和琴房之间穿梭。日子像一条被时间切分好的轨道，大家都在上面努力前行，却不确定这条轨道最终通向哪里。

林晓彤在图书馆

到了大二，林晓彤第一次去一所小学实习。此后每个学期，她实习的时间都在增加。大三每周都要去学校讲课，大四更是几乎整年都在实习。一天的课程和实习结束后，她和舍友拖着书包走回宿舍，灯光从教学楼后面洒下来，她忽然觉得，这样的生活跟高中好像没什么不同。

韩若宁所在的本科院校竞争氛围格外浓。当地学校在招聘时，会将学生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作为衡量标准，主城区的一些岗位甚至明确要求获得“二等奖学金及以上”。大学奖学金评定采取综合测评制，既要成绩出色，也要积极参与学生工作、活动和比赛。

韩若宁整个大学都在为此努力，直到大四那年才第一次评上奖学金。在此之前，不是成绩差一点，就是活动经历不够。

不过，也并非所有同学都如此紧绷。韩若宁注意到，一些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学生，节奏显得更为从容。那些地方师资短缺，对公费师范生的接纳度高，就业压力相对轻一些。

周莹身边有同学经常旷课，考试挂科，甚至延迟毕业，但依然有机会顺利回到家乡任教。不同的地域，给同样的身份赋予了不同的重量。

周莹正在上课

除了努力学习和等待分配，考研限制是他们在报志愿时很少被提醒的一环。对大多数公费师范生而言，这条路几乎意味着要在本科毕业后直接走向讲台。

林晓彤大二便早早开始准备考研，目标是考取本省的一所“211”师范大学的汉语言专业，那是她真正热爱的方向，也是她的“梦中情校”。可在努力备考一段时间后，她才从同学口中得知，省属公费师范生项目要求毕业后必须先回到定向地区任教，不能直接升学。

她愣了好久：“我想努力啊，可是都没有给我努力的机会。”

同样的遗憾，身为部属公费师范生的周莹和韩若宁也有。

每到保研和考研季，她们的朋友圈里不断刷出同龄人的喜讯，有人被录进名校读研，有人即将去往更大的城市。而她们只能回到家乡教书，或者局限在本校升学。

稳定的门票

不一定通往想去的地方

如果说公费师范生们的全部大学时光都是在为走上讲台而努力，但当他们到了真正找工作的关口，一切却不如想象中顺利了。

部署公费师范项目所谓的“包分配”更像是一种兜底，仍然需要毕业生跑招聘会找工作，如果说最后没有找到心仪的岗位，才会被分配到学校，但这些学校通常也是在偏远地区。这意味着，想去好学校，他们同样要经历不易的求职过程。

大三时，周莹开始关注招聘信息，渐渐意识到现实的竞争远比预期激烈。

她上学的川渝地区，本科公费师范生往往要与研究生、博士生、留学生同场比拼。学校在招聘时越来越看重学历，而公费师范生最大的优势，主要是多次实习积累下的课堂经验。

周莹写过的教学设计和拿过的奖状

周莹学的是化学，她发现如今学校在招理科老师时，更倾向于那些“能带竞赛、又能授课”的复合型人才。她实习的那所中学后来招到了一名北大毕业的老师，对方科研背景扎实、竞赛水平突出，“同样是站上讲台，差距早已从起跑线开始”。

周莹身边有不少公费师范的师兄师姐，从暑假一路跑招聘，焦虑地忙到年末，甚至春季开学后还没落实工作。一场招聘，往往要耗上大半年。

政策的变化，也让这种焦虑带上了不确定的底色。

周莹记得，高考填志愿时，老师还告诉她们，毕业后可以在省内自主选择去向；到了今年，政策改成了“定向到市”，这意味着要在高考时分数足够高，才能进入条件较好的地区。

不同地区的分配方式也不同。毕业两个多月后，林晓彤才收到分配通知。体检和政审早已完成，她原以为一切顺利，结果却被告知：学校分配并不看成绩，而是随机抽取。

她一度以为自己能凭成绩进入市区重点。四年间，她多次拿到奖学金，综合测评名列前茅，实习表现也出色。可最终，她的名字出现在一个偏远县城的村小名单上。这次的分配方式让许多同学都感到意外。

随着招聘环境和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公费师范生开始重新审视“履约”这件事。

周莹身边决定不履约的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拿过国奖或在竞赛中脱颖而出的学生，他们大多选择考研、出国，继续向上流动；另一类则希望去更大的城市闯一闯，寻找更自由或高薪的可能。

韩若宁属于后者。大四开学，她决定解约。这个决定不是突然而至的，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逐步累积的。

选择实习岗位时，学校给她提供了三个去向：本地重点高中、生源地学校，以及深圳的教学点。考虑到深圳不仅教学资源丰富，还提供2800元实习补贴，她最终选择前往深圳的一所村级学校实习，也想看看还有哪些新的可能。

在深圳实习的那几个月，韩若宁第一次体会到理想中的教学生活。早上七点半起床、下午五点放学，作息规律而充实。她讲过一堂公开课，得到指导老师和校领导的高度认可，同事之间合作融洽，工作氛围轻松。闲暇时，她和朋友去周边旅行，对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活力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这次实习结束后，她发现自己再难接受毕业后只能回到青海教书的未来。她在笔记本上列出优劣清单：若回青海，可以获得编制和稳定岗位，缺点是城市局促、机会有限；若留在深圳，则要放弃西宁重点高中offer、支付8.4万元培养金、失去在职读研的机会。

“如果先去深圳，将来还有机会回青海；但如果一开始就回青海，想再去深圳就难了。”想通了这个道理，韩若宁下定决心。

更现实的是，公费师范的机制也给了她一点回旋的余地。

按照规定，公费师范生只有在毕业后才能正式解约。这让她能先在毕业前完成深圳院校的招聘考试，拿到offer后再启动解约。这样一来，即便新工作出现变数，老家的编制依旧是她的退路。她觉得，这是最稳妥、也最符合她性格的选择。

韩若宁的求职过程像打一场漫长的硬仗。2024年10月，她全力准备深圳教师招聘的全国巡考，先后奔赴上海场、北京场的考试，却都与录取擦肩而过。

11月底的武汉，是她的最后一场机会，全省只招11个本科岗位，她所在的那批是最后一轮。她清楚，一旦失败，就只能回老家。

最终，韩若宁拿下了面试成绩第一的好成绩。

后悔的公费师范生：

被稳定困住，也被热爱留住

家庭能够支付违约金，再加上成功入职一线城市重点中学，韩若宁的求职结果在公费师范生中已属理想。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她才体会到，“上岸”只是另一场高强度生活的开始。

入职后，韩若宁迅速进入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她每天六点半起床带早读，白天上课、处理班务，晚上回家批改作业和试卷，经常要忙到十点以后。

她负责四个班的课程，还担任一个班的副班主任。教案要手写，课件要自己制作，师德培训一项不少。理想中的讲台实现了，但新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深圳的重点中学不仅追求成绩，还强调“全面发展”。学校要求教师每学期带学生外出实践，包括去公司参观、天文馆、科技馆，或组织小型运动会，让德育融入生活。除此之外，老师还要每天向家长反馈课堂和学生表现。

韩若宁形容：“感觉像在一家教培公司，每节课、每个细节都要有产出、有反馈。”

韩若宁刚入职时的桌面

让韩若宁最困惑的，是那条看不清的上升通道。

老师们各有专长，教学能力都很强。可越往上，空间越窄。要在教学上晋升，就得拿比赛名次；如果没获奖，这条路也不通。如果想转向行政，又要承担更多事务性的工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被进一步压缩。

韩若宁学生在午休结束后播放动画片

林晓彤作为省属公费师范生，并未经历自己跑招聘会的辛苦。她被分到的学校离家不过六公里。家人都替她高兴，觉得既安稳又方便，她自己却始终耿耿于怀。

学校所在的地区相对落后，交通不便，学生的生源也复杂。五、六年级的孩子早恋、抽电子烟、打架，甚至有人偷摩托车被派出所带走。每次家访，她提到这些问题，家长只是摇头：“老师，我们管不了，就靠你们了。”

更让她头疼的，是来自校内的压力。刚毕业，她就被安排带毕业班，负责小升初的考试。领导定下硬性目标，规定班里多少学生必须考进县重点中学。

在全校教师大会上，林晓彤常常成为领导“点名”的对象。“以前的601班每天只知道学习，现在倒是放学最积极。”“上一任班主任的家访率都早就完成了，你这边还差一半。”林晓彤总是低着头记笔记，手心里全是汗。

除此之外，学校的工作氛围，也让林晓彤感到格格不入。各种临时任务接连而来，往往前一天下发，第二天就要完成。理想中的教育热情，在现实面前慢慢被磨掉一层。

还有一次，办公室的几位年长老师正聊着儿媳妇的生娃经验，忽然转过头对她说：“你以后要多喝点苏打水，这样才能生男孩。”林晓彤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她想起实习时待过的市重点学校，那里的谈话几乎只围绕教学和研究。

如今，林晓彤已经履约三年。剩下的一半时间，她计划攻读在职研究生，等履约期满后再跳槽到别的学校。她观察到，身边许多人都在后悔当初的决定。离开十八岁的窄窄天空，才发现人生其实有更多路可以走。

选择解约的韩若宁，也理解这种因认知局限带来的后悔：“当时十八岁的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工作。”

谈到公费师范的选择，她们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要谨慎。

虽然项目主打“包分配”，但在多数省份，求职都需参加招聘考试，竞争日渐激烈。现在一线城市重点学校的录用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学历、经历、科研成果都成了加分项。如果能以同样的分数进入层次更高的院校，也许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会有更大的空间。

学生送给韩若宁的樱桃

好在，对她们而言，老师总归是一份美好的职业。今年教师节，韩若宁的办公桌被学生们的贺卡和礼物堆得满满当当，高高叠起，足有半米。

彩色的丝带垂落在桌边，卡片上是学生们的字——他们记得她的微笑、她的课堂，也记得那些被鼓励的瞬间。

她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这是最幸福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