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的瞿塘峡口,白帝城孤悬江心。这座如今的江中岛屿,曾在唐代见证了一场无声的诗坛对决。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与杜甫的《登高》,一七绝一七律,皆称 “第一”。千年来,人们争论诗仙与诗圣的高下,却鲜少细品这同地而生的巅峰之作里,藏着怎样的命运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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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城从不是普通的城。西汉末年,公孙述见井中冒白烟如白龙,便借这异象自号白帝,定城名。这看似迷信的操作,实则是古代王朝 “故事包装” 的典型,把此地变成了权力合法性的叙事策源地。
后来刘备兵败夷陵,在此托孤诸葛亮。两场关乎政权更迭的大戏,让白帝城的每块城砖都浸着历史的厚重。它不是单纯的古迹,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世人的豪情与无奈。
先说李白与《早发白帝城》的相遇。公元 759 年,58 岁的李白正走在流放夜郎的路上。两年前,他因参与永王李璘幕府,在皇权争斗中沦为阶下囚。
这位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奇书” 的诗仙,一生想建功立业,却总在政治漩涡中碰壁。流放夜郎的漫漫长路,早已磨去了他的锋芒,只余下满心苍凉。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当年朝廷大赦,李白重获自由。压抑许久的狂喜,在踏上归途的那一刻彻底爆发。白帝城成了他出发的起点,长江成了他宣泄情绪的载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开篇的 “彩云间”,不是寻常写景,是重获新生后眼中的亮色。“一日还” 的夸张,藏着 “轻舟已过万重山” 的轻快,那是挣脱枷锁的畅快感。
清代王士祯曾说,李白这首诗可与王维《渭城曲》并称唐代七绝顶尖之作。比起王昌龄《出塞》的雄浑,它多了份个人情感的瞬爆力,把七绝 “短小精悍” 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短短二十八字,没有一句废话。景是眼前景,情是心中火,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把狂喜刻进了唐诗史。这不是刻意雕琢的作品,是命运馈赠的灵感迸发。
八年后,公元 767 年,56 岁的杜甫也踏上了白帝城的土地。此时的他,正经历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两年前,靠山严武病逝,他失去了在成都的庇护,只好卖掉草堂,携家东下。
一路漂泊到夔州(今重庆奉节)时,杜甫已身患糖尿病、风痹症,身体虚弱不堪。若不是夔州都督柏茂琳赏识他的才学,资助他安家,恐怕早已客死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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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茂琳给了他 40 亩柑林和一片屯田。杜甫在山腰搭起茅草屋,种蔬菜、养乌鸡,用竹管引山泉入户,把日子过成了 “五星级农家乐”。可这份安稳,挡不住内心的悲凉。
重阳节那天,杜甫拄着拐杖登上高台。秋风呼啸,猿声哀啼,长江滚滚东去,落叶萧萧而下。眼前的萧瑟,撞开了他积压半生的愁苦,《登高》就此诞生。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起联的六个意象,字字是景,句句是悲。夔门的风是急的,猿声是哀的,连飞鸟都带着盘旋的迷茫,像极了他漂泊的人生。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颔联把个人悲苦融进天地壮阔。落叶是生命的凋零,长江是时间的流逝,个人的苦难在天地间显得渺小,却又因这份渺小更显沉重。
颈联直抒胸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万里” 写漂泊之远,“百年” 写年岁之暮,“常作客”“独登台” 道尽孤独。清代胡应麟说,这两句 “气象高浑,古今独步”。
尾联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把情绪推到顶点。白发是愁苦的见证,停杯是病痛的无奈。整首诗八句对仗工整,把七律的格律美与情感深度完美融合。
后人称《登高》为 “古今七律第一”,不是虚言。它不像李白的诗那样酣畅淋漓,却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苦难的表皮,露出最真实的人生底色。这首诗写成后,杜甫左耳失聪,牙齿也掉了好几颗。
同是白帝城,同是近六旬的年纪,两首诗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极端。李白写的是 “生” 的狂喜,杜甫写的是 “活” 的沉重;李白用七绝的短快,迸发瞬间情绪;杜甫用七律的严谨,铺展一生沧桑。
这像极了两种艺术流派的巅峰对话。李白是写意画,笔墨酣畅,一气呵成;杜甫是工笔画,精雕细琢,力透纸背。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把不同诗体的可能性,都推向了极致。
两人的人生轨迹本就迥异。李白生于碎叶,长于蜀地,25 岁出夔门漫游,一生桀骜,连贺知章都称他 “谪仙人”。他的诗是天才的挥洒,自带仙气。
杜甫生于巩县,年少苦读,却屡试不第。安史之乱中,他亲历战乱,见过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惨状。他的诗是时代的记录,被称为 “诗史”。
有趣的是,这两位诗坛巨匠曾在洛阳相遇。公元 744 年,43 岁的李白与 32 岁的杜甫一见如故,同游梁宋。那时的李白名满天下,杜甫尚在起步,这份友谊成了诗坛佳话。
谁也没想到,多年后,他们会在同一个地方,用各自最擅长的诗体,完成这场跨越时空的较量。白帝城像个公正的裁判,记下了两种极致的生命状态。
李白写《早发白帝城》三年后,在当涂病逝,留下《临路歌》的绝唱。杜甫写《登高》三年后,在湘江的孤舟上去世,带着未归故乡的遗憾。
他们的人生都算不上 “成功”,却用诗歌战胜了时间。白帝城的江水依旧东流,可李白的轻快与杜甫的沉重,早已融进了江水,流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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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三峡蓄水,白帝城成了江中孤岛。当年李白乘舟的轻快感,杜甫登高的视角,都随水位变化有了新的模样。但两首诗的力量,从未因时代变迁而减弱。
或许根本不必给李白和杜甫排座次。七绝的王座与七律的王座,本就该同时矗立在白帝城。它们证明了,诗歌从来不是竞技,而是生命最真诚的表达。
当我们再读 “轻舟已过万重山”,仍能感受到那份狂喜;再读 “不尽长江滚滚来”,仍会为那份苦难动容。这,就是两位诗人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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