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马关条约后中国人的恐慌

甲午战败，对全国来说是极大的震动，人们十分不解堂堂大清为何会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

坦白来说，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它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割地赔款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前途，关系到对清政府执行半个世纪之久的基本国策的评估。

假如甲午战争是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结束，那么清政府在十九世纪中叶制定并推行的洋务国策便基本正确，中国沿着这个道路继续走下去，便终有恢复往昔盛世的那一天。然而，甲午战争败得如此之惨，屈辱如此，是大清二百余年罕见的。不仅如此，日本利用战争赔款加快了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增强了国力，为后续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基础。

战败后人们开始怀疑清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奉行的洋务新政究竟有什么用，为什么号称重建盛世辉煌的清帝国在面对东邻小国时竟如此不堪，人们不仅要追究战败的责任，而且要追寻更为深层的原因。

所得结论是，过去三十多年的洋务新政只是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了一点皮毛，但在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等层面，中国依然坚信中体西用的原则，拒绝向西方学习，拒绝政治层面的任何改革。

其实仔细研究下，甲午战败并不是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日两国的制度差异。中国人之所以在甲午战败后愤怒不已，主要因为中国是败给了东邻小国日本，而不是西方大国。假如中国不是败给日本，而是像鸦片战争时那样败给西方诸强中的某一大国，中国人在感情上或许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中国人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几十年来的洋务新政，认为洋务新政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需要从根本上放弃固有的旧体制。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一切，根除旧俗，建立新的制度与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

从情理上来说，这种反省可以理解。然而问题在于，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否定中国既有的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

对于甲午战争，当时的某些外国人曾评论，日本人素修战备，有目标有方略，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对日本的崛起不太在意，更没有想到或疑虑日本有窥伺中国侵略中国的野心，中国对日本素来以友邦相待，而日本人在过去几十年则频繁派遣大量间谍四处侦查中国，为甲午战争对中国用兵做了足够的准备。假如中国知道日本狼子野心，对此加以防备，日本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得逞。

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其他原因，将之归咎于洋务新政，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陷入了一种精神误区，患上恐慌症。恐慌是当时国人的真切感受，他们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议和条件和苦衷，但是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亡国感、危机感。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输不起，而且中国人发自内地心担心，甲午战败将开启列强新的瓜分中国狂潮，割地之事小，瓜分之患大，中国面临土崩瓦解的可能，亡国之危从来没有甲午战后这样严重。

1895年4月初，可怕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从日本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中国人忐忑不安。最先被震动的当然是那些拥有最先知情权的统治层。

4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马关议和的大概情形，他虽然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苛刻的索赔条件感到愤怒，但也深知中国如果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日本的条件，不答应则目前无以自强，答应则日后何以自立？中国既不能接受日本要挟，也不能拒绝日本要挟。这个困境很难破解。

另一些大臣主张坚决抵抗，哪怕战端重开。翁同龢在此后几次廷议中力陈台湾不可弃，人心不可失。更有许多大臣联名上奏，建议清政府迁都拒和，重整军备，再决雌雄。

李鸿章在谈判时尽最大可能维护清廷利益，他希望利用列强在东北的矛盾阻止割让辽东半岛，但列强尤其是俄国未采取实际行动。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最后不得不签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到国内，反对的声浪更加高涨，更加激昂。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被割让的台湾，台湾人无论如何想不通自己的祖国为什么狠心将自己割让给日本。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电政府，力言台湾不可割让，否则百万生灵无法安置。而且，割让台湾必将引起国内外的连锁反应，“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与台湾近在咫尺，日本人占据台湾，这些地区的中国人怎能安枕无忧，怎能不人心惶惶？

19日，台湾绅民挽留准备内渡的唐景崧坚守到底，领导台湾人抵抗日本人的占领，或者想办法将台湾交给国际社会或者英国托管保护。在台湾民众爱国情绪的激励下，唐景崧第二天致电清政府，表示台湾人民非常痛恨割让台湾的决定，宁愿战死也不愿接受日本人的殖民统治。

唐景崧的请求以及台湾民众的反应深深影响了北京政界。4月19日，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联衔具陈，要求清廷鉴于目前的情形，不要急于批准《马关条约》，否则中国即便从此开始变法，也将丧失许多宝贵的资源和条件，中国必将在各个方面严重受制于日本。4月20日，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要求清廷不要批准和约，主张联合英、俄，抵抗日本，他反复表达的一个重要意思是，如果遵守这个和约，国将不国，反之，废约再战，即便失败，也不至于不国。

4月26日，文廷式授意其表弟汪曾武联络各省举人向都察院请愿，全面反对马关议和达成的协议，提出地不可割、中国土货不得改造、倭奴之在内地贸易者不得免税、苏杭各口不可通商等，以为这些规定将对中国未来产生莫大损害。

大臣们的意见对政府决策产生了微弱的影响，虽然不能阻止和约的生效，但让光绪帝萌生了变法图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