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刘襄：本想大干一场，反被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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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传统叙事中，诸吕之变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是周勃、陈平等汉室忠臣隐忍多年之后诛吕安刘之举。

然而在这种叙事中，有一个人却被刻意忽略了：最先起兵的齐王刘襄。

站在刘襄的视角上，诛吕之变不仅仅是一场宫廷政变，而是七国之乱的预演，是一场未完成的“靖难”。

高后八年七月，执掌天下十余年之久的吕后崩殂，仅仅一个月后，年轻的齐王刘襄便高举义旗，兴兵诛吕。

刘襄并非这场靖难唯一的参与者，一向被视为宗室长者的刘交同样参与了这场叛乱：

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硃虚等，外畏齐、楚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起兵之后，刘襄并未直接兵锋西向，而是将目标放在了琅玡王刘泽身上。

刘襄以“年少，不习兵革之事”为由邀请刘泽共谋大事，然而在其抵达齐国后立刻将其扣押，并夺其兵权。

在这场诛吕之变中，为何首举义旗的刘襄首先将矛头指向了同为刘氏的刘泽？二者之间有着何种矛盾？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将目光放回到吕后时代。

02

关于诛吕之变，一个首先需要明确的基本问题是：汉初真正的变局不是高帝之死，而是惠帝之死。

在惠帝时代，尽管吕后已经在实际上掌控了权力，但依然处于幕后，除了对汉初功臣多有变动之外，对于朝廷与诸侯的关系变更不大。

然而惠帝之死改变了一切。随着惠帝之死，吕后不仅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也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她必须走向前台，临朝称制，并以更为激进的手段应对彼时暗流涌动的政局。

概括而言，汉初的政坛包括三股势力：以朝廷为中心的皇权势力，以地方诸侯国为中心的同姓王势力，以及夹在二者之间居于朝堂之上的汉初功臣势力。

高帝在时，基于刘邦与功臣、同姓王的特殊关系，以白马之盟为表征的三方格局仍然可以维持稳定，但是到了吕后时代，一方面她与功臣的联系远远不如高帝紧密，另一方面她与同姓王之间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她必须采取更为激进的政治手段。

高后元年，吕后开始了自己对于天下的宰制。

首先是朝堂上大刀阔斧的变革，十一月，右丞相王陵去职，陈平升任右丞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同时以任敖取代赵尧担任御史大夫。

另外周勃太尉一职也在此时被废。

如果我们观察吕后所任用的这几位人选，可以发现此时朝堂上最为重要的官职均被吕后亲信所掌握：审食其在吕后为项羽人质时便常伴左右，任敖在丰沛时期便出手相助吕后，至于陈平，其本身边缘于丰沛故旧之外，而在高帝死后迅速投靠了吕后，成为吕后得重要亲信。

在王陵等忠直之臣去职以后，吕后也得以放开手脚，进一步展开对诸侯国的控制。

03

纵观吕后一朝，其对于诸侯国的变动主要有两次。

高后元年：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後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

高后七年，以赵王刘友对吕氏有怨言被杀为契机，吕后开始了针对诸侯国的第二次大调整：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六月即自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吕王产徙为梁王。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以刘泽为琅邪王。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

经过这两次重大调整，汉初的诸侯王格局已经与高帝后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高帝时期，刘邦对于诸侯王的人选主要基于封国自身的风俗与特点，并无太多制衡的考量，如刘邦迁韩信为楚王是由于“韩信习楚风俗”，而立刘濞为吴王则是因为“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

然而正是在吕后时代，朝廷在对诸侯国的处理中，开始更为清晰的体现出压制与平衡的取向。

纵观汉初朝廷处理诸侯国的策略，大体可以概括为“众建诸侯”与“以亲御疏”两个策略，而这两个策略全都起源于吕后。

就数量而言，诸侯国从九个变为十四个，除恢复淮阳国外，齐国被分为齐、琅邪、济川三国，赵被分为赵和恒山，楚分为楚、鲁，至此秦末汉初最为强大的三个诸侯国被再次进行了分割。

贾谊所称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真正的创造者实为吕后，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封诸侯王的人选。

吕后最为突出也最为人诟病的一点，自然是封诸吕为王，具体包括吕王吕台、吕嘉、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

然而在诸吕之外，吕后对于同姓王的分封亦有安排：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後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

吕后一手继续分封刘氏，另一手着手封诸吕为王，似乎有意在一退一进之间，维持刘氏与吕氏之间的平衡，然而真的是如此么？

04

如果我们观察吕后称制时代所封刘氏诸侯的特点，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惠帝子。

具体包括恒山王刘不疑、刘义、刘朝，淮阳王刘强、刘武，济川王刘太。

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将他们视为吕后的孙系，那这个名单中还可以加上鲁王张偃，其母正是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

换句话说，吕后只有进，从来没有退让。

吕后一手提拔诸吕，另一手分封年少的惠帝诸子，全部都是与自身有着血脉联系之人，以此实现“以亲御疏”的形势。

纵向而言，吕产之吕国与惠帝系的淮阳国、梁国构成了防卫关东诸侯的屏障，后世的贾谊便将二者的军事意义评价为“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而在后世的七国之乱中，正是梁国发挥了拱卫汉室的重要作用。

而就横向而言，济川国与琅琊国成为插入关东腹心的一把尖刀，使得关东诸侯中最为强大的齐楚两国被彻底分割，而插在二者之间的，正是刘泽的琅琊国。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将问题重新放回到刘泽身上了。

05

燕王刘泽者，诸刘远属也。高帝三年，泽为郎中。高帝十一年，泽以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为营陵侯。

史记中对于刘泽的描述十分简略，就其出身而言，刘泽不过“诸刘远属”，直到高帝末期，才在那场几乎颠覆帝国的陈豨叛乱中得到侯爵，值得注意的是，彼时领导镇压陈豨叛乱的樊哙，正是刘泽的老丈人：

太后女弟吕嬃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

如果观察刘泽的政治生涯，我们会发现他从边缘走到中心的经历始终交织在刘氏与吕氏之间：他能够成为高帝郎中，是因为他是“诸刘远属”，但是最终能够得以封侯甚至封王，则是因为他是吕氏姻亲，并跟随同为吕氏姻亲的樊哙镇压了陈豨叛乱。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吕氏姻亲，在其之国时却发生了奇怪的一幕：

琅邪王乃与田生之国。田生劝泽急行，毋留。出关，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还。

田生为何能预料到吕后的反应，吕后又为何突然后悔，使人追止？

史记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然而如果回顾吕后对于诸侯王的安排，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田生之所以会急劝刘泽之国，吕后之所以真的会后悔，正是因为他是吕后所封唯一一位与其毫无血缘关系的诸侯王。

而刘襄之所以要在起兵之后首先针对琅玡王刘泽，一方面是因为其封国正是分割于齐国，另一方面，其所处的位置进一步阻碍了齐楚的合兵。

在楚汉之际默默无闻的刘泽，就这样在惠吕之际的复杂形势中，成为天下局势的焦点。

06

以吕后、刘襄、刘泽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切入点，我们会发现，惠吕之际真正的关键并不在于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之于汉初政治的重要性在于，他提示出了汉初时皇帝、功臣、诸侯王三方势力的存在，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白马之盟在汉初政局中的运行，他的作用不应被夸大。

第一，在吕后时代，功臣们实际默许了吕后对白马之盟的破坏，最为典型的就是王陵对陈平、周勃的斥责：

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

无论陈平与周勃以怎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们对吕后行为的默许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到了文帝时代，仍成为被攻击的原因：

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

第二，诛吕之变的关键，乃至于汉初政局真正的关键，并不在于白马之盟所着眼的“刘氏”与“吕氏”，而在于“中央”与“地方”。

汉初历史的一条主线便在于皇权一步步扩张，最终实现对于诸侯国“再征服”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吕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吕后时代，随着吕后激进的政治措施，汉初政局被划分成了两个极端：一端是以吕后为代表的中央皇权势力，另一端则是以刘襄为代表的地方诸侯王势力，后者主要为高帝后期所遗留的同姓王，而前者除了诸吕之外还包括惠帝诸子。

吕后在时，凭借其个人的权威以及陈平、周勃等边缘人的不停游走，汉初三方势力之间脆弱的平衡仍能够勉力维持。

然而吕后方一去世，这种平衡便被刘襄的起兵破坏。

站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我们才能超脱白马之盟所牵扯的“非刘氏不得王”，将焦点放在中央皇权与地方诸侯王的对抗之上。

对于刘襄而言，他所厌恶的不只是诸吕，还有首鼠两端的周勃、陈平，甚至是同为刘氏的刘泽与惠帝诸子，他所要入诛的“不当为王者”不只是吕禄与吕产，而是高后时代，所有的余党！

然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同样有着一群游走于两端的“边缘人”，刘泽如是，樊哙如是，陈平与周勃同样如是。

对于不同的边缘人而言，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同样有所不同：比如樊哙、刘泽、张偃等吕氏姻亲，其立场更加倾向于吕后的皇权势力，然而同为吕氏姻亲的刘章，则更加倾向于诸侯王的地方势力，相比之下，陈平与周勃的立场则更为模糊，然而随着刘襄的起兵，他们必须做出抉择。

07

相比于诸吕或吕氏姻亲，周勃、陈平等功臣与吕后的关系无疑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不同于王陵、周昌等忠直之臣，他们并不介意臣服于吕后；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终究不是吕后的血亲，因此必须提前规划后路，吕后在临终前以吕产为相国，正是双方复杂关系的表现。

陆贾列传中对于他们的提前谋划做了如下描述：

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

在陆贾的勾连之下，功臣们开始了“天下有变”时的提前谋划，诸如劫持郦商胁迫郦寄的谋划可能正是出于此时。

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陆贾的活动范围主要为汉廷公卿，而不包括地方诸侯王，因此，在刘襄真正起兵之前，功臣们并未直接与齐王联系，功臣们与齐王系的联系仅限于位于长安的刘章，双方并没有共同谋划靖难，更没有给予刘襄任何承诺。

硃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硃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居于长安与齐国之间的刘章，很可能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他并未将自己与刘襄之间的沟通告知功臣，直到起兵之后方才“欲从中与大臣为应”。

站在这种视角下，我们才能理解刘襄起兵之时周勃与陈平的处境，以及他们后续在诸吕之变中的作为：对于周勃、陈平而言，刘襄的起兵完全打破了他们的谋划。

如果按照他们自身的规划，他们更愿意继续观察形势的变化，如果诸吕们进一步压缩他们的权力空间，他们自然会根据计划与汉廷公卿共同起事；如果他们的权力并不受影响，他们或许并不介意对着吕产、吕禄纳头便拜——毕竟，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了。

然而无论怎么样，他们的谋划里都没有齐王刘襄。

刘襄的起兵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必须把所有计划提前：第一，必须立刻发动政变，以在后续的政治处理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第二，必须阻止齐王刘襄登上帝位，否则此前为吕氏专权张目的他们必然也将成为清算对象。

一场震惊古今的宫廷政变，正式开始了。

08

周勃、陈平先是胁迫郦寄诓骗吕禄交出北军兵权，随后又使刘章将千余人入未央宫杀吕产——直到此刻，亲自完成宫变的仍然是齐王兄弟。

与宫墙之内的血腥政变相应的，是荥阳战场上无声的对峙：

婴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

在诛吕之变中，除了周勃、陈平，还有一位极为重要的功臣：灌婴。灌婴率领大军驻守荥阳，实际是威吓刘襄不要轻举妄动。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乃”字似乎说明，灌婴的行动并非早有谋划，而是在到了荥阳之后才与周勃谋定，这进一步说明功臣们虽有谋划，但诛吕之变上本质上仍然因齐王起兵而临时发动的。

正是迫于灌婴的兵势，刘襄做出了此生最为错误的决定：还兵待约。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此时的刘襄决意与灌婴开战，尝试杀入长安，那么周勃、陈平的结局将会如何，汉朝的未来又将如何，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位来自齐国的少年，彻底失去了主动权与登基的可能。

刘襄在诛吕之变中的第二件错事，便是放走了琅玡王刘泽：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於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站在后见之明的角度，轻易放走刘泽对于刘襄个人而言无疑是一场大错，但是站在诛吕之变的历史情境中，我们似乎也能够理解刘襄的举动：灌婴向刘襄的许诺的只是“以待吕氏变，共诛之”，而刘泽是唯一一个，向他许诺了皇位的功臣。

然而，正是这种对皇位的渴望，最终害了他自己。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

占据了话语权的功臣们显然不会把天下交给“有气力”的齐王兄弟，然而琅玡王刘泽则无疑彻底熄灭了刘襄的最后一丝希望。

然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吕太后本纪的记录，此时“欲立齐王”的大臣，却不是起初“因立齐王为帝”的刘章。

在功臣们展开这场议立新君的大讨论时，功勋卓著的刘章，甚至根本不在长安。

在议立开始之前，刘章被特意调离长安。

为诛吕之变立下不世功勋的齐王兄弟，在一开始，便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在这场议立中支持齐王的人，最有可能是曹窋。

曹窋为曹参之子，在诛吕之变中正是他不断沟通情报，为政变成功立下大功。

然而在诛吕之变后，曹窋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失去了御史大夫之位，从此淡出政治舞台。

09

曹窋的失势可能是由两个原因共同导致的：

一，他坚持拥立刘襄为帝；

二、他反对诛杀吕碌。

曹参曾为齐相多年，曹窋和刘襄很可能在少年时便有交集，再加上所谓“曹参与刘肥生母曹氏同族”的猜测，在此时仍然拥立刘襄的人很有可能便是曹窋。

而就吕碌一事而言，史书提及曹窋“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这显然与其参与政变的史实不符，因此部分版本中删去了“不”字。

然而，另一种可能是，曹窋参与了诛吕之变，但是并没有想要彻底诛杀诸吕。

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

从这段功臣们在政变的处理中可以看出，诛杀吕碌、吕嬃与其他诸吕并不在同一天，这说明在诛吕之变后，大臣们对于如何处理诸吕并没有形成共识，曹窋反对诛杀吕碌，因而遭到功臣冷落。

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郦寄，或许被骗的他从未想到，自己的举动会导致吕氏族灭。

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于诛吕一事上，回顾政变后功臣的种种善后之举，大多有着临时性质，比如功臣们曾使审食其复为左丞相，但是在文帝入主前后，其相位随即被免。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一事。

如果其后的走向，会发现这一举措至少与以下两件决定矛盾：

其一，据齐悼惠王世家，功臣们曾将赵地、梁地许诺给刘章、刘兴居；

第二，在正式的讨论中，功臣们最终认定梁王等人均非惠帝子，因而全部诛杀。

梳理以上事实，更为可能的情形是，在诛杀诸吕后，梁、赵两国被空了出来，功臣们先是临时将其处置给刘氏，随后在经过协商后，最终决定将惠帝一脉赶尽杀绝，并将梁赵转封给齐王兄弟。

这种变化进一步说明功臣们在政变之初对于最终的处理方案并未形成共识，甚至包括如何处理诸吕、惠帝子也未能达成一致，因此在其处理中多有反复。

然而大臣们依然通过自己在政变中的话语权，一步步将权力把控到自己手中。

当刘章策马离开长安，准备将宫廷中发生的一切告知刘襄时，他的内心或许是极为激动的，在他的视角里，他的兄长即将成为皇帝，而他们兄弟也将成为梁赵之主。

然而当长安的消息传来，刘襄最终没能登上帝位，而刘章与刘兴居也没能得到梁赵。

刘襄、刘章、刘泽，甚至是周勃和陈平，他们都曾经在某个时刻成为风云际会、天下瞩目的英雄，但是他们终究只是棋子。

这个时代唯一的执棋者，只有吕后。

哦不，或许，还有一位。

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硃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当刘襄、刘章兄弟得到长安的消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

或许他们会后悔没有勇气正面对抗灌婴，或许会后悔不应当错信功臣，但是如今，却已无可奈何。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将成为历史的尘埃。

文帝元年，齐王刘襄死，楚王刘交死，琅玡王刘泽徙为燕王。

文帝二年，丞相陈平死，燕王刘泽死。

文帝三年，周勃免相之国，城阳王刘章死，济北王刘兴居叛乱被诛，国废为郡。

文帝四年，周勃因被告谋反下狱，丞相灌婴死。

在短短三四年之间，几乎所有与那场政变相关的人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么？

多年以后，当年迈的周勃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不知道他是否会明白，那位他们精挑细选后选中的庸弱少年，才是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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