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艺术全才，晚年却与黄永玉一起摘毒蘑菇吃

1937年，战火摧毁了上海最后一道防线，仅7天后，苏州也被铁蹄踏破，日军在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可在某一户人家，他们砸完屋内所有的东西，正想把墙上的画扯下来，一并丢入火堆里烧了。

谁料目光碰到那幅画时，眼泪却先涌了出来，瞬间冲掉了眼底的凶戾。

最后，他们留下了那幅画，流着泪走出了那间屋子。

那幅画叫《晚步》，是许幸之1926年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时创作的，画作背景自然是日本。

可能看到这幅画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才没有破坏它吧。

《晚步》

得知此事，许幸之有感而发，决定写一首诗送给他们：

将来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把这幅画作为侵略战争的“目击者”送给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幅画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要不你们先替我保管，等中国赢来最后胜利的时候，你们把它作为忏悔的象征，再把它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看似温柔安慰，实则重拳出击：中国一定会赢来最后的胜利，你们一定会忏悔！

能让敌人流下热泪，不用看画，也知道定画得很好。

“画得很好。”

1923年郭沫若第一次见到许幸之的画时，也是这么说的。

（年轻时的许幸之）

当时，许幸之刚从上海美专毕业，毕业即失业，他的同学也是如此，于是几个人商量着到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继续进修画业。

四月研究会搞了一次习作展览会，创造社的三人——郁达夫、成仿吾、郭沫若一同去看。

戴着金边眼镜的郭沫若，一眼看中了许幸之的画，得知许幸之才19岁，更是感慨：“年纪很轻嘛，很有前途啊！”

后来在郭沫若的鼓励下，许幸之一无所有，却萌生了要去留学的念头。

了解到许幸之需要洗盘子、送外卖兼职卖化妆品，打几份工才能维持在日本的学习，郭沫若固定每个月给他发了20元。

郭沫若当时在上海学艺大学教书，一个月工资150元，一拿到手就全寄回家里。

那段时间，家人问他怎么月月少了20元，郭沫若含糊其辞说拿去买书了。

许幸之感动不已：

“当我一听到这消息时，禁不住一阵心酸，感激的泪珠夺眶而出。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郭师这种尽心竭力来培养青年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然而，郭沫若这份良苦用心，许幸之“没有好好珍惜”。

听说国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幸之按捺不住回国的心情，他写了一封信给郭沫若，表达自己想要回国献一份力的志愿。

郭沫若寄了一笔钱过去，附电报说：“你如决定回国，就用这笔钱作路费，否则，就将此款缴纳学费之用。”

许幸之拿着这笔钱买了船票回国了，义无反顾踏进这片满目疮痍的故土中。

虽然最后没能见到郭沫若，还倒霉被关押了3个月，但他这颗为国效力的种子算是永久种在了这片凋敝的国土上。

了解了许幸之的整个人生，你会发现，他始终围绕着国家的命运在盘旋、转动。

甚至在这个国运沉浮的漩涡里，他不只用画家搅动，他滚烫炙热的爱国心，还滋养了他新的武器。

1937年，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战火弥漫，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壮士（800是假的，是为了虚张声势，实则就400多人）以寡敌众，抵住了对方的多番进攻，炮火连天之间，国旗仍然高扬于上空，居高临下俯瞰着蝼蚁一般的敌人。

当时，距离战场不远处的一幢破败建筑物，架着一台摄影机，有两个人影猫在后面，无声地记录着这一切。

一个叫吴印咸，名扬国内外的中国著名摄影家，还有一个，正是许幸之。

他们看着不远处，枪林弹雨中的将士们，像一片倔强挺立的芦苇荡，时而迎着炮火朝前涌，时而被硝烟压得往后倒，身影在火光里忽明忽暗。

黑灰色的硝烟越积越重，渐渐蒙住了许幸之的视线，到最后他已经分不清是眼泪模糊了视线，还是硝烟，也分不清那在炮火里晃动的，是人影，还是真的芦苇。

芦苇怎么会像人那么坚强，倒下去了还能爬起来继续往前冲。

人哪有芦苇那么脆弱？芦苇被折断了，来年还能再抽新芽，可人倒在炮火里，人坏了，化作一滩血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许幸之流着泪，和吴印咸一同制作出纪录片《中国万岁》。

可惜，这部片子最后因不可控因素被销毁。

后来，许幸之又与吴印咸参加了故事片《 风云儿女 》的拍摄，许幸之执导，吴印咸拍摄。

在狱中的田汉用一角香烟盒，写下了一段歌词，秘密送了出去，许幸之和聂耳拿到后，两人几天几夜凑在一起研究作曲。

那个烟盒，许幸之珍藏保存了快20年，最终不知遗落在何处，但那首歌离开了烟盒，在中国的土地上唱了一年又一年，每个中国人都会唱。

它叫《义勇军进行曲》。

黄永玉透露：“《义勇军进行曲》最后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是聂耳完成了这首歌曲之后冲进许幸之的住处，聂耳唱了几遍之后，许幸之建议加上的。”

时隔这么多年，想必很多人现在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总是不自觉跟唱，唱着唱着眼眶红了、喉咙发紧是本能反应。

不仅是因为它每字每句都镌刻着人民的抗争、不屈，更是当初创作这首歌的人，本身就带着满腔热血、赤诚。

聂耳曾对许幸之说：

“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

（聂耳最终在国外完成此曲，寄回国不久，他便意外溺亡，年仅23岁）

1935年5月2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风云儿女》迎来了首映。

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振奋人心：“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

《申报》电影广告栏亦是：“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待硝烟渐渐散去，1954年许幸之才同意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油画系教授，还参与筹建美术史系。

在此之前的数年，他一直游走于电影界、作曲界。

离开了战争的烟海里，他这条上岸的鱼，身体似乎还有记忆。

开会时，大家偏离了会议主题，说到了什么玻璃葡萄，谁也不敢点出来，只有许幸之直接开呛：

“前门外，东安市场玻璃葡萄我没仔细看过，没资格发言。我只是希望不要让大家整个下午宝贵时间讨论并不重要的玻璃紫葡萄问题。是不是可以换个题目？”

有人觉得本就是自由讨论的环节，没必要这么一板一眼，许幸之理都不理，当众离席回家了。

在场有人替他捏了把汗，结果过两天在学校里看到他，跟没事人一样。

许幸之就是这样，好似再大的风雨，在他脸上都翻涌不出一个完整的浪潮。

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回忆他读研时的经历：

“作为老央美人，我至今记得当年在王府井老校园里能经常见到许幸之先生，他常穿着一件暖红色的毛衣，满头银发，很有学者型艺术家的风范。

让人难以从他平和而慈祥的神态中看到他经历过那么多历史风云，作出过那么多为历史所铭记的艺术贡献。”

跟黄永玉一同劳动时，许幸之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没有觉得大难临头，反而还撺掇黄永玉一起去摘美协门口的“毒蘑菇”。

他画的风格被曲解，别人还在绞尽脑汁想怎么安慰他，却发现他神色如常。

不同阶段见到许幸之的人，无一不说他“精神健旺，温文儒雅，目光炯炯有神”。

再大的事，落到他身上，都像一粒尘埃，他拍拍身子，就掉下了。

人们会因看到叶子褪尽，而为秋树感到惋惜，却不知树享受秋天的每一次摇晃，当叶子全部落下，是秋天给它的最后一次荡秋千。

它渴望平静，也享受每次震荡，不去追问风为何这样对自己，只完成自己身为一棵树的使命，默默蓄力长出新叶，然后凋零……

参考资料：

1、文摘报｜许幸之：一颗璀璨的艺术明星

2、扬州晚报｜再说许幸之

3、中央美术学院｜黄永玉：孤梦清香——难忘许幸之先生

4、刘新｜不要忘了许幸之

5、中央美术学院｜《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故事

6、东方文化周刊｜许幸之：又见风云，又见远山

7、文汇笔会｜读许幸之来信想起的——丁言昭

8、中国美术报｜雄歌一曲献中华——许幸之艺术成就回顾展在京开幕

9、《わが青春の日本》

许幸之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