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天下州府同》：透视宋代四川的权力与文化交融

《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是历史学者黄博的代表性著作。作者黄博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深耕宋史研究领域。

黄博指出，宋代四川“不与天下州府同”的区域特殊性，并非偶然形成，而是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中央政策与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四川盆地为秦岭、大巴山所环绕，形成天然的封闭性地形，长期与中原政治中心交往不便，处于相对边缘的政治地位。早在先秦时期，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便体现出与中原地区周文化的显著差异；战国时期秦国吞并巴蜀后，选择保留当地原有制度与文化传统，推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策略；秦汉时期虽在此设置郡县，也依旧延续了这一灵活的管理模式。此后这种特殊治理传统沿袭千年，奠定了四川独特的发展路径。

宋初，四川因地处偏远、动乱频发；因此在淳化五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宋太宗任命张詠为益州知州，赋予其“便宜从事”的特殊权限。南宋时期，中央设立“四川制置使”制度，进一步扩大了主政官员的权限。这种贯穿两宋的制度性授权，直接强化了宋代四川的区域特殊性。同时，因四川素为多民族聚居区，中央政权不得不“因地制宜”，采取“以夷制夷”“羁縻治理”的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四川的地方特色。

宋代四川的区域特殊性，集中体现在治理模式、文化政治与地方与中央的互动关系等三个层面。宋代虽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四川却形成了经中央授权的“特权样本”式治理模式：但这一特权却并非为了分裂，而是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在文化政治层面，虽然时人将四川视为文化边缘区域；但蜀人却在吸收中原地区学术知识的同时，在学术与文化领域创造出极具特色的文化成就。在地方与中央的互动关系中，四川始终试图提升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和地位，但中央政权却始终对此进行打压。

书中收录了众多具体案例，使宋代四川的区域特殊性得以更鲜活具体地呈现。列举其中三例说明。

首先是书法史的沉寂与突破。汉唐时期，巴蜀地区在文学、经学领域人才辈出，然知名书法家却颇为罕见。黄博指出，这一现象与巴蜀地区士族阶层的缺失密切相关——汉魏至隋唐时期，书法家多出自具有文化传承的士族阶层，蜀地因各种原因，缺乏深厚家学传承的世家；直至宋代苏轼崛起，这一局面才得以打破。

第二个案例围绕渝州（今重庆）的区域意象与地名更改展开。渝州被时人视作“乱邦”“危邦”。崇宁元年（1102年），赵谂谋反事件发生后，宋徽宗因忌讳“渝”字所含的“变化”之意，下诏将渝州改名为恭州；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善渝州的治理状况。

第三个案例为士人度正的人生经历。度正为合州巴川县（今重庆铜梁）人，作为朱熹的弟子，其仕途生涯多任职于巴蜀地方行政体系内。虽然理学的学术成就并不显著，度正却始终坚持在蜀地传播理学思想，其人生经历集中体现了宋代四川边缘士人既“安其乡里”，又力求融入“天下”文化体系的复杂心态。

本书揭示出，宋代四川“不与天下州府同”的区域独特性乃是“融入天下”而非“自我封闭”的历史产物，全书从书法史、地名变迁、士人活动等微观维度切入研究，将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与微观层面的案例考察有机结合，为理解中国历史上区域发展的复杂性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与研究思路，还原了宋代四川的历史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