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成上海文化名人，袁殊如何转型红色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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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学名袁学易，曾用名曾达斋。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没落官宦家庭。

父亲袁晓岚是蕲春的一名秀才，因精通算学，在当地小有名气。以后就读于湖北省最高学府文普学校。袁氏家族出了几代读书人，一度成为望族，延续到袁晓岚这辈，虽是书香门第，但因战乱已家道中落。

19世纪末叶的中国，正处在清王朝专制统治之下，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读书人出身的袁晓岚被爱国之心驱动，不愿再埋首古旧书堆，投身到推翻满清政府的斗争之中。他先是参加保路同志会，后又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

母亲贾仁惠，湖北大冶人，出身于官办盐商家庭，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小女儿。她知书达理、性格刚强，对幼年袁殊个性的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袁晓岚四处奔走革命，无法供养家庭。袁殊和小他四岁的弟弟跟随母亲在外祖父家中居住。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晓岚赴法国勤工俭学。途中被轮船上的货箱砸伤手臂，经当地华侨帮助转道至上海，住广慈医院治疗。贾仁惠卖掉嫁妆，携带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上海寄住姐姐家中。姐夫董尧风是湖北社会名流，曾任湖北省参议长，当时正在上海赋闲，收留了袁家母子三人。

八岁的袁殊每天由表哥董纯才带领，到浦东中学小学部念书，后又转入三林塘读高小。就在此时，一连串的不幸降临贾仁惠头上，袁晓岚外出谋生抛下母子三人另外成家；娘家人相继过世，生活无人接济；董家为生计返回湖北老家。

走投无路的袁家母子在同乡指引下，来到距海边两三里路的浦东十八街。这里是湖北籍码头工人聚居的地方。好心肠的同乡帮着母子三人勉强安了个家。

贾仁惠面对接踵而来的不幸，顽强地挑起了生活重担。她白天烧老虎灶、为人缝补衣裳，晚上教工人识字，换点柴米莱蔬。在这“饥寒奔食抛乡土，母子相怜让薄羹”的艰难时日中，小袁殊饱尝了生活的辛酸。

为帮助母亲维持生活，11岁的他便到一家印刷所当学徒。白天学排字、干杂活，晚上给客户送清样。在等待批改清样时，渴了便讨碗水喝，累了就倚在台阶上睡一觉。有时，他默默地站在文人墨客的沙龙旁，听他们高谈阔论，虽然不懂，但这种文人聚会侃侃而谈的场面，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为省下老板给他做路费的十几个铜板带回去给母亲补贴家用，小袁殊每天步行几个钟头。他从肮脏拥挤的棚户区，走到整洁宽敞的富人区，又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回到昏暗破旧的贫民窟，脚下是浑然两个不同的世界。那幽静的哈同花园是富人的乐园，长长的围墙外则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劳苦大众…贫富生活的鲜明对照强烈地刺激着他幼小的心灵。

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不公道？就在这往返的两个世界中，小袁殊开始了对人生的思索，他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铲除这人世间的不平等。

一贫如洗的家境使袁殊辍学，强烈渴求知识的愿望，驱使他一次次找那个不情愿相见的父亲。一天，他饿着肚子去环龙路44号国民党工团找父亲，再一次提出上学的要求。袁晓岚正面临失业一筹莫展，饿急攻心的小袁殊绝望中晕倒在地上。袁晓岚的同事围拢过来，一位长者被小孩子的执著所感动，扶他起来说：“把他交给我吧！”他通过熟人将袁殊免费送进立达学园读书。

立达学园的创始人是匡互生，此外有巴金、丰子恺等人。教员中有许多是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袁殊最崇拜的老师是主张个性解放的夏丐尊、丰子恺，以及夏、丰的老师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学校所奉行的无政府主义，与袁殊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相吻合，他很快便接受了这一思想，参加了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他还与同学黄其启在宿舍的门窗上办了个《窗报》，学生、老师都来看，因而得了个“报馆先生”的绰号。这是从小立志做报人的袁殊办的第一张报纸。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的工人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街头演讲，声援纱厂工人。袁殊作为立达学园的学生代表和宣传员，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行至南京路时，英国巡捕突然向队伍开枪。年仅14岁的袁殊，在突发的流血事件面前毫不畏惧，他与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的学生代表刘真如、邵华、冷俊一同商量，如何指挥游行队伍继续前进。

看着这位少年沉着冷静、善动脑筋的样子，几位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不由自主地纷纷点头，听他安排行进路线。

少年时的袁殊，便显示出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才干，和这些大学生成为好朋友。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夕，袁殊离开立达学园走向社会，参加了北伐革命。已经担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的邵华，委派他到宣传股任少尉股员。

他写标语，贴安民告示，为报社投稿，甚至到硝烟弥漫的前线参加战斗…

一年后晋升为中尉股员，时年16岁，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北伐沦为军阀混战，袁殊离开部队回到上海。他加入了进步文学团体“狂飙”社，结识了马彦祥、楼适夷、柯仲平、陈凝秋（塞克）等进步青年。

一天袁殊的表妹董曼尼带来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同学，她叫马景星，当时正在上海美专读书。“狂飙”社这群青年人憧憬未来、无拘无束的谈吐深深吸引了她。马景星出身富有人家，但她渴望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很快便加入了年轻人的聚会。她欣赏袁殊的聪明才智，尽全力资助他投身进步文化活动，后来成为袁殊的妻子。

为养活母亲和弟弟，袁殊只得靠卖文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发现他能写文章，当即拍板让他做宣传部助理干事。月薪一百余元，对一个18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不低的收入。袁殊攒够一笔钱后，便辞去工作，与马景星结伴东渡日本，为实现人生的理想走上求学的道路。

经过东亚日文预备学校的学习，初步掌握日语后，袁殊选择了新闻学专业。他阅读了大量新闻学、社会学著作，开始关注亚洲地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撰写了《日本国对华政策》、《印度独立运动史略》两篇长文，在国内发表。他十分关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国政局，并意识到，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立运动都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

在日本留学期间，对袁殊人生道路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件事，就是他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照中国革命的现状，他从理论上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中日货币兑换率猛增一倍。因经济拮据，袁殊只好于1930年回国。

回国之初，袁殊参加了由马彦祥、洪深主持的“联合剧社”赴南京公演。同行的有袁牧之、王莹、柯仲平、高歌等人。演出剧目有《娜拉》、《上海之夜》、《战士的儿子》等等。袁殊除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外，还串演一些角色。演出轰动了南京，场场爆满。在答谢宴会上，袁殊代表“联合剧社”致答词，他大骂国民党摧残进步文化，痛斥教育界的黑暗腐败，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传出消息：袁殊和王莹是“联合剧社”中的左倾分子，马彦祥立即让袁殊和王莹提前返沪。幸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方觉慧和萧同慈是袁晓岚的同乡、同事，他们说“小孩子胡闹”，便未加追究。萧同慈曾目睹小袁殊晕倒在环龙路44号，后来袁殊办《文艺新闻》时，他和方觉慧又为他开了绿灯，这为袁殊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

1931年3月16日，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周刊问世了。为了这张小报的出版，他四处奔走，争取到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马景星从娘家要来500元开办费，好友翁从六帮忙筹划理财，陈望道、任白涛、汪馥泉等文化界名人给予热情赞助。袁殊本人集撰稿印刷、出版、发行于身，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他立志做报人的愿望。

《文艺新闻》创刊不久，左联便派楼适夷、夏衍帮助袁殊工作。鲁迅通过冯雪峰对该刊给予关注，并与瞿秋白一同为刊物写文章。《文艺新闻》后来实际上成了左联的刊物。

面对凶残的反动派，袁殊与冯雪峰不顾个人安危冲破白色恐怖的封锁，勇敢机智地将五烈士遇害的惨闻披露于社会，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前哨》第一期出了“纪念《战死者》专号”，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左联”向全世界发出宣言，指出：国民党已经走到了末日，他们在中国革命运动面前发抖了。呼吁一切为真理、光明而奋斗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们给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以有力的声援！茅盾和史沫特莱将此译成英文，美国《新群众》杂志首先转载。日本左翼记者尾崎秀实将此文译成日文，寄给高尔基的英文版被译成俄文…在国内外引发了一场揭露反动派残暴行径的斗争。

从此，袁殊参加了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与潘梓年、朱镜我共同负责“左联”、“剧联”、“社联”之间的联络工作。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学校新闻讲话》、《现代新闻学》、《报业大王哈斯特》、《最初的欧罗巴之旗》等著作和译作。

同时，他在《文艺新闻》第18期发表的《报告文学论》中，首次提出“报告文学”这一中文译名，并从理论上对这一文学形式进行了系统论述。

从事新闻理论工作的长者任白涛撰文说：“他给中国新闻界造了不少新记录。”

1931年7月，为培养文艺骨干，左联、社联联合举办文艺暑期补习班，由鲁迅演讲，冯雪峰秘密通知袁殊前去参加。鲁迅演讲的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会后袁殊与同去的于海核对了笔记，整理成一篇文章，在《文艺新闻》第20期上发表，此文就这样流传开来，并产生很大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反帝联盟”成立，胡愈之、袁殊等被推选为执委会负责人。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文艺新闻》出了《烽火》特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讴歌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壮举，激起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潮。广大知识分子、学生纷纷投稿，印刷工人义务加班，日销量达万余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为进一步宣传抗日，袁殊发起成立了“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加入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文艺新闻》还举办了读者联谊会，为穷苦的工人、学生建立公共图书馆，组织读书报告会。后来在读者联谊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曙星剧社”。袁殊为剧社写的剧本《工厂夜景》，在“民众反日救国会”举办的抗日联合大公演中广受好评。

郁达夫评论说这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随后，在北平、天津、苏州等地相继上演了这部剧作。1936年上海《生活知识》一卷十期发表《九·一八》以来国防剧作编目，《工厂夜景》列入其中，被誉为优秀国防剧作。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茅盾、鲁迅等43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人民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袁殊在告世界书上签名。同年12月，中苏两国政府恢复邦交，柳亚子、鲁迅等57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袁殊列名其中。

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袁殊少年时期曾追随过无政府主义，幻想着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凭个人意愿自由择业的社会。在现实社会中，他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在投身左翼进步文化活动中，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他迫切感到需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提高，便向一起工作的朱镜我提出了入党要求。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梓年的通知，来到位于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在等着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当时，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为了追求真理，袁殊毅然作出了这一政治抉择。

潘汉年对他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退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

王子春说：“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你很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暴露自己。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

潘汉年接着说：“要终守自己的信念。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初涉情报工作的袁殊对此行一无所知，王子春手把手的教给他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他们开始寻找打人敌人内部的途径。

王子春要袁殊想想在敌方营垒中有无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起初袁殊只想到了父亲袁晓岚的同事胡抱一，一个职位不高但资格很老的国民党政客。通过胡的介绍，认识了曾任戴笠副官又与之分道扬镳的王亚樵，但都未打开工作局面。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这才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

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

袁殊从不与他们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因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个简历，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并让袁殊投其所好，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附上。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一个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为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不能不给面子；二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为吴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结果得了势，受恩于袁家，借此报答。

这些社会关系，犹如把无形的保护伞，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起到了遮风挡雨的作用。

由于接受了新的任务，袁殊不能经常到《文艺新闻》社去上班，这引起共同办报的好友楼适夷的不满和怀疑。

他向潘汉年和冯雪峰报告：“袁殊近来不热心办报整天到处乱跑…”

潘汉年敷衍道：“你不要听别人乱说。”冯雪峰只好说：“你不必管他，他有他的任务。”

1932年下半年，奉组织之命，《文艺新闻》停刊。同甘共苦创业的翁从六无法理解，他认为袁殊在当局的监视下害怕了。袁殊不能做任何解释，两人暂时分手了。对挚友楼适夷，袁殊只有暗示：“今后我很可能在社会上搞得身败名裂，但别忘了，我们仍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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