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志愿军爱上朝鲜姑娘，选择放弃中国国籍，后来怎么样？

“1959年初冬，临津江水已经结起薄冰——老王，你真不跟我们回去了？”宋排长挎着行囊，脚尖在地上搓着冰碴，压低嗓子问。王兴复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盯着江面对岸淡淡的晨雾，半晌吐出一句：“我得给她一个交代。”战友愣住，拍拍他的肩膀，转身去集合。

那一天，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的命令传到第四兵站，帐篷里一片热闹：有人清点背包、有人复写家书，欢声伴着零散的叹息。可在角落里，王兴复把钢盔翻来覆去，仿佛那是个两难的天平。一边是“回家”二字，一边是吴玉实。朋友劝他早点打报告，他反倒沉默得更久——长官也清楚，这事没简单答案：规章摆着，感情也摆着。

时间往回拨到1950年深秋。初到朝鲜，王兴复19岁，新兵蛋子一个，分在后勤，负责接收民众捐来的粮布。那天午后，天色金黄，一个背藤筐的姑娘喘着热气走进兵站，她的中文生硬却清晰：“给前线哥哥们。”筐里是满满的高粱米。王兴复帮她卸下重担，顺口问了名儿——吴玉实。名字平常，笑容却像一束光，闯进少年兵的视野。短短几分钟，谁都没把这段相逢当回事。战争紧逼，部队换防，兵站拆了又建，他以为那姑娘早被硝烟吹散在记忆里。

1953年停战协议签字后，前锋部队陆续回国。王兴复却被留下做灾后恢复，一人对接一户，帮扶农家，修屋、插秧、教识字。分派名单下达，他推门进了那座低矮旧木屋，刚端起里间药碗的姑娘抬头，两人同时一怔——还是她。命运把最意外的重逢安排得云淡风轻。老人卧病，两个哥哥阵亡，屋子年久失修，田地杂草蔓延。王兴复挽起袖子，一头扎进这个支离破碎的小家：补墙、排水、背柴、犁地，日子一天天过去，兵站与村舍之间的土路被他的脚步踩得坚实。

情感就是在锅碗瓢盆、锄头和汗水里悄悄发芽。有一次，他外出运粮摔伤脚，静养半月。吴玉实听说后，连夜赶到兵站，坐在他床边补衣。针尖掠过灯下线头，细碎声响像雨点落在铁皮屋顶，他忽然心里一软：原来自己早把这姑娘当成了家。那夜，他轻声说了句：“等我好，想跟你谈谈。”她点点头，泪光微闪。话不多，却足够。

真正的难关是组织程序。志愿军条令明令禁止与当地民众结婚，何况朝鲜也不准本国姑娘外嫁。放弃军籍、改换国籍，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王兴复先找连长，连长直接把他推给师部。几番层报，北京的批复发来：“尊重个人选择，中朝友谊不因国籍而减。”字数不多，却意味着告别军装、告别护照、告别家乡。宋排长把批复递给他时，只说了一句：“兄弟，自个儿掂量。”

1959年，他脱下穿了近十年的军衣，在平壤民政厅领到朝鲜身份证。结婚那天没有隆重仪式，邻居咖啡壶里热了两坨年糕，当地干部致辞：“你们的结合，是友谊见证。”王兴复握着吴玉实的手，心里酸涩却踏实——从此他是两种身份的混合体：前志愿军、中国人出身、朝鲜籍丈夫。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柴米油盐。

靠着兵站里学的文化课，他争取到一所华侨小学的教员位。课间，他常把拼音表、算盘和关东腔故事揉在一处，小学生们用蹩脚中文喊他“王先生”。工资不高，但一家三口温饱无忧。后来妻子生下女儿、再添儿子，家里墙上挂满孩子涂鸦的长城、黄山和金达莱花。他常在夜深时，走到院外，望着远方黯淡的月色，自言自语：“爹娘是否还在？家乡变成啥样？”妻子站在门口，轻轻揽住他肩：“等条件成熟，咱回去。”

1967年，他第一次走进中国驻朝鲜使馆，递交恢复国籍申请。那是非常时期，申请被束之高阁。文件一次次补、照片一次次重拍，来来回回十年，窗台油漆都裂了，他依旧没等来消息。再交申请是70年代末，局面逐渐好转，终获批。批准书下来那天，他握着红彤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像抱住刚出生的孩子。

1981年盛夏，他携妻带子坐上通往丹东的火车。鸭绿江大桥驶过时，列车员在车厢里喊：“到中国喽！”他眼眶瞬间热了。三十年物是人非：父母已故、旧宅拆迁、少年伙伴各奔东西。可乡音一出，他仍能对答如流。地方政府给他安排了中学教师岗位，他照旧讲解古文，偶尔加一段战壕生活，学生听得入神。妻子学会了包饺子，女儿进了大学，儿子参军穿上了他梦里无数回出现的军装。

低调的两口子没把往事当传奇，媒体登门采访，他只说：“我干过两件事：打过仗，教过书，别的没什么。”可熟悉他的同僚知道，深夜灯下，他偶尔摸出那枚旧领章，指尖停留很久；再抬头，目光已平静——选择的后果他全都承担，也全都珍惜。

如今王兴复年逾九旬，身体硬朗。小院里桂花几乎年年盛开，孙子们吵闹时，吴玉实会用略生涩的普通话喝止：“别闹，让爷爷歇会儿。”老人笑眯眯摆手：“吵点好，家里才有烟火气。”很多邻居不清楚他的过往，只知道这位老教师说话带点关东腔，偶尔夹进几个朝鲜词。其实那都无所谓——国籍变换了两次，可在这老人心底，故乡与爱情共同生根，没有一件能轻易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