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主义”的陷阱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大部分时候，个人的财富越多，意味着工作时间越少。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有钱就有条件去减少工作。在多数文明当中，闲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雅典人会认为闲暇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因此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去进行艺术创作或者体育活动，去思考人生的本质。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闲暇才是一切人类行为的目标，是所有行动所追求的终点。基于他在美国的观察，发现现在的人们却严重偏离了这一轨道。他说，在过去50年里出现一种奇怪的趋势：尽管财富和生产力都在提升，但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却比以往工作得更多。美国的专业人士不再用财富换取闲暇时间，而是用闲暇时间去换更多的工作。美国的工作文化就像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因为一天到晚都在工作，所以一停下来不知道要干吗；正因为不工作的时候不知道该干吗，所以只能继续工作。
当我们在描述休息状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叫“充电”。这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像我们说给手机充电，充电本身不是目的，充完电之后继续使用手机才是目的。当我们把自己的休息描述为充电的时候，也意味着休息只是为了再度投入工作去做准备。梅根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新闻工作者，她16岁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因为写了一篇报道，被授予了年度记者奖，获得了很多记者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影响力。她在23岁的时候被派往巴格达报道伊拉克战争，往后在职场上一直走得很顺利，做的也都是她理想的工作。她习惯了拼命工作。有一次跳槽，她换到了一个每天工作时长相对没那么长的岗位。结果她发现，每次回家，她都感觉内心支离破碎。倒不是因为工作忙，而是因为不工作的时候她也没法彻底放松。她曾经给自己休过一个长假，但她发现自己一松懈下来，就有一种想要从事生产的冲动，要么是思考下一步的计划，要么是要写一本书的提案。而等到她真的要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她也会内疚，觉得自己没有好好休息放松。说她漫步在卡兹基尔山脉，想要清空思绪，脑中却控制不住地反复思考她想提报的专题报道，或者琢磨新的媒体商业模式。梅根自己也在反思，她说：“我真的很喜欢工作，我喜欢我做的那些事，但我确实会想，我每天工作的动力，有多少是因为热爱，有多少是因为我别无他选。”什么叫别无他选呢？还记得前面咱提到的吗，对于像梅根这样的人来讲，工作已经成为他们意义感的主要来源。
有一位叫莉兹的人，她大学毕业之后去一所中学当老师，她很热爱这份工作，总是早早到校，很晚才离开。但是在当老师的第三年，因为长期的工作和教学压力，她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她不得不辞去这份曾经让她觉得是“使命”的教学工作。

在养病期间，莉兹感到的不是无聊或失落，而是恐惧。她说：“当你没办法说'我是谁'的时候，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一开始，莉兹总会纠结自己能产出什么。到后来，她才学会了用自己的品德来定义自己，她会告诉自己说：“我是一个愿意花时间帮助别人、充满爱心、善于倾听的人。”类似的例子还有迪维娅。迪维娅是一名厨师，也是年轻有为。她在22岁的时候被聘为一家知名餐厅的研发厨师，在26岁的时候，被列入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的杰出人物”年度榜单，并且有了自己的公司。但是后来，她跟她的商业伙伴兼导师产生了分歧，离开了她一手创办的企业。一开始，这种转变很痛苦，迪维娅会感觉自己的身份出现了空洞，没有这份工作，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她整个人都泄气了，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但也正是在这段不工作的时间里，迪维娅慢慢建立了自我意识。她开始探索一些被自己搁置的爱好。比如说，她会去红山森林露营，会去海岸冲浪，她还喜欢滑板，而且发现了为自己下厨的乐趣。于是，她不再只是一名打工人，她会滑板，能素描，人脉丰富，30多岁依旧玩心不老。她喜欢把朋友带到城郊的秘密据点，穿着万圣节服装去攀岩，她还会教她的室友从零开始做沙拉。
心理研究表明，像迪维娅这种对自己的不同方面进行投资的人会更容易应对挫折。相反，如果只让生活的一个侧面定义我们，我们很容易被变化打倒。这其实就是工作主义的陷阱，过度认同自己的一个侧面（比如工作）是很危险的。
作者回忆了他27岁时的一段求职经历。当时他有两份很好的工作机会，一份是在一家线上时尚杂志担任专职作家，另一份是去一家著名的设计公司担任设计师。这两份工作都很好，只能二选一，所以作者很痛苦。他只要假设自己选择了A，就马上想出很多理由为B做辩护，反之亦然。他这种行为很矫情，但是对当时的他来讲，这个选择非常重要，因为他选择的不仅是工作，更是他的身份。这将决定他将如何去回答“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在他眼里等同于“你是谁”，所以他简直不是在取舍工作，而是在取舍人生。当时的他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事情，对朋友毫不关心，对伴侣也是一样，整天念叨着职业选择上的事情，工作做得也不好，一心只想着怎么成就自己。当我们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去投资生活中其他意义来源的时候，失去了职业身份，都很可能让整个人生受到震荡。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当我们某阵子的生活都是以工作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整天跟同事打交道，但凡他们批评我们一句，我们都很可能觉得自己很失败。在作者看来，将我们的身份认同全部寄托在工作这个篮子里是很危险的，尤其是这个篮子本身就脆弱不堪。

把工作当作自我价值的寄托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对理想工作的追寻。在过往，人们在工作当中最看重的是安全感和稳定性，可现在，渐渐变成了热爱和意义。一本畅销书，名字叫《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这本书当中传达了一个观点，意思是你的工作应该反映你的能力和愿景。在此之前，更多人把工作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比如说，为了养家，为了给社会做贡献。至于是否喜欢工作本身，在人们的主流观念当中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在《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这本书出版50年之后，“理想工作”这个词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增长了10000%。
去寻找符合自己期待的工作，这自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工作主义是一种宗教，那么理想工作就是神祇。如果我们相信存在理想工作，就会不停寻找，最终身心俱疲。这和我们寻找理想爱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对爱人的期待设定为能够满足我方方面面需求的理想形象，那我们大概率只能失望，因为不可能有完美的爱人。同样的道理，把工作赋予过高的意义，最后带来的也只能是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