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如果儿童杀了人，会被判刑吗？当时法律如何规定的？

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犯了错，大人们总会说“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

那么，在遥远的清朝，如果一个儿童真的犯下了杀人这样的大罪，是不是也能因为一句“他还是个孩子”就免于处罚呢？

很多人可能会想，古代法律严苛，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也有些人会觉得，古代社会讲究宗法伦理，对年幼的孩子总会网开一面。

清朝的法律，也就是著名的 《大清律例》，究竟是如何规定这件事的？

恤幼与慎刑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明白清朝法律的一个核心指导思想，那就是“明德慎罚”，具体到老人和小孩身上，就是恤幼慎刑。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文绉绉，说白了，就是体恤年幼的人，在用刑的时候要特别谨慎。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古代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吗？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

清朝的统治者认为，对年幼者和年老者动用严酷的刑罚，是有伤天和的事情。

因此，在法律条文的设计上，他们确实为这个特殊群体开了很多“绿灯”。

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犯罪就完全没有后果。

恤幼慎刑的原则，更像是一个“减速带”而不是“免罪金牌”。

它的目的是避免对那些心智未开、无心犯错的儿童施以过于残酷的惩罚，但绝不等于纵容犯罪。

“熊孩子”也分年龄段

跟我们现代法律一样，清朝的法律也早就认识到，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 《大清律例》 对儿童的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了非常精细的划分，这直接决定了一个孩子犯罪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划分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是七岁这个门槛。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七岁以下的孩子，哪怕犯了死罪，原则上也是“不加刑”的，也就是说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可以看作是古代法律对完全无责任能力年龄段的认定。法律认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完全处于蒙昧状态，其行为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犯罪。

接下来是十岁这个节点。对于七岁到十岁之间的孩子，法律的处理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他们犯了杀人这样本应判处死刑的罪，案件不能由地方官员擅自判决，必须上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裁决，这个程序叫做 “上请”。

皇帝会根据具体案情，比如孩子的作案动机、手段以及悔过态度等，来决定是宽宥还是惩罚。

然后是十五岁这条线。对于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少年，法律对他们的宽容度就大大降低了。如果他们犯的是流放以下的罪行，可以通过缴纳罚金来代替刑罚，这叫作 “收赎”。

但如果犯了杀人罪，情况就严重了。虽然他们通常可以免于立即执行死刑，但依然会被判处“斩监候”或“绞监候”，也就是死缓。

而且，到了这个年龄段，再想通过“上请”程序获得皇帝的赦免，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从这个年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的法律对儿童犯罪的处理，是一个责任逐渐加重的过程。年龄越小，受到的保护越多；随着年龄增长，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越来越重。

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年龄划分，我们再来看看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一个孩子犯下了杀人这样天理难容的大罪，这些规定又会如何适用呢？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杀人偿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朴素正义观。那么，当凶手是一个孩子时，这条原则还会被严格执行吗？根据我们上一章讲到的年龄划分，答案是：视情况而定。

如果一个七岁以下的儿童，在玩闹中失手导致他人死亡，按照律例，他大概率是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罚的。当然，民事上的赔偿，比如安葬费等，其家庭还是需要承担的。

如果凶手是七岁到十岁之间，事情就棘手了。案件会被层层上报，最终摆在皇帝的龙案上。

此时，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出现了，那就是被害人的年龄。清朝的律例补充规定，如果被害的孩子比行凶的孩子年长四岁以上，那么行凶的孩子获得宽宥的可能性就很大。

但如果被害者与行凶者年龄相仿，甚至更小，那么行凶者就可能会被判处“绞监候”，等待秋后处决。

法律在这里的考量是，一个年幼的孩子杀死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孩子，很可能是出于自卫或被欺凌后的反抗，情有可原。反之，则说明其行为的恶意更大。

而对于十岁到十五岁的少年来说，他们一旦犯下故意杀人罪，几乎就告别了被彻底赦免的可能。他们最好的结果，就是得到一个“监候”的判决，也就是死缓。

他们的性命暂时被保住了，但依然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能否活下来，还要看后续的表现以及是否能遇上大赦天下的机会。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在法律眼中，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辨别是非能力，因此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

由此可见，清朝法律在处理儿童杀人案时，并不是简单地一刀切，而是综合了行凶者年龄、被害者年龄、作案情节等多种因素进行考量，力求在“恤幼”原则和维护社会公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然而，律例是死的，人是活的，在真实的司法实践中，一个案件的最终走向，往往还会受到更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间。

一桩震惊乾隆朝的少年杀人案

理论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案子，感受一下清朝法律在现实中的运作。

这个案子发生在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地点在湖北蕲州。

案子的主角是两个少年，一个叫徐桂儿，13岁；另一个叫曹受儿，年仅10岁。他们因为和另一个9岁的孩子李大生争抢糖果发生了口角和打斗 。在冲突中，曹受儿和徐桂儿联手将李大生按在地上殴打，并最终用石头将其砸死，随后将尸体抛入了河中。

案件发生后，地方官府陷入了两难。按照《大清律例》中关于儿童犯罪的规定，这两个孩子似乎罪不至死。尤其是10岁的曹受儿，正好处于可以“上请”的年龄。

最初，地方官员和一些上级官员都倾向于从轻发落。然而，当时的湖北巡抚姜晟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此案性质恶劣，两个少年合谋杀人，手段残忍，如果不严惩，恐怕会起不到警示作用。

官司一层层打上去，最后到了刑部，刑部采纳了巡抚的意见，判决主犯徐桂儿 “斩立决”，即刻处斩；从犯曹受儿 “绞监候” ，即秋后问斩 。这个判决已经相当严厉了。

但故事还没完，因为所有死刑判决都需要皇帝最终核准。

案卷最终送到了乾隆皇帝面前。乾隆皇帝在详细审阅了案情后，做出了最终裁决。他认为，法律虽然有“恤幼”的条文，但其本意是怜悯那些无心之失的幼童，而不是包庇心存歹念的凶手。

此案中，徐桂儿和曹受儿合谋杀人，行为与成年人无异，其心可诛。

因此，乾隆最终批准了刑部的判决，下令将13岁的徐桂儿立即处死，10岁的曹受儿关入大牢等待秋后行刑。

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另一个发生在雍正年间的案例则走向了不同的结局，14岁的少年丁乞三仔因反抗欺凌失手杀人，雍正皇帝认为其情有可原，最终判其免死减刑，这也说明了皇帝个人意志在司法判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皇帝的个人好恶、他对某个案件的看法，可以直接决定一个孩子的生死。

想想看，这是可幸，也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