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台湾已是白色恐怖的漩涡,却在危险来临前火速送家人离境,自己留在最险处;明明再撑一阵或许就能团聚,却最终倒在刑场——陈宝仓将军1950年的这个选择,藏着革命者最沉重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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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中旬,台湾街头的特务越来越多,陈宝仓看着报纸上“破获匪谍案”的新闻,夜里跟妻子师文通说:“这边要出事,你带着孩子去香港,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就来汇合。”师文通舍不得,问能不能一起走,他摇头:“台南岸防炮位的坐标还没整理完,走了这些情报就送不出去了。”他知道正规渠道容易被盘查,特意找了香港老友、英商怡和洋行经理顾伯诚帮忙,托对方弄“商业考察团家属随行”的名额——这种身份能避开特务的重点检查,走基隆港的客轮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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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一天,陈宝仓把家里的金条分成两份,一份塞给师文通:“到了香港先找个安静的地方住,别跟人提我的名字。”又把儿子最喜欢的玩具车塞进孩子的行李箱,摸着孩子的头说:“爸爸很快就来陪你玩。”1950年1月12日清晨,师文通带着孩子登船时,陈宝仓没去码头——他怕自己的出现引来特务注意,只在远处的巷子口看着客轮驶离,转身就回了国防部办公室,桌上还堆着没整理完的海防情报。从他12月中旬做决定,到家人撤离,前后才1个月,他心里清楚,多耽误一天,家人就多一分危险。
送走家人后,陈宝仓和吴石的接头更小心了。原本每月在台北中山堂旁的茶馆见两次,后来每次见面,他都要换两件衣服,绕两条街确认没被跟踪。2月中旬,他发现家门口总有陌生男人徘徊,去办公室时,身后也像跟着影子,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吴石那时也察觉危险,劝他:“先撤去香港,情报的事我来想办法。”可陈宝仓蹲在茶馆角落,小声说:“最后一份炮位坐标还没核对完,现在走,之前的努力就白废了。”他没说的是,自己走了,吴石身边就少了个能接触核心机密的人,这份责任他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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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彻底叛变;3月3日,《中央日报》头版就登了“破获匪谍案”的消息,吴石当天就被抓了。3月4日,陈宝仓冒险去吴石家查看,刚到巷口就看见特务守着,他赶紧绕路离开,回去后连夜把没送出去的情报烧了,灰烬埋进花盆。吴石的老部下劝他:“现在走还来得及,渔船我帮你联系。”可他说:“得确认接收情报的人安全,不然我走得不安心。”
3月29日早上9点,陈宝仓正准备去国防部上班,刚出家门就被特务围住。他没反抗,只跟邻居说:“麻烦帮我跟家人带句话,我一切都好。”特务后来在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2月4日他签署的《台湾海防部署概要》,末尾“仓”字的签名成了铁证。审讯时,特务问他为什么不跟家人一起走,他只说:“我做的事,得有始有终。”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和吴石、朱枫等人一起被押赴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他朝着香港的方向望了望——那里有他1月送走的妻儿,距离分别才5个月,距离他计划的“汇合”,也只剩2个半月。8月,师文通在香港收到台北亲友捎来的消息,知道他已经牺牲,当场哭晕过去;1953年,大陆官方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辗转送到她手里,证书上“陈宝仓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字,她摸了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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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陈宝仓的骨灰被运回大陆,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师文通抱着骨灰盒,轻声说:“你看,我们回家了,孩子们都还记得你说的话。”没人知道陈宝仓送家人走时,是不是预感到自己回不去;但所有人都清楚,他留下的2个半月,是为了心中的信仰,把生的机会全给了家人,把死的风险扛在了自己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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