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一老妇来到北山烈士陵园，在陈正人墓前痛哭：良凤来看你了

1987年4月的井冈山日头刚露，一辆从吉安出发的中巴沿着蜿蜒山路缓缓上行。车窗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攥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她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肩并肩站在茨坪。司机透过后视镜瞥见，老人眼角挂着泪，却始终坐得笔直。同行的当地干部轻声提醒：“彭妈妈，北山快到了。”老人只是点头，指尖却微微发颤。

到陵园门口，她没有让人搀扶，执意自己迈步。北山烈士陵园的大理石台阶并不算陡，可对一位在晚年仍拖着病体的老人来说，每一步都像攀岩。她没有停，只在一尊尊铜像前默默凝视：朱德、王佐、曾志……那些战火岁月里的名字，如今化作静默的金属，却在她心里依旧滚烫。

她最终站到陈正人雕像面前。这尊铜像穿军装、握军帽，目光越过山脊投向远方，像在巡视当年的防线。老人抬头看了许久，突然轻唤：“正人，良凤来看你了。”声音极轻，却像石子投入深潭，激起所有回忆。下一秒，她伏在铜像的胸前失声痛哭。守墓的老兵后来回忆，那哭声像锋利的锥子，在山谷里回荡良久。

时间倒回六十年前的1928年初春。15岁的良凤——后来改名彭儒——随湘南起义部队穿行在宁冈、遂川一带。瘦小的她背着两杆宣传旗，嘴里不停念着口令，脚步却最快。她是宣传队里最活跃的女孩，也是井冈山最早的女战士之一。那年4月，工农革命军在龙市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年轻的良凤第一次见到陈正人：赤脚、满头汗，刚从前线跑回来就蹲下给战士缠伤口，连水也顾不上喝。

山野的艰苦拉近了这对年轻人的距离。陈正人比彭儒大五岁，做事沉稳，说话却总带三分书卷气。为了表达心意，他写了一封文言情书。彭儒看不大懂，只抓到几句“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行”，便拿给贺子珍“求翻译”。贺子珍笑着说：“这小陈人好，能干，靠得住。”随后，这对革命伉俪在茨坪的夜色里互许终身，没有喜事，也无红毯，仅借篝火照亮木屋，几位战友击掌当贺礼。第二天，陈正人又扛枪下山开会，彭儒则带妇女队分粮做鞋，婚期就这样结束。

1929年初敌军第三次“围剿”井冈山，山口失守。彭儒已怀身孕，她和陈正人带着不足百人的游击队躲进密林。夜宿山洞时，一条破棉被上窟窿数不清，冷风直灌。陈正人用干草垫着妻子，自己靠洞壁坐着。彭儒却轻声说：“我不怕冷，怕没枪。”一句话让陈正人红了眼。他们最终护着游击队安全撤出，顶住了最艰难的日子。

同年秋，彭儒在永新大湾村产下第一个孩子。婴儿啼哭声伴着外头枪火，她只抱了半天，便狠下心托付给乡亲抚养，随部队继续转移。多年后得知孩子早夭，她沉默良久，只说一句：“革命欠他的。”听来平静，实则血肉切割。

1934年，中央苏区形势恶化，陈正人留守江西组织游击，彭儒奉命随主力西征。她在长征途中高烧不退，董必武安排她留在井冈山修养。那段时间，她靠嚼树皮硬撑，仍协助游击队收集情报。直到1937年辗转抵达延安，夫妻俩又在窑洞里重逢。有人打趣：“跨越万水千山的夫妻团圆，是不是得补个婚礼？”彭儒摇头笑：“枪还没放下，哪来闲情。”

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陈正人先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八机部部长。彭儒从延安到东北，再回北京，始终做组织与纪检工作。空闲时，她四处寻找战争中的烈士遗孤。有人劝她保重身体，她却说：“当年牺牲那么多兄弟姐妹，我活着就得替他们撑点事。”短短一句，掷地有声。

1960年，她被评为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领奖时只穿旧灰布衫，上台前还自嘲：“这身衣服够简朴吧？”台下掌声雷动。可动乱年代风云突变，她与许多老同志一起被隔离审查。1972年，在周总理过问下恢复工作，她没有一句怨言，又扑进水产系统调研。每去海岛，她都和渔民同吃同住；海风大，白发被吹得乱飞，她没在意，只抓紧记录潮汐、捕捞数据。

1985年离休后，她搬到一个不足五十平的小屋。群众来信日益增多，她一封封分类，贴上小纸条写办理意见。秘书提醒她休息，老人摆摆手：“眼睛还亮，多看几封没事。”偶尔想起牺牲的亲人，她会翻出陈正人的遗像，轻轻擦拭，再继续写批注。

于是就有了1987年的那次北山之行。那天从陵园返回吉安的途中，她始终沉默，手里紧握一束山菊。同行干部劝慰，她叹道：“战友们都在这里，我还要多活几年，把他们的故事讲完。”语气平常，却让人鼻酸。

2010年10月5日，彭儒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九十八岁。她走得静悄悄，遗嘱里只留下一句话：“革命终身未竟，愿后人接续。”没有豪言，依旧简朴；没有告别，像当年井冈山的夜行军，转身就走。可那一声“良凤来看你了”，仍回响在北山松风之间，见证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忠诚与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