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淘汰62.8万吨ODS 臭氧治理仍存挑战

（来源：中国发展网）

转自：中国发展网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 白雪

保护臭氧层事关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以及行政手段开展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工作，积极引导相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已累计淘汰约62.8万吨ODS（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的一半以上。到今年底，我国预计还将实现9万多吨的淘汰量。

虽然我国在淘汰ODS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臭氧治理仍面临多重挑战。业内专家认为，臭氧治理需突破科学与政策壁垒，强化基础研究、优化排放结构、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从而实现空气质量改善与气候目标的协同推进。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行动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结40年来，全球“补天”行动交出了一份令世界瞩目的答卷。在近期生态环境部召开的“纪念《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结40周年暨2025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胡镔表示，40年间各国携手行动，成功淘汰99%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南极臭氧层空洞不断愈合，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因此也被誉为“最成功的多边环境公约”。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始终深度参与全球臭氧层保护行动。生态环境部副部长于会文披露，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已累计淘汰约62.8万吨消耗臭氧层物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总量的一半以上，2022年底通过淘汰行动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26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到2025年底，中国预计还将实现9万多吨的淘汰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介绍，2016年通过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确立了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HFCs）使用的新目标，这类物质不仅破坏臭氧层，更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强效温室气体。要全面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持续创新并采纳新方法，重点关注绿色、低碳和节能的技术路径。

作为全球最大的氢氟碳化物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中国始终是寻求解决方案的合作关键伙伴。中国在2021年接受《基加利修正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通过强力执行政策、创新替代技术及实施市场机制，积极推动氢氟碳化物减排。

多部门协同筑牢生态防线

在我国臭氧层保护与氢氟碳化物管控进程中，各部门协同发力，从顶层设计、监管执法到政策落地，构建起全链条、立体化的履约体系，既守住了生态安全，也为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生态环境部作为履约牵头部门，将顶层设计摆在突出位置。于会文介绍，202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国家方案（2025—2030年）》正式印发，为未来5年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控提供了行动指南。与此同时，相关部门持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新修订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深入宣传贯彻，《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修订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氢氟碳化物化工生产建设项目的通知》《回转窑无害化处置消耗臭氧层物质技术规范》等文件先后出台，将氢氟碳化物全面纳入履约监管范围，持续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

在配额管理与进出口审批方面，生态环境部严格按照履约及相关行业计划要求，2025年度核发含氢氯氟烃生产配额16.4万吨，国内使用配额8.6万吨。核发氢氟碳化物生产配额折合14.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国内使用配额折合6.5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期实现国家履约目标。明年7月1日起，我国将在聚氨酯泡沫、挤出聚苯乙烯泡沫和工业领域清洗三个行业，提前3年半时间彻底淘汰含氢氯氟烃的使用。

进出口管理同样严谨，2024年生态环境部共受理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进出口许可审批2.2万批次，审批出口总量52万吨，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联合国环境署非正式事先知情同意机制，与贸易进口国事前确认2700余批次，有效避免495吨物质的潜在非法贸易。

海关总署则以“智慧监管+严格执法”筑牢国门防线。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二级巡视员周亚春介绍，自2021年11月起，海关全面落实氢氟碳化物许可证管理制度，依托智慧海关建设全面加强企业、产品、物流等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异动数据。同时，通过海关作业系统加载参数实现对受控物质的自动提示拦截，持续筑牢国门安全屏障。2024年，海关监管9.78万吨消耗臭氧层物质出口；监管3250吨含氟气体进口，40.74万吨含氟气体出口。

在打击非法贸易方面，海关加大重点高风险货物查验力度，持续参与“大地女神”等系列专项行动，2020年以来的专项打击有效震慑了ODS走私犯罪，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中国政府履约执法的良好形象。此外，海关还联合生态环境部开展多期执法能力建设项目，通过内部培训、风险分析等手段，全方位提升关员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进出境管理水平。

共探协同发展新路径

臭氧在平流层是抵御有害紫外线辐射的重要屏障，但当其存在于对流层、近地表时，却转变为一种典型的空气污染物。近地面臭氧主要由甲烷、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前体物在阳光作用下反应生成，这些前体物多源于能源、交通、工业等部门的化石燃料燃烧。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谭照峰在近日由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举办的“臭氧治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与挑战”研讨会上直言，臭氧是名副其实的“超级污染物”。全球每年因臭氧污染导致超过50万例过早死亡，同时造成农业减产、影响森林生产力，其气候效应达0.41瓦/平方米，是仅次于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第三大温室气体。

臭氧污染的加剧，是人为排放与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前体物减排比例失衡是主因。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助理研究员刘宇希在会上分析，2013～2017年，第一阶段治污以PM2.5为核心，氮氧化物大幅减排而挥发性有机物未有效控制，加之高温低湿气象条件，共同导致臭氧浓度上升；2017～2020年，第二阶段治污在协同减排下增速放缓，臭氧生成机制逐渐由挥发性有机物控制区向过渡区或氮氧化物控制区转变，表明协同管控初步见效。

农业领域则是臭氧污染治理的“特殊战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庄明浩表示，近地面臭氧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研究显示，小麦、水稻和玉米因臭氧导致的相对产量损失分别达33%、23%和9%，年经济损失约630亿美元。更值得关注的是，农业源是氮氧化物排放的重要来源——农田土壤排放和农业机械柴油消耗未来可能分别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的15%和18%，却长期被低估。“通过机械清洁能源替代与优化农田氮管理，可显著降低氮氧化物排放，使华北等臭氧污染重点区域污染天数减少20%~40%，其他地区减少50%~80%，同时避免约1270万吨粮食损失。”庄明浩认为，农业氮氧化物减排是实现臭氧治理与粮食安全协同的关键路径。

目前，臭氧与多污染物协同控制还面临多重挑战。谭照峰坦言，臭氧与PM2.5协同控制面临基础科学研究支撑不足的挑战，尤其是关键反应参数缺失和大气化学机制尚不明确，导致模型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他建议，必须从排放结构入手，实现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的协同减排，避免因比例失调导致臭氧浓度不降反升。

在庄明浩看来，臭氧生成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区域差异性大，需结合气候变暖背景统筹考量自然源排放增加和政策评估体系不统一等现实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