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营长中弹牺牲，粟裕悲痛无比，42 年后营长突然登门拜访

1977年初夏，北京西山，粟裕家门口来了位满脸风尘的老人。

警卫有些迟疑，但还是打了电话。粟裕接到汇报，愣了一下，旋即站起身，声音突然高了八度：“快请进来！”

门一开，两人对视片刻。

“老首长，还记得我吗？”

粟裕眯起眼，几秒后猛地握住对方的手：“真的是你？我一直以为你牺牲了。”

老人咧嘴一笑，摸了摸左眼：“要不是碰上个神医，我今天也怕见不到你了哟。”

粟裕使劲捏了捏他的手，嘴唇抖了几下，没说出话来。

42 年后再相见

1977年初夏，北京西山。空气中透着槐花与泥土的味道。

午后，粟裕家门口走来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皮肤黝黑，步伐坚定，像是从田间地头直接走来的。警卫皱了下眉，抬手拦住：“找谁？”

老人腼腆地报出姓名。警卫一听，有些迟疑，但还是转身去打电话。

电话那头，粟裕听见“陈兴发”三个字，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声音一时有些发颤：“快请进来！我等他很多年了！”

门开的一刹那，两个老人对望片刻。粟裕走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几乎不敢相信：“兴发……真的是你？我以为你早就牺牲了！”

这位从死神口中溜回来的老战士，名叫陈兴发。

1913年冬天，生于江西贵溪裴源村一个赤贫农家。家里实在太穷，连上私塾的钱都凑不起，他只能跟着父亲下地、上山，种田打猎混口饭吃。瘦弱的身子硬是被山林练出了脚力和筋骨。

那时，裴源是方志敏领导下的红色区域，时常可见红军队伍穿行山间。陈兴发虽年幼，却常偷偷跑到村口听红军唱歌，看他们练兵。

父亲瞧出儿子的倔劲，说：“嘎崽俚，山里人不能只靠力气，得练身手，护得住自己，也护得住别人。”

村西头的破茅屋里，住着一个神秘老人。姓周，人称“周大锤”，是个流落乡野的江湖拳师，靠打铁为生。

没人知道他的来历，只知他单手能抡起百斤铁锤。一次重病缠身，是陈家父子采药熬汤救下了他。

从那天起，陈兴发每天三更起身，在山林间苦练。十岁拜师，七年未曾懈怠。他练得一身硬功夫，却从不在人前露面。

山民只当他是个踏实庄稼娃，谁都没想到，这个孩子的骨子里藏着火。

1929年底，方志敏的队伍进驻裴源，土地革命在山乡激起千层浪。陈兴发悄悄报了名，晚上向周大锤辞别。

师徒对饮谷酒，周大锤盯着他眼睛说：“记住，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干这事，值。”

走出村子那一夜，他没有回头。几年后，敌人卷土重来，他的父母、叔叔、婶婶、姑姑，全被反动派杀害。

1933年1月，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改编为红七军团，陈兴发在粟裕手下，任五十六团特务连连长。

作战勇猛，执行命令雷厉风行。1933年6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增强部队火力，他改任机枪连连长，后来又升任北上抗日先遣队营长。

北上失败后，他随粟裕等人突围转战浙南，归入红军挺进师，日后成为新四军一师的前身。

1935年，在一次遭遇战中，他左眼被敌军子弹贯穿，弹头穿过颅骨，血流如注，战友抬着他冲出火线，前线几天都未等来消息。

粟裕听说他被击中要害，心里早已认定——这位拼到最后一颗子弹的猛将，已战死疆场。为此，他悲痛了很久。

出生入死，为国为民

事实上，陈兴发当年并未牺牲。

那一仗打得凶险。他头部中弹，穿过左眼，血流满面，被抬到后方时，几乎奄奄一息。

医生立即为他实施开颅手术，才把那颗嵌入颅骨的子弹完整取出。

枪伤虽未致命，却给他留下了一只失明的左眼和一段长时间的失语期。

直到1936年，他才基本康复。

那段时间，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因为他执行的，是不能公开的特殊任务。

他的身份，甚至很多战友都不清楚。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战斗——在敌后，从枪口转向情报线。他曾多次掩护重要首长突围，保护过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安全转移。

1936年底，陈兴发伤愈归队，被调往赣南粤边，进入陈毅领导的游击队。敌情复杂，局势动荡，队伍频繁转移。他从不讲条件，也从不推辞任务。白天游击，夜间联络，枪林弹雨中，风餐露宿是常态。

1937年秋，南方游击队奉命下山，准备改编为新四军。

11月，陈兴发随陈毅赴湘赣边，向另一支红军游击小队传达中央指示。不料，游击队的战士警惕性极高，认为这是“敌人借改编名义渗透”，不容分说便将两人关押起来。看守的游击队员说：“我们打的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凭什么改编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去？”

陈毅据理力争，陈兴发几次解释，对方都不松口。直到两天后，有人打探回消息，说中央的确下达了改编指示，确有“新四军”的筹建计划，这才解了误会。

改编完成后，陈兴发回到陈毅身边，担任贴身警卫。

说是贴身警卫，其实陈兴发很少在陈毅身边，大多数都在外执行任务。

因为他是少数几个能越过敌人封锁线传送情报的人。

他不穿军装、不持武器，时而是走村串巷的货郎，时而是插秧放牛的农夫。进城不惊动街头巷尾，出村不打草惊蛇。

有一次，一封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绝密电文需火速送出。

他和几名同志抬着一口棺材，光天化日下走到敌人岗哨。路卡的鬼子拦住他们，要求开棺检查。陈兴发当机立断，板着脸说：“死的是麻风病，开了你们也得传染。”

敌人不信，上来就要撬棺盖。棺盖一开，臭气扑鼻——那是真尸体。

尸体底下，就是包着油布的电报。鬼子士兵被熏得后退数步，连声喊“快滚！”他们趁乱通过，电文也送到了指定地点。

事后，陈毅听完报告，也不由打趣说：“还是你有法子。”陈兴发咧嘴一笑，难得地露出几分轻松。战火中的笑声，是极其珍贵的。

还有一次，他乔装成砍柴的山民，挑着木柴行至半路，被敌人巡逻队捉住。他黑脸瘦骨，看起来确实像个地道苦力。

敌人一个耳光扇过去，喝道：“老实点，给我们当挑夫！”

他低头不语，挑起几杆枪和一担柴，混在敌人中间缓慢前行，一路默数步距、观察地形。

走至一处石崖转角，坡陡林深，他突然将扁担横扫，枪支与木柴一齐落地，几下快打，敌人纷纷倒下。

他顺势翻滚下坡，钻进林子，转眼不见了踪影。

敌人乱枪扫射，山野回音激烈，仍没留住他的影子。

像这样的事，陈兴发自己也记不清多少次。

山路上的枪声、城镇里的监视、黑夜中的奔跑、废庙里的藏身、河畔草丛中的等候……

这些年，他像一把藏起来的刀，哪怕伤痕累累，也始终贴身护着这支队伍。

不图名利的晚年

1949年夏，战火初息。陈兴发随陈毅部进驻上海，任华东军区交际处副处长、第一招待所所长。

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是一份安置老红军的优待。但他心中始终不安。

左眼早已失明，身上多处旧伤仍在隐隐作痛。战友、首长纷纷劝他留在上海，好好休养。

1979 年，陈兴发在福建东山岛 看望正在部队服役的次子

然而他态度坚决，不等话说完，便主动提出调回江西，回苏区，回到那个他出生、战斗、流血的地方。

1950年初，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贵溪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这是他回乡的第一站。

两年后，调往江西省军区干部团学习。

1952年底，干部团要为一批复员干部安排去向。组织考虑到他负伤九次，建议他在省城安排一个后勤岗位。

他却说：“我不挑地方，越艰苦越好。”

组织最终安排他前往宁冈县。对陈兴发来说，这是归队。

这里，是他当年跟随陈毅打游击的根据地。这里的老百姓，有他救过命的战友，有他掩护过的群众，有他流过血、埋过兄弟的山岭和小河。

他先坐汽车到达吉安，再沿着崎岖山路步行百余公里，自行赶赴宁冈龙市镇。

那一夜，他在供销社临时宿舍住下，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披着军大衣坐了一夜，看着屋外山风呼啸，心中像回到了二十年前。

天一亮，他就跑去县政府，站在县长面前，立正、敬礼、报到。县长听说他的身份后，连连摆手：“陈老，您是功臣，这里应该我们听您的。”

陈兴发却正色道：“我是军人，过去是，现在也是。军人听命令，不讲条件。我来，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养老的。”

县里原想安排他在政府任职，他婉拒，坚持去了条件最差的县供销社，担任主任。

从那天起，他放下军功，挑起货担，与年轻职工们一起走村串户，送盐送煤送布匹，翻山越岭，不分寒暑。

谁也不信，这个沉默寡言、眼里泛白光的老头，是一位一等革命伤残军人。

有一次，他翻山送货，走到一个偏远山村，突然碰上了当年掩护他突围的黄天茂老乡。

两人当场认出对方，没说几句话就抱在一起大笑大哭。当晚，两人就着火塘喝了整整一夜的包谷酒，第二天双双醉倒在灶前。

“老陈啊，还是你命大，我那时候真以为你死了。”黄天茂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命硬，老天没收。”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陈兴发被任命为外围警卫副总组长。

毛主席贴身警卫汪东兴听说他是老红军、特等伤残军人，又一身苦功，提出想把他调到省里安置一个轻松岗位。

他摆摆手：“我已经很好了。多少人连尸骨都没留下，我还能站着，已经很知足了。”

1966年，陈兴发离休，享受行政11级待遇。

1973年，肖劲光得知他尚在人世，惊讶之余，亲自致电江西省委，要求妥善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省里连夜研究，拨专款安置他住房，海军政治部、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共拨付安家费用一万元。

当时鹰潭镇民政局长熊国胜亲自上门，征求他选址建房意见。他说：“不用建新房，旧屋还能住，不要铺张。”

1977年，陈兴发赴京参观。

当年红七军团的营长，如今一身布衣、满脸风霜，站在粟裕家门前。

门一开，两个老人隔着门槛对视几秒。陈兴发抬起右手，笑着问：“老首长，还认得我不？”

粟裕眼圈一下红了，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兴发，你是陈兴发！你还活着！”

粟裕得知他的情况，拉着他的手连说几句“没想到，真没想到”。

1980年冬，陈兴发因头部旧伤复发而逝世，终年67岁。

参考资料：

忆老红军陈兴发 华江鹰
老红军陈兴发传奇 陈海宁
追忆父亲——老红军陈兴发的人生传奇 陈吉宁;陈海宁;陈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