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沦陷，南京市长和日军拼刺刀，部下全军覆没后饮弹自尽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市长萧山令一再拒绝离城。

手下多次劝他撤退。他只是摇头，扔下那一句：“矢志与城共存亡。”

他手中仅有两个步兵师和一支宪兵队。守城是死局，他心知肚明，可他不忍心弃城而去。

日军逼近，炮火一昼夜未停。萧山令调宪兵、警察，死守长江一线，掩护溃兵南撤。

他本人站在煤炭港浅水区，身穿军服，连续作战五小时。

兵尽、援绝，身边只剩尸体，他与所剩无几的官兵拔出刺刀，一次又一次杀向日军。

萧山令

当日军从水陆两面扑来时，他举枪自戕，倒在浑水之中，履行了誓言——“与南京共存亡”。

“杀贼不力，无以对百姓”

1892年6月11日，萧山令出生于湖南益阳县大泉乡四方山村。

萧家是乡里有名的书香门第，祖上三代皆登科入仕。虽然时代已渐脱科举，但“诗书传家”的理念在这个家庭中未曾松动。

萧山令自幼聪颖，性格寡言，爱书如命，善记兵事，常从父亲藏书中翻阅清末军政、洋务、疆域地图之类文献。

他不爱玩物，也不愿交游，常在夜里点灯自读。父亲原以为他将来或能走上仕途，但1904年，他自师范学校毕业时，举国正陷入列强蚕食、清廷腐败之乱局。

少年心中已有抉择——弃文从武。

1909年，他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当时，这所学校是湖南新军的重要培养基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湖南军政体系剧烈动荡，军校一度停办。

1912年，他转入湖北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两年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成为清末新式军事教育体系中的一员。该校以严苛著称，不论出身、不讲背景，只论操练成绩与实战能力。

同期同学中，有后来的陆军上将张治中。萧山令在三连，历练扎实，课业稳定，体能优异，操典熟练，常为教官口头表扬之人。

1916年冬，他从保定毕业，被分配至湘军贺耀祖部任排长。贺为保定一期，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部属选拔极为严格。萧山令初上任便承担排战术、后勤、射击训练等职责，旋即升任连长、营长。他统兵有序，赏罚分明，注重士兵情绪与体能调配，深得部属信任。

1920年代初，因长期在湘西地区作战，他被调任沅江县知事，整肃地方武装、修筑治安体系。彼时军政混合体制盛行，文官难治地方，军人出任县政成为常态。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萧山令随军出征，担任作战参谋，曾参与江西南部、福建北部战役，表现稳健，被提拔为团附。

1927年，战后返回湖南，出任益阳县长。

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宪兵系统由旧警政体系改组而来，需大量军事素质过硬又熟悉民政的军官。1929年1月，萧山令调往南京，任宪兵中校参谋，正式进入中央体制核心圈层。

此后几年，他历任宪兵训练编制负责人、总务处长，主持组建宪兵旅团、警备中队、邮电站检查所。

他主张严密纪律、稳定编制、清晰层级，推动宪兵从“执法武装”走向“战时支援单位”。1932年，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谷正伦为司令，萧山令任其下属。

此时南京政务机关正值调整，他肩负组织建设之重任，几乎事无巨细，凡制度、章程、调令，均经其过目裁定。

1936年，萧山令升任宪兵司令部少将参谋长，跻身核心指挥圈。

1937年春，升为宪兵副司令，兼任首都警卫军副总司令，职务之重，已非一部一旅之将。

但转折来得迅速。

1937年夏，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攻陷上海后，沿江推进，目标直指南京。

11月，苏州、无锡相继失守。政府机关开始西迁，国防部移驻重庆，军委会迁往武汉。

南京，成为名义上的首都，实际上的孤岛。

此时宪兵司令谷正伦病退，萧山令临危受命，代理宪兵司令、南京警备副司令、防空司令与首都警察厅厅长等职。

国民政府定下方针为“短期固守”，蒋介石令唐生智出任卫戍总司令，兵力约十五万，其中多为从淞沪战线撤回部队，士气不振，补给不足。

宪兵、警察虽非主战部队，却被紧急编入防线序列。战斗还未开始，市长马超俊即接令西撤，由萧山令任代理师长，主持市政事务，兼理政务、治安、后勤、卫生与市民疏散事务。

南京开战前，萧山令并非不知战局不可为。他多次在内部会议中指出：“兵力分散，退路未定，空军无援，江防不设，守乃苦撑。”

但他仍接令守城，并在接到命令后迅速调整城防配置，将宪兵、警察等部调往水西门、光华门、复成桥、清凉山等重要防线，构建第二道战斗防御。

他亲赴前线，带指挥图，巡查火力布点。

老友陈楫川悄悄劝他快些走，说：“山令，你留下是死啊。”

他沉默片刻，只说：“我受命保卫首都，若战不力，不能见先人。防守无方，无以对党国；杀贼不力，无以对百姓。”

他已决定留守，与城共存亡。

最后的时刻，仍身兼八职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天皇签署“攻击南京”的敕令。

此后，日军调集了八个师团、两个独立支队及大量航空、炮兵、辎重与工兵部队，兵力接近三十万人。

自上海溯江而上，重兵压境，步步紧逼，目标直指南京。

12月3日，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外围的正规军部队在未能有效阻敌的情况下，被迫渡江北撤，撤退仓促，未能组织成规模抵抗。

南京，自此变成被包围的孤城。

而在这座孤城之中，萧山令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他兼任首都警察厅长、防空司令、南京警备副司令、代理南京市长等要职，实则统辖城内全部军事与治安力量。

从中央部委到市政警署，从城墙守备到巷口治安，他几乎一人挑起南京城最后的骨架。

从12月4日起，日军对南京的外围防线发起试探性进攻。城东、城南相继吃紧，日军重炮已可远程覆盖城区。

萧山令紧急调集宪兵、警察部队，依据地形重新部署守备重点。他将可调动部队分别布防于上新河、棉花堤、水西门、汉中门、清凉山、明故宫与复成桥，意图依托城墙与护城河作最后一线抵抗。

12月7日，全面围攻开始。

日军步兵、炮兵、坦克协同作战，从汤山、秣陵关、淳化、板桥等方向合围南京。东南一线的光华门首当其冲，成为日军重点突破口。

驻守光华门的是警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以及义勇队、防护团和平民志愿者。他们用沙袋堵塞破损段，白天修补掩体，夜间轮流值守，面对敌军持续炮击毫不退却。战斗持续两个昼夜，最后整支中队全数牺牲。

得知这一消息后，萧山令即刻命令第六中队火速增援。

新兵力刚一抵达便遭敌军炮火压制。日军趁机强攻城门，坦克开道，步兵尾随，曾一度突入光华门内部。关键时刻，警察部队与守军反击，将敌人逐出，但己方伤亡超过半数。

12日下午，雨花台失守。紫金山方向也被敌军突破。南京城腹地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局势濒临崩溃。

此时的萧山令，早已身兼八职。所谓“印绶累累，公务猬猬”，非虚言。

兵力不足、弹药紧缺、联络不畅，南京的所有系统都在崩塌边缘。

宪兵部队原属中央系统，本职是军纪纠察。战时他将宪兵编入作战序列，共约5000人，配合野战军作战。

警察则原本负责市政治安，战时由他亲自改编为战斗部队。警察厅内部九个分局全数重组为八个武装警察大队与一个水警队，辖下组成三个保安警察大队，合计6000余人，全部配发武器，实施军事化编组。

他增设战时指挥中枢，调集曾有军旅背景的警官担任主官，日夜训练、同步排兵、连夜转岗。

在守卫工作之外，他还承担了防空与安全区事务。

日军飞机轰炸频繁，萧山令下令在城区设立防空指挥所，指挥民众疏散、组织掩体建设。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在南京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即以中山北路为界的一片区域——需要本地警力协助维持秩序。

警察厅抽调数百名警员组织“难民区警卫队”，日夜巡逻，防火防盗，甚至收容流散儿童。

警察分驻所、各派出所配枪巡逻，不时拦截携带炸药、燃料的可疑分子。

即便南京政务系统已整体撤离，他仍坚持维持城市秩序底线，努力避免在全局崩溃前，发生更大的混乱。

战斗最激烈时，他亲临清凉山、水西门、上新河与棉花堤等前线督战。

教导团第一营及第五团机枪连死守上新河至汉中门一线；第二团固守清凉山，机枪阵地延伸至明故宫南侧；第十团第三营则布防复成桥至三十三标地段，第五连为预备队，随时机动。

每一个阵地失守前，皆战至最后一人。

“杀身成仁，今日是也！”

1937年12月11日，南京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

这一天，蒋介石电令相机撤退。

接电后不久，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居然下令全军准备突围，随后却率亲信人员悄然离开南京，先行渡江至浦口。

唐生智

此时城内火线不断，宪兵、警察以及残余的正规部队还在清凉山、雨花台、水西门、中华门等要点展开激烈战斗。多数一线部队并未接到撤退命令，还有许多阵地正处于胶着状态，战况紧张，无法抽身。

他们在等，但等来的不是救援，而是失联。

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三道主防线在13日拂晓前后相继失守。日军坦克与骑兵分头突入雨花路、升州路，迅速逼近南京市中心。城中守军尚未完全溃败，一些分散部队仍在巷战之中，尤以小营、汉西门、清凉山一带为甚。

数百名警察与官兵组织反击，以步枪、手枪、警用机枪死守街头据点。

到13日上午，能够突围至下关方向、成功脱离战斗的警宪部队，不足千人。

在这场混乱中，萧山令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12日清晨，身兼宪兵副司令、首都警察厅厅长、代理南京市长等多职的萧山令，终于接到了“可组织撤退”的电令。

不同于唐生智的沉默离城，他立即召集各部主官，启动撤退计划，并同时着手收拢四散官兵。他身边的文件与经费只带走最必要部分——关防印信与四万元军饷。

当夜，萧山令率四百余名警察与宪兵组成临时战斗单位，边打边退，向下关方向突围。

在城中无法取得统一部署、缺乏交通工具、外围已无接应的情况下，他选择节节设防、沿线转移，在每个节点尽力维护秩序。

但他们并不知道，江边的船，已经停驶。

此前，南京卫戍司令部曾下达“与南京城共存亡”的指令，命令所有渡船停泊浦口，严禁擅动。

江北部队未接到新的更改命令，也没有任何越江接应安排。

萧山令部抵达下关后，发现江边早已挤满等待渡江的溃兵与市民，人数多达数万，无船、无桥，渡江无门。

岸边秩序陷入混乱，一些士兵甚至开始夺船、溺水、开枪、哗变。

萧山令一面安抚官兵情绪，一面组织紧急自救。他下令拆除街边店铺木门，征集圆木、船板等材料，就地制作木筏与浮排，划定集结点，按连排分批准备过江。

为稳定秩序，他还在岸边设立临时哨卡，亲自巡视，强令不得乱动民众财物。

12日夜，江面起雾，日军舰艇趁机进入长江段实施封锁，炮火不断。

至13日清晨，仍有万余人困守江滩。更糟的是，日军骑兵、装甲兵自后方雨花台方向逼近，意图一举围歼下关一线守军。

激战爆发。

当晚，萧山令命宪兵教导团两营部队据守蛇山、龙蟠里、五台山等高地，掩护主力部队撤离。他本人未离，仍坚守阵地。整夜，江边枪声未绝，火光冲天。

在此前的几天里，萧山令不仅负责撤退，还在最危险的方向亲自指挥作战。

早在12月9日，日军猛攻光华门至通济门一线，守军一度后退。萧山令命令宪兵周竞仁团长率两个加强连紧急增援，成功将已突入护城河的敌军击退。

战斗结束后，他没有夸功，而是立即让部队转入防御再部署。每一次调整都伴随着兵力削减，但他从未下达“弃阵地”指令。

12日早上8点，他才离开位于警厅的临时指挥部。

那一夜，他未休一刻，一边传令各部接应，一边亲自审阅战况汇报，最后才决定亲率中坚突围。

他对部属讲得很清楚：

“堂堂中华军人，决不贪生怕死而负国家民族。愿与弟兄们一起，与南京共生死存亡。”

而对于撤退，他下令明确：“未奉命令，不得弃守阵地，违者军法从事。”

他虽身兼多职，但从未将责任推给他人。

萧山令还被正式任命为“第三次过江行动指挥官”，负责宪兵部队越江集结与突围。然而行动未能如期执行。

他最终选择留下掩护。

12月13日清晨，日军骑兵与海军陆战队协同推进，抵达下关渡口外围。江滩上的宪兵与警察已所剩无几，弹药即将耗尽。

萧山令站在江堤上，望着江对岸的浦口，那里本应有船队等待，但一艘未现。

他看着一波又一波，从水里，从陆地冲过来的日军，高喊：“杀身成仁，今日是也！”

萧山令和最后的官兵们拔出了刺刀，同日军近距离白刃格斗持续数十分钟。

直到最后一刻，他仍与数十名残部奋战到底。

战斗结束时，他已身负重伤，不愿被俘受辱的他，举枪自尽殉国，时年四十五岁。

1984年7月，萧山令被追认为“抗日革命烈士”。

萧山令不是无知者的莽勇，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他知兵力悬殊，知命令混乱，知援军已走，知形势不堪一击。

但他仍调兵遣将，亲赴一线，组织自救，掩护群众，死而后已。

“敦诗笃礼，义胆忠肝，气吞暴日，名并钟山。”

参考资料：

6000警察参加“南京保卫战 胡剑明
南京保卫战中杀敌殉国的萧山令将军_秦军
何兰生编著. 《中国抗日将领英烈谱 上》 2014
钟启河，周锦涛主编. 《湖南抗战阵亡将士事略》 2011
《江苏抗战人物传略》徐树法主编
束建民主编. 《南京百年城市史 1912-2012 13 人物卷》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