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三治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启发
战国初期,有一个国家弱到差点被邻居们‘分家’,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
但最后,偏偏就是这个‘差等生’,一口气干掉了其他六个‘学霸’,统一了天下。
熟知历史的人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差等生就是秦国。
战国初期,秦国偏居西陲,国力衰弱,被山东六国视为蛮夷,连参加诸侯会盟的资格都没有,各国都看不起秦国,甚至谋划着如何瓜分秦国。
然而最终不是秦国被瓜分,而是秦国一统天下,将六个强国全部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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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就不得不提商鞅在秦国变法,当然其他六国其实同样都有变法,既然都变法,怎么结局如此不同呢?
先说说战国变法的热潮,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寻求强国之道,于是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法运动:
- 魏国李悝变法,启用吴起,创建魏武卒,一跃成为战国首霸;
 - 楚国吴起变法,变法后楚国短暂的强盛了起来,但楚悼王去世后变法夭折;
 - 齐国邹忌改革,整顿吏治,广开言路,威宣时期成为东方霸主;
 - 韩国申不害变法,强调权术治国,曾使韩国“国治兵强”;
 - 赵国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尤其成功,打造了强大的骑兵军团;
 - 秦国商鞅变法,历时二十多年,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
 
这些变法初期都取得了成效,但唯有秦国的变法成果最为持久,最终帮助秦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说到列国变法,就不得不提法家,战国时期法家是变法的主流,但法家思想实际上分为三大流派,各国选择不同,结局也截然不同:
韩国选择了术治:
术治的核心是“驭臣之术”,强调国君用权术掌控大臣,韩国丞相申不害是术治的代表人物,他教韩昭侯用“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的权谋手段考察臣子,术治短期内能巩固君权,但有着致命缺陷,那就是把国家精力耗费在权谋内斗上,韩国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第一个被秦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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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选择了势治:
势治的核心是“权力与威势”,势治的问题在于 “没根基”,靠君主权威推变法,看起来快,可君主一换,权威没了,反对者就会反扑。
赵武灵王靠 “势” 推 “胡服骑射”,可他后来被儿子夺权,死在沙丘宫,赵国的变法立刻就停滞了,过度依赖个人权威。
秦国选择了法治:
法治的核心是“以法为教”,强调通过完备的法律制度治理国家。
商鞅在秦国建立的法治体系,有三大特点:
- 一是法治彻底,从政治、经济到军事;
 - 二是全面改革,执行坚决,徙木立信,太子犯法,师傅受刑;
 - 三是持续性强,商鞅死后,秦法未废,延续百年。
 
为什么只有法治成功了?
术治败于内耗,韩国把精力都用在权谋上,大臣们整天琢磨如何自保,谁还关心国家发展?韩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却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撑,最终难逃灭亡命运。
势治衰于个人,势治过度依赖君主个人能力,君主聪明,权术玩得好,国家就强;君主平庸,权术玩砸了,国家就乱,韩国申不害变法时,韩昭侯能跟上他的 “权术节奏”,可韩昭侯一死,新君主玩不转,变法就成了 “烂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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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法治胜在制度,秦国的法治创建了一套不依赖个人的制度体系:
军功爵位制,不问出身,按战功授爵;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贵族,户籍制有效管理人口,保障税收和兵源。
因此商君虽死,秦法却未废,后续还有范雎、吕不韦、李斯等人不断完善秦法,使秦国持续强大,最终一统天下。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
1、制度竞争才是根本竞争,战国之争,表面上是兵力、国力之争,深层是制度之争,秦国胜在建立了一套稳定、高效、可持续的制度体系。
2、表面变革易,深层变革难,各国变法大多停留在表面,唯有秦国变法触及了根本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
3、持续性是关键,商鞅变法后,秦国六代君主坚持法治路线,历时百余年,终于结出硕果。
4、人治文化土壤上,法治最为艰难,法家法治虽不同于现代法治,但在人治盛行的时代,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已属不易。
两千多年前的变法竞争,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启发:任何事业,小到企业管理,大到国家发展,都需要建立稳固的制度基础,表面变化易得,根本转变难求,而这正是决定长期成败的关键。
放眼今日,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坚持,依然是推动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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