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邓颖超重返红岩，在一住宅前神情凝重：应如实反映饶国模同志

“1985年10月14日早上七点，红岩村的雾气刚刚散开，你们看，那棵榕树还在。”邓颖超下车时，一边整理外套，一边对廖伯康轻轻说。她八十一岁，却仍执意从北京飞来重庆，只因这里埋着几十年未曾褪色的记忆。

飞机落地的那刻，地勤早已把小凳子摆在舷梯底部。邓颖超握着栏杆，脚步放得很慢，她不让任何人直接搀扶，先自己稳住重心，再伸手给工作人员。几分钟后，众人来到潘家坪招待所。简单洗漱，邓颖超翻开市委刚送来的《国民参政会纪实》，指尖颤了颤，翻到自己那篇署名文章时，她笑着摇头：“我那时哪想得到今天还能看到这些？”

午后汇报结束，车往红岩村进发。山城的盘山道依旧狭窄，车窗外石阶高低起伏。邓颖超一路沉默，只偶尔招手示意减速。大家以为她要看风景，其实她在对照脑海里那条1940年代的土路：当年，机关转移的吉普就是沿着这条路开进饶国模的大有农场。

车停在红岩旧址门口，木牌淡了颜色，屋瓦仍是青灰。邓颖超看向一块新立的介绍牌，字数不多，只寥寥几行。工作人员知她视力不佳，便念给她听。刚念完第一段，邓颖超抬手示意停下，声音很低，却带着不容置疑：“我能看清楚。问题是，这样写，对得起饶国模同志吗？”一句话，把周围人说得愣在原地。

很多年轻陪同并不熟悉饶国模。邓颖超看到他们的神情，呼吸略显急促，沉了片刻才继续：“没有她当年的挺身而出，就没有后来的红岩根据地。她不是普通‘房东’，她用一座农场为党撑起一片天。”语音落在院子里，仿佛老墙都轻轻颤动。

那么，饶国模究竟是谁？

把时间拨回1911年。那年初夏，四川铜梁县城的午后热浪翻涌，16岁的饶国模听到二哥饶国梁殉难于黄花岗的噩耗，她跪在堂屋中央，手握白绫，泪水直掉。一个月后，家里人发现她把兄长遗像贴在书桌前，端坐习字：“我要做巾帼英雄”。这句话，陪了她一生。

“教育救国”是她的第一步。1912年，她考进成都益州女子师范。毕业又进小学执教，薪俸不高，却把一半支援学校图书室。1922年随丈夫刘国华迁至重庆后，她思想渐变：办企业、兴实业、救中国。这一年，她和朋友凑钱开了“三友实业社”，卖肥皂、织布，用收益支持本地贫困学生。

1930年前后，饶国模看中城郊一片荒坡，独自背着篮子进山踏勘，回来就把积蓄全砸进去，开辟出二百多亩“大有农场”。有人笑她：“一个女人搞什么农场？”她只回一句：“种地给自己底气。”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了陪都，轰炸声几乎夜夜不断。1939年5月，机房街被炸成废墟，八路军办事处急需搬迁。周恩来找到川东特委廖志高：“郊区有没有稳妥地方？”很快，饶国模的名字提了上来。

廖志高托地下党员去试探，刚说两句“想借地”，饶国模直接点头：“要几亩？拿图纸来。”对方又补一句：“要以私人造屋名义施工，不能走官方手续。”她哈哈一笑：“你懂啥，我以自住房名义盖，谁能挑我刺？”

挖地基、运砖瓦，她全部包下，私下再把图纸抹去设计单位章，留一行小字“饶府宅邸”。1940年初，新楼竣工，外人只当她家扩建，殊不知里面暗藏办公、宿舍、印刷、仓库。周恩来第一次踏进院子时，伸手摸了摸门框：“木料结实，经得起折腾。”饶国模在旁搭腔：“你们放心弄，我这房子，就是给革命折腾的。”

之后的故事在红岩口口相传： 办事处同志多，她把空房改招待所；孩子没人管，她辟出托儿所；有人病了，她腾一间屋当疗养所；警报响起，她带头疏散；敌特搜查，她快步迎上去，拿出地契，义正词严：“私人住宅，你们无权闯入！”枪口离她胸口不到两尺，她没眨眼。

一次，国民党停发经费，办事处吃紧。饶国模从市区背回两麻袋法币，还把金戒指拍在桌上：“拿去换粮。”周恩来推辞，她把戒指往怀里一揣：“周公，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口吻让屋里人哄笑，却没人不感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南方局人员需疏散。秘密交通线缺处所，她再回铜梁租房打点。返渝途中被宪兵拦下，软禁草棚。深夜，她掀破草帘，摸出哨口，步行十几公里才到红岩。有人问怕不怕，她甩甩袖子：“我怕过？怕早回家绣花了。”

农场地里还埋着七、八位牺牲同志的墓。周恩来父亲、邓颖超母亲都安葬在那里。每到清明，她亲手修冢，插几枝红花。红岩早期史料里，常能看到一句侧记：“饶国模送来米面”“饶国模补铁窗”“饶国模垫付医药费”。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陆续离开重庆。1947年地下党经费紧张，一纸求助信递进她家。那天夜里，她翻箱倒柜，只凑出一条金项链和几张现钱，拍在桌面：“全拿去。”翌年，金条也捐空了，她还在想办法。

1950年“七一”，她把红岩村两栋楼、果园、上千方丈地皮，一律捐给人民政府。递交字帖时，她戴副老花镜，写得极工整。接收人员想说几句感谢，她摆手：“那些房子本来就该是党和国家的。”

1960年初春，她在北京突发脑溢血逝世。病房外立着几十个花篮，很多署名是当年红岩老同志。郭沫若闻讯写诗：“农场名大有，榕树界阴阳……”字里行间，都是不舍。

1985年，邓颖超站在那座老宅前，回忆奔涌。她把工作人员叫到跟前，认真交代： “馆里的展牌要改。要写清楚饶国模冒的风险、出的资金、付出的心血。轻飘飘几句，不足以让后来人明白她的分量。”

众人点头。廖伯康立刻记录，承诺数日内调整。邓颖超神情才稍缓，转身继续参观。走过旧篮球场，她突然笑道：“当年小伙子们在这里打球，饶大姐就在旁边数着人头，怕有人漏饭。”一句闲话，把尘封的画面重新亮起。

傍晚回到招待所，邓颖超没急着休息，而是伏案写下一页纸条：文字不算多，却逐条列出修改建议——补上饶国模的生卒年、家世、主要义举以及与南方局的合作细节，加上办公旧址平面示意，注明她无偿捐献农场的确切时间……笔锋微颤，却分外清晰。

纸条递交文史部门后，邓颖超对随行说：“史料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是用来让后代知道什么叫担当。”灯光下，她把钢笔合拢，轻叹：“饶国模同志值得被人民永远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