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恩维 | 《御制盛京赋》的西译、西传及其世界性意义生成

《御制盛京赋》的西译、西传及其世界性意义生成

文/陈恩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陈恩维教授

摘 要 ：1743年，乾隆皇帝创作的《御制盛京赋》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本，旨在建构大清统治的文化合法性，展现清朝的盛世景象，宣扬敬天法祖的治国理政理念。1769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首次将其翻译成法文。他借鉴儒家注经的方式，采用“正文+注释”的翻译体例展现作品文学魅力和文化内涵；借助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以法国之“品达”体类比中国赋体；以阐释性增译，凸显赋作华丽铺陈的语言风格；塑造了乾隆皇帝雅好文艺、善于治国的形象。钱德明译本在法国出版后，引发了西方思想家、文学家和汉学家的广泛阅读和多元接受，使《御制盛京赋》走出固有的中华文化场域，经历了多维度的意义增殖。《御制盛京赋》的创作、翻译及其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传播和接受，展示了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如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文学作品，也显示了“世界文学”概念的初步形成及历史演变，从而为当代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提供历史经验和未来启迪。

关键词 ：京都赋；《御制盛京赋》；钱德明；世界文学

引言

乾隆八年（1743）九月，乾隆皇帝前往盛京（今沈阳）谒陵祭祖，当年十月亲自创作了《御制盛京赋》（下文简称《盛京赋》）。随后，他诏令以32种满汉篆体文字刊印《盛京赋》，颁行天下。《盛京赋》在国内迅速流播的同时，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于1769年将其译成法文Eloge de la Moukden，并将手稿寄往法国皇家文库，由著名汉学家德经整理出版。钱德明译本随即在法国引发了广泛关注，随后又传播到英国，从而成为最早进入西方文学文化语境且产生直接影响的中国赋体文学作品之一。那么，《盛京赋》作为历史上第一篇西译赋体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西译和西传成为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呢？目前，学界对《盛京赋》本土传播和域外研究虽有所涉及，但鲜少会通二者的综合研究，难以凸显《盛京赋》的世界文学价值。本文不揣浅陋，欲在前贤今彦的研究基础上，汇通多语种史料，对《盛京赋》由中华而域外的传播过程、原因及阅读接受作细致梳理，借此探索中国文学世界性意义的生成，从而为当代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一、作为大清政治文本的《盛京赋》

《盛京赋》在体裁上属于京都赋。京都赋源自汉代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随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等，皆以主客问答体制宣扬大一统中央王权，题材和体制基本定型。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首列“京都”赋一门，强化凸显了其在文学总集中的首尊地位。不过，由于内容和体制上的陈陈相因，传统京都大赋在后来的发展中文学功能部分丧失，其价值主要在其政治功能。与以往京都赋由润色鸿业的文士完成不同，《盛京赋》是乾隆皇帝以帝王之尊而亲自创作，这既是其个人文史才能和大一统清朝国力的一次展示，也是对大清治国理念和思想的重要宣示。在赋首，乾隆宣称：“鼎立瓜分者，益琐纤旁魄不足以殚摅。而孟坚、平子、太冲者伦，方且艳陈崤函陇坻之隘、盐池墨井之腴、枍诣天梁之丽、三条五剧之区，极铺张以诡辨，彼何辞乃称诸！奚侔夫天作之皇宅，又何藉苌弘与魏舒？于是咨文献、考图籍，不恧不文，爰赋其略。”乾隆以睥睨一切的口吻指出，此前天下曾经分崩离析，鼎立瓜分之势，难以尽述，而班固、张衡、左思之辈，却极力夸张描述。这些铺张夸饰的虚词滥调，怎堪用来书写一统天下、上天眷顾的大清龙兴之地？于是，他亲自查阅文献，考索书籍，以帝王之尊而赋写盛京，体现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恢宏气势。

▲乾隆帝画像

首先，《盛京赋》试图从文化和道统上确立满族统治的合法性地位。满族在明末崛起于中国东北而后入主中原，乾隆有意识地建构了一个“帝女天妹，朱果是吞，爰生圣子，帝用锡以姓曰觉罗，而徽其称曰爱新”（第136页）的族源神话，用以比附《诗经》中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的传说，目的是突出满族族源的久远和正统。在叙述盛京的建置与规模时，他强调“其封域，则虽始自秦汉历隋唐以迄辽金欤？而举其规模，则维新皇运膺灵佑之独深也”（第136页）。他将满族的起源和盛京的封域纳入秦汉隋唐以迄辽金的大中华历史叙事和民族共同体建构中，意在表明其帝国在文化和道统上的合法性。经此历史叙事，将大清王朝塑造成为一个多元一统的新王朝。如此，则不仅在历史、文化、疆域、政治多重层面树立了大清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且赋予了大清统治冠绝前朝的历史地位。

其次，《盛京赋》着力展示大清王朝的盛世景象，具有强烈的润色鸿业色彩。赋文先描写盛京周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饶物产，以证明满洲深得上天眷顾，所谓“帝眷东顾，用畀皇清，而为万载之沛丰”（第137页）。在接下来的铺陈中，乾隆皇帝依次描绘了盛京的地理形胜、山川物产以及盛京的营造过程、宫殿的设置，继而叙满人建政开元、狩猎中原、统一天下、国以殷富、兵以盛强的历程，意在说明大清没有蹈袭朝代更替的旧轨而开创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同时，《盛京赋》还花了大量笔墨对狩猎场景极力铺排。这既是京都赋的写作传统，也是对中国传统礼法的继承，同时也从侧面展现清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意在说明“合内外为一家，自我祖而已然”（第139页）。赋文描写了当朝国泰民安的情景，以表明“国以殷富，兵以盛强”（第139页）。政治上，“吉君臣之一德，而扩我闼于八荒”（第138页）；军事上，“因天地之利，习军旅之劳，战则克而祭受福”（第139页）；经济上，物产丰富，粮食富足，“我簋斯盛，实佳粢也；我仓如陵，庾如坻也”（第139页）。赋文还处处流露出天命观思想。如描写盛京周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饶物产，不免发出“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第135页）的感叹。追忆清朝开国历史，则强调其“天命天聪，丕显丕继，因其旧沈，拓我新制”（第137页）。叙述清朝取代明朝，则称“因人心之归清，顺天意之厌明”（第139页）。最后总结：“盖尝考千古之兴替，稽百代之历数，拒符瑞之难谌，信仁义之堪守，斥逐鹿之蛊说，审神器之有授，乃知帝命不时，眷清孔厚也。”（第139页）强调是清朝统治者以仁义而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厚爱，体现了儒家的“应天授命”的思想。总之，赋文刻意塑造大清地大物博、国力强盛、天命所归，意在从实践层面证实大清统治的合法性。

再次，《盛京赋》宣扬乾隆皇帝敬天法祖的治国理政观念，塑造了其明主贤君的自我形象。其一，敬天法祖的治理思想。赋序于敬天法祖思想，一篇之中三致意。先引圣贤敬天法祖之言，随即表示“斯言也，人尽宜勉，而所系于为人君者尤重”（第135页），以见其对自身要求之严格。又以孔子之言申明宗庙祭祀为国之大事的地位，表示“宗庙禘尝之典，固先王继志述事之大经也”。再追述先祖到盛京祭祖的往事，表示自己将肩负踵武祖业的重任：“予小子缵承丕基，惧德弗嗣，深惟祖宗缔构之勤，日有孜孜敬奉神器。”（第135页）其二，勤俭爱民的个人形象。如赋中言及宫殿建造，则表示反对铺张浪费：“匪有心于俭约，乃潜揆夫陶唐。”（第138页）在铺陈天子之游猎时，不忘指出：“讵其害三时之土谷，夺百姓之腴膏，蹂桑柘之地，广虞猎之郊，如《子虚》《上林》之所嘲也哉。”（第139页）在铺陈农桑之事时，指出：“服尚布棉，奚纤美也；器用陶匏，戒奢靡也。”（第139页）如此一来，赋中所述敬天法祖、忧国忧民、勤俭节约、循循善诱的圣君形象便跃然纸上。

▲《御制盛京赋》（清乾隆十三年汉满合璧三十二体本）

综上所述，《盛京赋》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更是一种政治文本。它以传统京都大赋体制对盛京这一具有政治意涵的旧都进行铺陈描绘，借以展现大清统治的文化合法性、大清王朝的盛世景象和皇帝敬天法祖的治国理政理念，因而在文化精神上具有强烈的当代性。《盛京赋》完成之后，乾隆皇帝于当年将其遍赐国子监肄业学生，人各一部，又赐满文本《盛京赋》于国子监收藏。乾隆十三年（1748），又下令纂修满汉合璧32体篆书《盛京赋》并多次刊刻，同时还邀集朝中文人迭制《盛京赋》文卷碑帖。此外，他还将书册广泛赐予各省督抚、驻防将军，利用江南发达的出版业将《盛京赋》重行印制，以广传阅。在官方的力推之下，《盛京赋》作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艺书写，进入了18世纪中后期清朝士人的阅读世界之中，发挥了巩固士子对清朝统治的认同感的作用，因而成为象征和传播清代政治文化的符号文本。

二、作为中国诗歌与历史样本的法译《盛京赋》

当清廷官方正大力推动《盛京赋》传播之际，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于1750年来华，第二年获准觐见乾隆皇帝，因学识和语言能力受到赏识而被任命为清廷御用满语—拉丁语翻译。1769年，钱德明主动完成了《盛京赋》的法文翻译。对于翻译的目的，他指出：“可以从两个角度审视中国皇帝御制之作：我想说，作为诗歌，其目的在于娱情悦性，其意境生动，描写铺陈，比兴细腻，文采华丽，美轮美奂；作为历史，其目的在于教化，满族之要义、重要之风俗，辅助之事件，悉数详加评介。”（第21页）显然，钱德明感受到了《盛京赋》在中国的巨大的文化政治影响力，也注意到了它的中华文化传播力。

▲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首先，为了同时展现《盛京赋》的文学魅力和历史文化价值，钱德明借鉴中国注经模式，开启了“正文+注释”的翻译方法。在译者序中，他说明了自己的翻译方法：“我始终尽可能地跟随原文，一页一页，一句一句，一行一行，我几乎什么都不落下。”（第21页）但是，由于中、法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面对精炼且华丽的中文诗体语言，句句对应的翻译方式难以处理原文所包含的诗意和大量西方人陌生的名物典故。对此，钱德明创造性地借鉴了儒家注经的方式，对《盛京赋》中的中国历史、地理、名物、制度、风俗和人文典故进行逐一注解和注释。他主要采用页下和文末两种注释方式。页下注释，主要对字词进行简单释义，以帮助读者理解文义、了解中国文化常识。例如，《盛京赋》原文云：“是盖因天地之利，习军旅之劳，战则克而祭受福。”这段文字介绍了游猎之后的祭祀活动。译文特意对“祭受福”加以注释，以说明祭祀活动的礼仪意义：“确立围猎的原因是基于满洲之国本，汉族人也将此视为一项礼制。在《礼记·月令》中，就已经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意思是说，春天选择猎手确定将要狩猎的地方，夏天派他们去恐吓野兽，避免野兽破坏，秋天再开始大规模狩猎。”（第118页）显然，读者借助注释可以了解中国皇家狩猎之后的祭祀礼仪，又能理解其内在意义。文末注释，主要是对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专题介绍，通常篇幅较长。如此一来，法译《盛京赋》不仅是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同时也如同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钱德明表示：“凡是在我看来有用的注释，我都不会省略，因为我有理由相信，某些学者会阅读这部作品。我希望他们能够从中找到值得关注的内容，他们也会感激我的整理工作。”（第277页）他甚至直接呼吁：“请读者诸君注意我的注释，也许有些内容不值得关注。但是，我希望尽量将与满族相关的内容都放进来。满族已经名声显赫，值得从基于民间传说的历史之外、从中国作者描写的神话传说之外去关注。通过这些诗意的想象，我们可以剥离出历史的真实，因为这些想象也是基于历史之上的。我只想说依据的都是值得信任的作者。”（第105页）

其次，钱德明译本以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帮助西方读者理解《盛京赋》的文体特征。钱德明对赋、颂文体进行了详细说明。对于颂，他一开始表示：“对于中国人所谓的‘颂’，如何给出法文名字，在读完‘颂’之后，我知难而退。”（第122页）但是，他后来在文末注释中进一步指出：“这里所说的诗文即中国人所谓的颂。颂是歌颂早期王朝创立者的赞词。”接着又采用满语“Toukietchoun”一词来对译“颂”，最后还引入古希腊Odes（品达）这一西方文体与之进行类比。他指出：“这是一种类似于品达体的颂歌（d’Ode dans le goit des Pindariques）。我们可以通过法文版本来加以判定。”（第277页）Odes直译为品达，也译为颂歌。钱德明将中国之赋颂与法国人熟知的品达体进行比较，大大方便了西方读者理解中国赋体特征。因为，这两种文体尽管源自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但的确不少相似之处。品达（约前518—约前438）原是古希腊抒情诗人，被认为是古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首。其作品常用于庆祝或赞美重大事件、人物或神灵，风格往往宏大而庄重。诗人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力，将要赞美的对象描绘得栩栩如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中国的赋体同样以宏大的叙事和铺陈描绘著称。它往往以宏大的题材为背景，通过对自然景物、社会现象或历史事件的详细描绘，展现波澜壮阔的文学景观。另外，两者的相似之处还体现在语言的华丽与雕琢上，品达体诗歌通过精心挑选词汇和句式，使诗歌具有优美的音韵和节奏，同时赋予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力，而赋同样注重文采和韵律，通过夸饰的修辞和丰富的想象来营造一种优美华丽的文学风格，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钱德明不无自信地表示：“不管如何，我认为已经言说得足够充分，可以给读者原原本本呈现‘赋’与‘颂’的概念。”（第21页）

▲钱德明译《御制盛京赋》封面

再次，钱德明译本还通过阐释性增译的方法以凸现赋作之华丽铺陈的语言风格。他表示：“我觉得，很多东西本应该解释得更加清楚，有些本来应该言说的内容未能穷尽其意，抑或常常削弱文气，背离原文。”（第21页）例如原文中“帝眷东顾，用畀皇清，而为万载之沛丰”（第137页），钱德明译本将其阐释为“天帝威加于万物，恩惠广施于人类，眷顾频降于凡间。东顾祥和之壤，恢复旧时之光，成就大清之业，一如汉初沛丰”（第112页）。这种包含在正文中的阐释性翻译，对原作隐含之义做了详细说明，显然有益于读者理解原文，同时也借助铺陈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为了凸显原文文辞的优美，钱德明经常选择增加描述性语句，使译文比中文更显华美。如翻译原文“虎豹熊罴”四字时，钱德明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虎，谁不知乃百兽之王？其力健灵敏，捷巧神气，炯炯双眼，均彰显无上威风。豹则次之，健壮机敏稍逊，益加威猛凶残。复有熊罴。熊者，冬季蛰伏，春来活动，冬眠数月，觅食解饥。其形类于野猪。罴者，猛兽也！让人战栗。体阔身壮，头长腿高；皮毛呈白棕之色；力大无穷，凶猛无双，与其他动物相异。力大足以伐树碎木，过分凶暴，故常独处。不复描述，以免心寒。”（第107—108页）如此增译，导致了译文的篇幅大大增加，但能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赋体的夸张、铺陈与华丽的艺术风格。他指出：“‘赋’是一种崇高的主题，具有伟大、高贵、雅致的内容；应当鲜活地表达出所指事物的意象，应该充满激情，生动有力。从远古直到当今，所有的赋文都文采飞扬，意象奔涌，浓墨重彩，主题讲究，一如御制之作。我们怎么能不不遗余力地利用所有学识，尽量详加注解，让普通读者领会其意，并传递出所有的美感呢？”（第277页）

最后，钱德明译本着意塑造乾隆皇帝雅好文艺、善于治国的贤明形象。他在译序中指出：“不难理解，御宇天下的中国皇帝，统治着寰宇内最为广袤的帝国，在政务之暇，驰情骋意，御制涵盖各类非凡文学知识之赋文。”（第21页）接着还说明乾隆皇帝为了繁荣科学与文艺，组织翰林院学士将优秀的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这样就先入为主地塑造了一位雅好文艺、善于治国的中国皇帝形象。在正文的译文中，钱德明极力凸显乾隆的治国思想理念。如译文序言开篇翻译原文“尝闻以父母之心为心者”一段话，基本上直译了原文强调的君主要谨守“父母之心”“祖宗之心”和“天地之心”，但是对谨守“天地之心”，他补充了“则宇内升平，物产丰饶”（第49页）一句，意在突出乾隆皇帝治国理念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再如原序中“斯言也，人尽宜勉，而所系于为人君者尤重”（第135页），钱德明译文在此基础上补充说明“为人君者尤重”的缘故是“parcequ’elles sont de la derniere importance， et pour leur bonheur particulier， et pour le bonheur de tous ceux qu’ils gouvernent（此诚个人之康乐、苍生之福祉）”（第43、49页）。显然，钱德明的上述增译，是为了表明君主遵守社会和自然法则以及教民爱民的品质，展现乾隆的贤明形象，树立其皇帝的典范地位。德经在阅读译文后指出：“乾隆想教化子民中国人最基本的义务，亦即对父母祖先的尊崇，因为他们的淳朴道德始终堪为典范；皇帝也要履行这一义务。他还想弘扬大量取自于《书经》的箴言，以教育子民，这些教条涉及人们应该遵守的统治或操行原则……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致力于颂扬他的民族，要赋予她与汉族同样悠久的历史，这源于他对本民族的热爱，而正是这个民族帮助其先祖征服了中原。”（第11页）这说明，《盛京赋》的法译本为西方提供了一个认识乾隆皇帝的文学样本。

▲钱德明、龙云译注《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

钱德明翻译《盛京赋》，刻意突出赋体文学风格和中国皇帝形象，与当时欧洲的汉学发展趋势和西方礼仪之争有关。在钱德明之前的法国耶稣会士，如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马若瑟（Joseph Marie dePrémare，1666—1736）等，主要对《易经》《春秋》《老子》等中国经籍进行翻译，目的是挖掘中国古籍与基督教的相通之处，从而使这些译本能够发挥说服西方支持耶稣会传教事业的作用。而钱德明则将重心放在了文学层面，注重文学性，包括语言的典雅，艺术修辞等，引导西方通过文学作品而不仅仅是经学典籍来了解中国，这较之以前是一个明显的突破。此外，18世纪西方出现了一股研究满族历史文化的热潮。西方诸国与中国的直接交道从晚明开始。突然爆发的明清易代变革，在带给西方震惊之余，也引发了汉学家对清朝崛起原因的好奇和探究。如多明我会传教士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鞑靼中国史》、意大利耶稣会史卫匡国《鞑靼战纪》，都记录了这一段历史。钱德明翻译《盛京赋》向西方介绍满族历史文化，可以说顺应了这一学术热潮。《盛京赋》的翻译还顺应了当时西方汉学中出现的“中国皇帝热”。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代帝王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国家完成统一、国力日趋强盛，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好奇心，在18世纪的西方因而出现了一股“中国皇帝热”。如白晋回法后出版了《呈奏国王的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即《康熙帝传》）《中国现状记：满汉服装图册》。而在西方极具影响力的《中华帝国全志》第4卷对中国满蒙等民族和中国的君主集中制和皇帝的权力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上述汉学风潮的影响下，由满洲的统治者所创的有关清朝崛起的文学作品自然就吸引了钱德明的关注，并引发了其将其译制西传的兴趣。德经指出：“赋文及注释蕴含的自然历史知识非常实用，可以让我们了解该地区丰饶的物产，而此前这类著述十分少见。其次，皇帝在文中试图模仿帝国的古代风俗，我们也由此可以了解许多中国古代的奇风异俗。”（第10页）此外，钱德明选择《盛京赋》进行西译，可能有隐晦地为来华耶稣会士辩护的目的。18世纪初，中西礼仪之争爆发，而18世纪中后期这种争论转移到了西方天主教内部。钱德明来华后，欧洲詹森 （Jansenists）派反对耶稣会的道德论学说，而后法国取缔了耶稣会，1759年又传来葡萄牙耶稣会士被驱逐的消息。作为早期来华最后一代的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对《盛京赋》中众多祭祀的仪式和意义的翻译和注释，向西方具体介绍了中国皇家的祭祖仪式，坚持认为这类祭祀与偶像崇拜无关，意在为主张对中国祭祖仪式持宽容态度的在华耶稣会士辩护。

▲卫匡国《鞑靼战争史》（Apud Iohannem Ianssonium juniorem，1655年）

总体来说，钱德明将《盛京赋》作为一个文学和历史的文本，其翻译策略既受到《盛京赋》在中国国内作为政治文本广为流传的事实之影响，又受到同时期西方学术文化和其自身的立场的影响，由此也开启了其不同于国内传播的跨文化西行之旅。

三、《盛京赋》在域外传播中的意义增殖

《盛京赋》翻译完成后，委托法国著名汉学家德经进行审阅，并于1770年在巴黎正式出版。德经也因此成为阅读研究钱德明所译《盛京赋》的西方第一人。他在《弁言》中详细介绍了《盛京赋》的“正文+注释”的翻译体例，并特意说明其价值和功能：“注释妙趣横生，涵盖中国东北满洲地区自然历史、地理以及诸多中国古老风俗详情；注释为出版者所添加，乃著作之有机组成部分。钱德明取其精华，并适当增加了帮助欧洲人理解的解释。”（第9页）他介绍了钱德明译本的内容：“乾隆简要地向读者介绍了他要去祭祖朝拜的这个地区，以及该地区最弥足珍贵的物产。其主要的虚构在于重新勾勒三千年前中国君王的行为操守，古希腊人也这样创作诗文，因为他们的神灵也是民族早期的英雄、家族曾经的先祖。”（第11页）他还重点介绍了作者乾隆皇帝及其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乾隆关注所有文学活动，在政务闲暇之时，常常醉心于诗歌、历史，流连于古典研究；出于这种爱好，他召集最优秀的学者，致力于阐释历史典籍，优化满族语言。我们知道，这位君主曾将多幅《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寄来巴黎，我们技艺高超的匠师正在制作铜版画，而后将寄回给对铜版画闻所未闻的北京宫廷。”（第13页）德经的介绍和推荐，奠定了《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三个维度，引起了西方思想家、文学家和汉学家对这部由中国皇帝撰写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1770年4月号的《博学杂志》发表了介绍《盛京赋》译本的文章，当年8月发表了书评，肯定了钱德明的翻译工作，认为原文乃君主诗作，其中包含各种鲜为人知的文学知识，可以激发公众的兴趣。同年，法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学刊物《风雅信使》即以大篇幅介绍《盛京赋》，称其“是一首独创性的诗”。一时间，法国文化名流都争相阅读此书，他们常通过书信讨论法译本《盛京赋》，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加以引用，甚至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志同道合的朋友。

法国启蒙思想家将钱德明译《盛京赋》当作了解中国皇帝的一个读本。长期受耶稣会士中国研究影响的伏尔泰，在阅读了钱德明翻译的《盛京赋》后，注意到了乾隆这个接近理想的皇帝形象：乾隆犹如父亲般的角色，天下皆如兄弟，通过祖宗、族人等关系纽带搭建起整个社会架构，营造和睦亲善的社会关系。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伏尔泰流露出对乾隆皇帝浓烈的崇拜之意：“我承认，我被这种温柔的道德，这种仁慈的美德所吸引，这种美德渗透到皇帝的所有作品中。我想问，一个肩负着如此广阔王国重任的人，怎么能抽出时间写一首诗呢？他如何有一颗如此善良的心来向一亿五千万人传道，而又有足够的才智去作诗，而又不会使山峦起舞，大海流失，日月融化？”他甚至写下一首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表达对能作诗的乾隆皇帝的倾慕：“上天的火光把陛下你的激情点燃/告诉我，我们热爱的这门伟大艺术/在北京和巴黎都一样艰难。”在另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他介绍了《盛京赋》的内容和艺术特点后，他指出：“这是我们许多诗人所缺乏的优势。”在其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中，伏尔泰引述了钱德明译《盛京赋》中的关于满族起源的神话来说明一种罕见的植物。可以说，伏尔泰阅读《盛京赋》译本，一方面将其当作了解乾隆形象的读本，另一方面则将其当作了解中国各方面知识的百科全书，同时还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素材来源。

▲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

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e）的领袖狄德罗在1770年5月1日的《文学通信》杂志上为钱德明译《盛京赋》撰写了摘要，对各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并作了一些点评。狄德罗指出，尽管译本存在一些因为中、法语言文化不同而带来的阅读障碍，但他借助译本感受到了《盛京赋》的文学魅力。他指出：“乾隆歌颂他的出发，他的巡幸，他的驻跸，他的献祭，他的祖先，他们难忘的事件，他们的生活、风俗、盛宴，他们建立的城市，盛京的建筑，周围的乡村和海洋，山脉，平原，森林，河流，植物，金属，石头，动物，鱼，鸟；他的诗以宏伟、智慧、简朴、温暖、真实的风格描绘了所有这些物品。没有哪本书比这本书更有知识，更有品味。有一种神韵，一种多样性，一种深刻的感觉，一种庄重，一种对祖先记忆的温柔尊重。”另一位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格林姆在读了狄德罗所写的摘要和译文后指出：“事实上，读中国皇帝的诗不会像你刚才读到的哲学家的节选那样让你感到快乐；但你放心，这既不是他的诗的错，也不是你的错，这是巨大的地点和风俗的不同必然产生的效果，以至于译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要么因为缺乏对应的术语而将中文单词留在描述性诗歌中，要么用与我们欧洲的习语完全不同的代用语表达某些图像。”他承认：“所有这些都离我们太遥远了，欧洲读者可能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感到困顿，这一次又一次地削弱了阅读的魅力；但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种魅力依然存在。”他赞扬了诗歌所传达的道德：“请注意，中国皇帝的诗歌中没有任何迷信痕迹，很明显的是，每当作者谈论到对天地的敬仰，其意思是圣人对这种整体秩序的必要的屈从和顺服：此种简单而崇高的哲学，是我们行为的真正动力，是道德的真正基础，采纳或遵守同一群体中达成的这种联合契约，这种哲学将是人类道德的唯一源泉。”他由《盛京赋》而推论乾隆的美德：“由这样的诗人治理的人民该多幸福！尽管说与做完全不同，主要应该看君主的实际行为，而不是看其言辞，但很明显的是，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显然，伏尔泰、狄德罗和格林姆通过阅读《盛京赋》译本，不仅获得了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文化的新认知，而且获得了反思和批判欧洲封建社会的思想资源，他们对中国文学持一种欣赏和悦纳的接受态度。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

钱德明翻译《盛京赋》推动了法国汉学对满族和满文的研究。钱德明是来华传教士中学习满语的先驱，他翻译《盛京赋》时常常参考满文版译文。他甚至呼吁欧洲人学习满语：“满语与欧洲语言旨趣相近，它有自己的方法和规则，简而言之，读起来更加精确。我将会寄语法书和字典等工具书，为大家学习和理解满文提供方便。而且，认真学习五六年，就可以研读各种满文书籍了。”（第23页）他的呼吁不久得到了响应。1828年，德国汉学家柯恒儒（Henri Jules Klaproth，1783—1835）将《御制盛京赋》满文原文登载在自己主编的《满文名著》（Chrestomathie Mandchou）中，将其作为学习满语的文化教材。1829年，法国汉学家雷慕莎在《亚洲新文学丛书》（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中也引用钱德明译《盛京赋》，比较了汉、满语言的不同，同时表达对乾隆文艺才能的崇拜，并对乾隆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柯恒儒《满文名著》中收录的满文版《御制盛京赋》

与此同时，钱德明所译《盛京赋》还走出法国，传播到了英语世界。如果说，法国人对钱译《盛京赋》主要是一种基于启蒙思想的各取所需的阅读，其后果是使《盛京赋》实现了意义增殖；那么英国人则主要是借助对法译《盛京赋》的批判性阅读对之进行文学上的“挪用”，其意义增殖主要发生在文学创作层面。英国读者首先感兴趣的是钱德明《盛京赋》译本附录的乾隆《三清茶》诗。1770年7月14日，英国伦敦的《公众播报》（The Public Advertiser）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茶颂》之散文体翻译”（“A Prose-Translation of an‘Ode on Tea’”）。此译本转译自钱德明的法译本。1772年、1773年又分别出现另两个英译本。英国著名诗人约翰·沃尔科特（John Wolcot，1738—1819）于1792年以彼得·品达（Peter Pindar）为笔名，创作了名为《献给乾隆皇帝的颂歌》的诗作。当时，恰逢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准备出访清廷，而英国知识分子对此次由英国政府支持、东印度公司赞助的访华之旅抱有极大的怀疑，彼得· 品达通过阅读法译本《盛京赋》了解到了乾隆形象，因而创作出这一组讽刺诗作，来反讽当时的英国政府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某些不当行为。1794年，他又以格律诗体重译了《三清茶》，收录于讽刺诗集《品达莉安娜：又名彼得卷宗》（Pindariana：or，Peter’s portfolio）中。在约翰·沃尔科特的笔下，乾隆皇帝成为被改写、揶揄以及戏仿的对象，成为本土政治批评的语境铺垫与话语修辞，其素材来源是《盛京赋》法译本，但其对英国的影响则超过了法译本。

▲《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图》（威廉·亚历山大绘）

英国汉学家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曾因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而在北京见到钱德明，并与之进行了交谈。他后来在其编纂的《中国杂记》（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中提及《盛京赋》，虽然肯定了钱德明译作“可能是我们在欧洲所拥有的最完美、最完整的中国幻想作品的译本”，但却批评这篇诗赋本身过于繁复沉闷，他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习惯和风俗、作者的语言结构和习语与译者的习惯和风俗相去甚远，那么要公正地对待纯属幻想的作品，几乎是完全不现实的。如果一首诗的散文翻译，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会被认为是极不充分和令人不满意的，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更应该如此了。同时，必须承认，在中国那些自称是文学作品的作品中，有许多严肃、琐碎和浮夸的空洞之处，这使欧洲读者不可避免地感到厌倦和厌恶。”斯当东还摘录了钱德明的部分译文，具体为描述狩猎场景和追忆清朝满族历史的段落，用以向西方传递中国文化而非中国文学的魅力。服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打字员彼特·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1790—1855）也曾阅读过钱德明的《盛京赋》，他提到：“钱德明的节译虽然做到了正确的翻译语句意思，但没有保留原作的原本样式，给欧洲的读者带来的有关中国诗歌结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他在翻译时采用的译法比我翻译《花笺记》的译法更为自由，也许更适合传达《盛京赋》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意蕴。”汤姆斯虽然批评了钱德明的翻译方法，但他基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标准将广东木鱼书《花笺记》置换为诗体小说，采用“正文+注释”的翻译体例在传达中国文学魅力的同时介绍中国文化的做法，其实还是基本上参考或者挪用了钱德明翻译《盛京赋》的基本做法。无论是斯当东还是汤姆斯，他们的中国文学翻译，都曾直接得益于钱德明法译《盛京赋》，但他们在翻译中国文学时，是以英国文学作为参照和评价的标准，故而对中国文学的溢美明显下降。

▲《中国杂记》中介绍钱德明译《御制盛京赋》

综上所述，钱德明法译本使《盛京赋》得以走出固有的中华文化场域，在西方社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阅读和传播。这一过程，带来了文本意义的增殖。因为，一个文本一旦经由翻译进入异质的文化环境，就会脱离原有的母体文化环境和译者的本意，在异质文化环境的流通和传播中衍生出新的意义。总体看来，英国人对钱德明译《盛京赋》的接受，不同于中国语境中对隐藏在赋文中的政治文化含义的重视，也不完全忠实于钱德明法译本设定的理解《盛京赋》的文学与历史维度，而更多是从本国学术文化、现实政治和时代思潮的需要出发，将其当作思想、汉学与文学的读本加以利用或者挪用。

余论：《盛京赋》的西传对“世界文学”观念的启迪

从中国文化语境来看，《盛京赋》是传统的京都赋或者说常见的政治文学文本，但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在经过翻译、阅读与流通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新的历史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首先，《盛京赋》的法译本，在准确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文体特征和文学风格的同时，还力图塑造人物形象，并阐释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一点表明《盛京赋》不仅是一个文学读本，同时也是综合了文学、历史、汉学等多种内涵的综合性文化读本，这决定了其在异质文化环境中传播和接受的广度。就翻译方法而言，运用“正文+注释”、文化比较、阐释性翻译等手段，降低了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难度，从而提升了其传播与接受的效果。就翻译的目的而言，钱德明对《盛京赋》的翻译，不仅考虑了《盛京赋》和乾隆皇帝本人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而且考虑了其在法国的接受语境中社会各界的思想实际，如西方礼仪之争导致西方对中国祭祖仪式充满兴趣，大清的崛起导致西方对满族充满好奇，还有当时的中国皇帝热等。上述因素，导致《盛京赋》甫一传到西方随即引发广泛关注和阅读，产生了众多的评论和挪用，从而具备了世界性意义和影响。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外译值得借鉴的。

其次，《盛京赋》由中国而域外的传播，显示了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与路径。达姆罗什指出：“我用世界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原来的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它们或者凭借翻译，或者凭借原先的语言而进入流通。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乾隆《御制盛京赋》因其政治文化的特殊性而流播中华，但经钱德明的翻译后却以文学与历史样本的身份走向西方，其价值和意义也在跨文化文本旅行中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国内场域，《盛京赋》与其说是文学文本，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文本，而钱德明的《盛京赋》法文译本则成为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以及中华文化的跨文化文本，且有为耶稣会士辩护的隐晦目的；而它在西方出版流通之后，其接受方式更是异彩纷呈，思想家从中解读到了乾隆文治武功的理性君主形象，汉学家则将其视为语言文学教材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典型文本，从中体会到了中国文学语言和修辞的持久魅力，甚至尝试将其作为创作的素材进行再创作，这无疑赋予《盛京赋》一种新的阅读和理解模式，使之具有了“世界文学”的性质。《盛京赋》的西译与西传，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更为中西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参考。

再次，《盛京赋》作为最早西译的赋体文学作品，还揭示了世界文学概念的初步形成及后来的演变。18至19世纪初期，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潮推动了世界主义文化的兴起，这个时期的中西交往大体还处于平等状况，西方对中国及中国文学的想象还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盛京赋》的西传，不仅激发了欧洲知识界对东方文学的兴趣，也引导他们反思自身民族文学的不足。狄德罗在阅读完《盛京赋》法译本后认为，法国文学中没有产生比这更有活力、更优雅、更有感情、更有智慧和更有品味的东西，表示“我会更谨慎地思考，少一点对他们的文学的蔑视”，进而认识到“在诗歌语言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所有国家都有一些共同（具有诗意）之处”。约翰·沃尔科特则假托诗人品达的名义致信乾隆皇帝，表示“你对盛京的赞美、你的优美的《三清茶》诗，给了我无限的快乐”，希望与之进行一次“文学交易”（a literary commerce）。当然，也有英国汉学家批评《盛京赋》的烦冗沉闷。但是，上述西方世界对于《盛京赋》的反响表明，18世纪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界，已经开始关注西方之外的东方文学。借助对东方文学译本的阅读，欧洲人文学者逐渐突破了民族文学的局限，开始形成“世界文学”的概念。从这个意义而言，《盛京赋》的西译和西传，对欧洲早期“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的加剧，由于中西贸易摩擦不断，西方对中国的印象急剧恶化，世界文学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18世纪之前的世界文学观念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而19世纪后的“世界文学”则逐渐演变为国际文学市场主导的同质化趋势。随着中西冲突的加剧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乌托邦式想象逐渐被带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所取代。由于《盛京赋》浓厚的东方色彩与西方主流文学的同质化趋势不符，早期颇受关注的钱德明法译本逐渐遭受冷落，终至无人问津。《盛京赋》译本在西方地位的变化，间接反映了世界文学观念从多样化走向同质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御制盛京赋》在18世纪经由钱德明的译介走向西方，不仅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次历史先声，更是一次跨文化传播的深度实践。该文本从盛清政治语境中的合法性建构工具，转变为西方视野中兼具文学审美与历史认知价值的复合读本，其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的“正文+注释”体例、文化类比与阐释性改写，既有效传递了原文的铺陈气势与帝国意象，也面临意义增殖与文化折扣的双重命运。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它被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视为东方哲君政治的典范，成为反思欧洲社会的重要他者；同时，它也推动了早期西方汉学对满族语言与历史的研究，并在英语世界中经历挪用、戏仿与批判性接收，显示出文本在跨语境流通中的强大可塑性。这一经典案例表明，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并非简单的文本移植，而是通过翻译实现话语重构与意义再生的过程，既需依托译者的跨文化阐释能力，也深受目标文化的政治倾向、学术思潮和接受语境的影响。在当今全球性与在地性张力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文学是否将走向多元共生还是趋于文化同质，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盛京赋》的西传历程提示我们，中国文学若要在世界格局中确立自身声音，不仅需着眼于语言转译的技术层面，更应关注话语策略、接受机制与阐释主体的互动关系，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参与世界文学的价值重估与范式重建。未来的世界文学图景，终须在各国文学平等对话、互鉴融通的实践中逐渐明朗。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中国文体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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