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迷恋中国，要求全家改用筷子吃饭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答案，一个正常而又意外的结果。

说它正常，是因为这位匈牙利作家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分量。他拿下过几乎所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奖项，2015年还摘得了布克国际奖的桂冠，是欧洲文坛、世界文坛最闪耀的名字之一。早在奖讯公布之前，他就已经是博彩公司预测的热门，一度排到了赔率榜第二的位置。

202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说它意外则与其作品有关。尽管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曾欣喜地将拉斯洛与19世纪的果戈里和梅尔维尔相提并论，称之为“当代最富哲学性小说家”，但也正因为所谓“哲学性”，他的作品并不那么容易阅读，所以尽管声名响亮，却依然在读者层面显得冷僻而小众。

迷宫与困境

拉斯洛的作品之难，连专业读者也不免“生畏”。从事匈牙利文学译介的翻译家余泽民就曾提到过，他第一次翻译拉斯洛的小说，仅约9000字的体量就足足花费了一个月之久。

如果单就故事来看，拉斯洛的作品也许还不至于多么复杂。其代表作《撒旦探戈》就简而言之地可以概括为一个骗局故事：一个与世隔绝的破败不堪的村庄，连日沐浴在雨水和泥泞之中，两个从城里来的“救世主”宣称能够带领村民摆脱死寂走向新世界，却只是想榨干他们的钱财而已，于是在一场狂欢式的抗争后，所有人还是回到了村庄。另一部知名的长篇《反抗的忧郁》有所相似：一支远道而来的马戏团为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奇怪异象，也带来了一场暴动，乱局最终被平息，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

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

但关键在于，所有故事没有以通俗、顺畅的方式被讲述出来，反而呈现出一种烦琐、扑朔的面貌。这首先缘自语言的高墙，拉斯洛惯用长句，往往整页也不见一个句号、一个分段，也经常语法模糊、修辞复杂，一眼望去即令人窒息。进而在繁复的形式与结构设计下，一道道高墙又被修筑成了迷宫，蜿蜒回环，乱人耳目。

这当然是拉斯洛的有意为之。他说过，自己的偶像是卡夫卡。对他而言，创作即实验，是拓展文学疆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他压根就不想写跟其他作品没什么两样的东西。而且他希望打破故事的诱惑力，通过增加阅读难度逼迫读者更加专注，从而接近表层叙述之下真正的思考。

事实上，拉斯洛注入在文学背后的所思并不神秘，甚至有些似曾相识，特别是其中那种苦涩的幽默、冷峻的荒诞与赫拉巴尔、赫塔·米勒乃至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人的作品如出一辙。他们同属于20世纪东欧文学的脉络，都经历过一段特殊的历史，在他们的笔下，文学天然地指向于怀疑与反省。

具体说来，拉斯洛想要表达的始终是对某种绝望困境的揭示，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所有的作品都是《撒旦探戈》的2.0、3.0、4.0版，无非在讲述“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从一次毁灭到另一次毁灭”。而无疑，这样一个残酷的认知来自沉重的现实，既是惨痛的集体经验，更是刻骨的个体记忆。

悲观与迷恋

这种绝望困境的记忆，在拉斯洛身上不只源于一时一地。1987年，他凭借《撒旦探戈》拿到了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奖金，从而移居柏林，在那里他见证了另一场巨变，也经历了一次更大的幻灭。

对此，他曾经这样回忆：“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们有种幻想，觉得有一个绝对理性、自由、奇妙的世界。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们看到了梦中的自由世界，但那是现实的，是苦涩的，是不提供幻想的。”幻想的破灭显然也影响着文学。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拥有明确指向的，但当曾经的对象已然消失，一切似乎全都失效了，连为谁而写都成了一个问号。

所以自那以后，拉斯洛的文学迷宫变得更加繁复，因为他要处理的不再是具体的讽刺与批判，而是普遍而永恒的困境。在他看来，绝望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所有历史都是一出悲喜剧，在笑与泪的不断循环中，消解了所有的意义。

这种悲观也延续在其对未来的想象中。就在今年年初，拉斯洛刚刚发表过一则短篇，以一场新近的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两名垂死男子在战壕中的故事。谈及创作的缘起时，他明确表示这是更加彻底的一种疯狂，人类一边像旧时代一样互相残杀，一边却又相信着技术进步即将带来美好的新世界。

不过偶尔，拉斯洛笔下也有稍显平静和柔情的时刻，比如写作《乌兰巴托的囚徒》《西王母的下凡》时，比如写作《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时。几部作品无一例外地都与东方有关，与中国有关。

1998年夏天，拉斯洛在中国

对于中国，拉斯洛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他1990年第一次踏上这片遥远的土地，便生出了深深的迷恋，不仅称这里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去后还要求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拉斯洛尤其喜欢唐代的诗人李白，喜欢他的豪放、他的律动，喜欢他无尽的能量、流浪的心性。1998年5月，拉斯洛又沿着李白曾经走过的足迹，漫游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个城市，沿途做了大量采访，有诗人、学者，有道士、和尚，也有游客、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

比起他对中国的熟悉，中国对他的了解就显得有限得多了。直到2017年，他的作品才有中译本面市，迄今也只出版了两个长篇和两个短篇集。不过如今在诺奖的加持下，想必他的文字用不了多久一定会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也将有更多的人会走进他的迷宫中与他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