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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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加登战争中遭遇惨败的小国，空军几乎被彻底摧毁。
战后其国防部长亲自赶赴北京，与中国签署军购协议，引进一批先进战机以重建空中力量。
然而签约之后，该国却开始推诿履约责任，以财政枯竭为由迟迟不付款。
中国先后七次派出外交与商务代表团追讨欠款，均遭到对方以“国库空虚”为借口搪塞，最终无功而返。
这种失信行为虽一时得利，但终将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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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架苏-22换不来的真实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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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夏季，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携大量技术资料紧急抵达中国军工系统核心部门，声称急需战斗机用于国土防卫。
彼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外汇储备极为有限，对外合作持谨慎态度。
但考虑到索马里的战略处境以及两国长期友好的关系，中方决定支持这笔军贸交易。
谈判期间，索方表现出强烈诚意：提出以4架苏-22战斗轰炸机作为抵押担保，并承诺先支付1600万美元定金，剩余1710万美元分三年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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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复强调，苏-22是苏联军队近年才列装的高性能攻击机，尤其发动机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涡喷技术，具备较高残值和研究价值。
在中国方面看来，这种用现役装备作抵押的做法在国际军售中并不罕见，且中索此前已有多个援助项目合作基础——包括援建公路、医院等基础设施，彼此建立了一定互信。
因此，尽管存在一定风险，中方仍选择相信对方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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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这4架苏-22运抵中国境内后，问题迅速暴露。
机体表面遍布弹痕与撞击损伤，起落架结构变形，更严重的是，发动机的核心热端部件已被人为拆除，仅留下外壳充数。
整机处于无法启动状态，完全不具备飞行或教学用途。
经过半年深入拆解分析，中国技术人员确认这批飞机的实际价值远低于索方宣称水平，甚至难以作为备件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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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出于维护双边关系大局考虑，中国依然按合同推进歼-6战机的生产工作。
1980年春季，首批26架歼-6战斗机完成交付准备，分三批次从上海港启航。
船队穿越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历时近一个月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港。
卸货当日，总统西亚德·巴雷亲临现场迎接，目睹战机编队低空通场飞行时，还面对媒体镜头激动表示：“这是索马里空军复兴的起点！”
那一刻，所有人都以为一个崭新的国防时代即将开启。
谁也没想到，这份希望仅仅维持了不到十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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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不懈的追债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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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第一期尾款支付期限到来，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商务参赞正式提出催款请求。
索方财政部长回应称，因战争造成经济重创，请求宽限六个月再行支付。
鉴于其确有战后重建压力，中方予以理解并同意延期。
然而半年过后再度交涉时，该部长却突然“失联”，工作人员称其已出国考察，归期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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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拖便是整整两年。1983年，中方第三次派遣高级别代表团赴索谈判，对方改口称议会尚未审批相关预算，需等待立法程序完成。
到了1985年第四次催收，中方已准备好完整的财务对账清单及利息计算明细。
令人震惊的是，索方官员竟声称会计办公室遭遇盗窃，所有财政档案丢失，无法核实债务金额。
连现场担任翻译的本地员工都私下向中方代表摇头：“这明显是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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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面对如此荒唐说辞，中国仍未采取强制手段。
当时正致力于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网络，不愿因一笔款项影响整体外交形象。
直到1986年第四次催款行动，态度才出现转变。
此时1710万美元相当于全国外汇储备的0.6%，足以兴建十余个大型工业项目，或进口数十万吨粮食缓解民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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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明确警告索马里政府：“若再不履行付款义务，我们将不得不暂停后续零部件和技术支持供应。”
迫于压力，索方才勉强支付300万美元，并声称这是倾尽国库所能筹集的全部资金。
但不久后情报显示，该国刚刚动用大笔外汇向法国采购了一批防空导弹系统，显然并非真正“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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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第五次催收，中方直接联络总统府高层。
巴雷总统避谈债务问题，反而以“兄弟情谊”相劝：“中国身为大国，何必计较这点小数目？不如将欠款转为无偿援助，更能体现两国友谊。”
这种道德绑架式的回应令谈判陷入停滞。
事后了解，巴雷政权正集中资源强化内部统治，军费开支主要用于镇压反对派而非偿还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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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精准判断出中国的外交底线：不会因商业纠纷断交，也不会实施类似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
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才敢屡次拖延、敷衍甚至欺骗。
直到1988年，索马里空军发现大批歼-6频繁出现机械故障，多数战机因缺乏保养无法升空作战，才意识到危机降临。
国防部长紧急飞往北京，态度谦卑地请求：“请派专家前来维修，只要修好飞机，我们一定兑现所有欠款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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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与技术合作原则，中国派出专业技术团队前往摩加迪沙空军基地。
结果一到现场便大吃一惊。
这些战机不仅长期未按规定进行维护，许多关键零件如仪表、电缆、液压装置已被拆下变卖。
更有甚者，部分飞行员竟将机翼下方空间当作临时仓库，堆放粮食、弹药甚至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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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半个月全面检测评估，专家组得出结论：26架歼-6中，12架发动机完全损毁，8架机身因腐蚀失去结构强度，其余6架电路系统彻底瘫痪，整体已无修复可行性。
面对现实，索方提出替代方案：愿以海洋渔业资源抵偿债务，允许中国渔船在其专属经济区连续捕捞28年，所得收益用于冲抵欠款。
鉴于战机已成废铁，中方无奈接受该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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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初，首批两艘中国远洋渔船驶入索马里海域作业。
首月即实现收入20万美元，前景看似可观。
然而好景不长，1991年1月索马里全面内战爆发，武装团伙在沿海频繁袭击外国船只。
多艘中国渔船遭遇炮击、劫持威胁，人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为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政府被迫下令撤回全部渔船，渔业抵债计划就此终结。
回望那26架歼-6的命运轨迹，恰似索马里国家命运的缩影。
原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发展潜力，却因内斗不止与信用崩塌，一步步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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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铁背后折射的国家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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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索马里宣告独立之时，本是一张极具潜力的发展蓝图。
全国海岸线长达3300公里，坐拥摩加迪沙、柏培拉等多个天然深水良港，地处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关键航道，全球商船往来必经之地。
地下蕴藏铀矿、铁矿、铝土矿等多种战略资源，近海渔场理论年可捕量达18万吨，足以支撑半数人口的食物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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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69年西亚德·巴雷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逐步将国家推向深渊。
他解散议会，废止宪法，实行个人独裁统治。
效仿苏联模式推行极端计划经济，强行没收所有私营企业资产，导致市场活力窒息，生产效率骤降。
管理混乱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基本物资短缺，民众生活日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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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致命的是，巴雷极度偏袒自己所属的达鲁德部族，在政府、军队、经济领域大规模安插亲信，排挤其他族群。
1977年，为扩张势力范围，他不顾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的现实，悍然发动对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的军事入侵。
这场持续两年的战争耗尽了全国80%的年度军费，动员兵力超过十万人。
最终非但未能占领目标区域，反而丧失原有控制地带，伤亡数万士兵，国家财政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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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长期积怨爆发，哈维耶部族联合多个反政府武装发动总攻，围攻首都摩加迪沙。
巴雷仓皇逃离，携巨额赃款流亡尼日利亚，从此索马里陷入长达三十年的无政府混乱状态。
军阀割据、海盗横行、饥荒蔓延，昔日东非明珠沦为失败国家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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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这段跨越四十年的债务往事，中国早已清楚，那笔1710万美元或许永远无法收回。
但比金钱损失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国际交往中，契约精神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一次违约可能带来短期便利，却会永久损害信誉根基。
武器可以短暂增强防御能力，唯有诚信才能赢得长远合作与发展机遇。
索马里的故事提醒世人：国家崛起，始于资源，成于制度，终于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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