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公益人士胡雷捐赠救灾物资时被收取1180元高速通行费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这位依靠捡废品为生、自己一年生活费不到万元的残疾人士,千里迢迢向广西百色市德保县捐赠抗洪救灾物资,却在广西高速路段被收取了高额通行费。争议背后,不仅是一场关于救灾车辆通行费该不该收的讨论,更是一道关于规则、人情与善政如何平衡的民心考题。
胡雷的故事本身就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辉。自幼残疾,靠捡废品维生,生活清苦到常以馍馍干粮果腹,却在十五年间捐出价值百万元的钱物。当这样一位公益人士遭遇高速收费的阻碍时,民众的情感天平自然倾斜。事实上,类似的争议并非首次出现。2021年,柳州运送30万包螺蛳粉驰援河南的车队也曾因“免费通行函”不符合规定而被收费。两起事件如出一辙,共同指向救灾车辆通行费减免的政策执行困境。
从规则层面看,广西高速方面的做法确有依据。根据2019年交通运输部与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社会力量车辆跨省抢险救灾公路通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只有完成网上申报备案并经审核的车辆才能享受通行费减免。德保县慈善促进会秘书长明确表示,他们被告知“仅全国性应急情况可免除,地方性行为不在免除范围内”。严格执行规定,维护政策的统一性,本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然而,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它触及了人们心中更深层的价值判断:当一个社会连最无私的善举都要被“按规定收费”,我们的制度是否缺乏应有的温度?当一位跪地而行、捡废品捐款的残疾人,千里迢迢运送救灾物资还要自掏腰包支付过路费,这样的规则执行是否违背了政策制定的初衷?
救灾无小事,爱心价更高。任何关于救灾的政策设计,其根本目的都应是保障救灾效率、鼓励社会互助。如果政策执行过于僵化,忽视了救灾工作的紧迫性和社会力量的奉献精神,那么这样的执行本身就值得反思。从柳州事件到此次胡雷的事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政策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一方面,网上申报系统对于时间紧迫的地方性救灾行为来说,确实存在操作上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基层慈善组织对政策流程的了解不足,导致“来不及申报”或“不知道如何申报”的情况屡见发生。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高速管理部门可否在严格执行规定的同时,建立更为灵活的补报机制?比如,允许车辆先行通过,事后在一定期限内补充申报材料,经审核后退还费用?或者,对于确实时间紧迫的地方性救灾行动,能否授权地方政府出具证明,作为减免费用的依据?民政、应急管理部门也应加强政策宣传和指导,让基层慈善组织充分了解救灾车辆通行费减免的流程和要求。甚至可以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在灾情发生时主动对接慈善组织,协助完成相关手续。
胡雷的善举和他所遭遇的收费争议,是一道发人深省的民心考题。它考问的不仅是我们如何对待爱心人士的问题,更是我们的治理体系如何在坚守规则底线的同时,保持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灵活性。一个成熟的社会,既需要严谨的规则来维持秩序,也需要足够的智慧让规则为人服务。在面对胡雷这样的爱心人士时,我们的制度应当成为善行的助力而非阻力。只有在规则与人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让爱心不因烦琐的程序而冷却,让救灾不因僵化的执行而受阻。
这道考题的答案,关乎民心向背,关乎善政温度,更关乎我们如何构建一个既讲规则又有温度的社会。(文/黄宗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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