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见 | 救灾物资收过路费，广西高速给爱心出了一道难题

近日，知名公益人士胡雷捐赠救灾物资时被收取1180元高速通行费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这位依靠捡废品为生、自己一年生活费不到万元的残疾人士，千里迢迢向广西百色市德保县捐赠抗洪救灾物资，却在广西高速路段被收取了高额通行费。争议背后，不仅是一场关于救灾车辆通行费该不该收的讨论，更是一道关于规则、人情与善政如何平衡的民心考题。

胡雷的故事本身就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辉。自幼残疾，靠捡废品维生，生活清苦到常以馍馍干粮果腹，却在十五年间捐出价值百万元的钱物。当这样一位公益人士遭遇高速收费的阻碍时，民众的情感天平自然倾斜。事实上，类似的争议并非首次出现。2021年，柳州运送30万包螺蛳粉驰援河南的车队也曾因“免费通行函”不符合规定而被收费。两起事件如出一辙，共同指向救灾车辆通行费减免的政策执行困境。

从规则层面看，广西高速方面的做法确有依据。根据2019年交通运输部与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社会力量车辆跨省抢险救灾公路通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只有完成网上申报备案并经审核的车辆才能享受通行费减免。德保县慈善促进会秘书长明确表示，他们被告知“仅全国性应急情况可免除，地方性行为不在免除范围内”。严格执行规定，维护政策的统一性，本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然而，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它触及了人们心中更深层的价值判断：当一个社会连最无私的善举都要被“按规定收费”，我们的制度是否缺乏应有的温度？当一位跪地而行、捡废品捐款的残疾人，千里迢迢运送救灾物资还要自掏腰包支付过路费，这样的规则执行是否违背了政策制定的初衷？

救灾无小事，爱心价更高。任何关于救灾的政策设计，其根本目的都应是保障救灾效率、鼓励社会互助。如果政策执行过于僵化，忽视了救灾工作的紧迫性和社会力量的奉献精神，那么这样的执行本身就值得反思。从柳州事件到此次胡雷的事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政策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一方面，网上申报系统对于时间紧迫的地方性救灾行为来说，确实存在操作上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基层慈善组织对政策流程的了解不足，导致“来不及申报”或“不知道如何申报”的情况屡见发生。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高速管理部门可否在严格执行规定的同时，建立更为灵活的补报机制？比如，允许车辆先行通过，事后在一定期限内补充申报材料，经审核后退还费用？或者，对于确实时间紧迫的地方性救灾行动，能否授权地方政府出具证明，作为减免费用的依据？民政、应急管理部门也应加强政策宣传和指导，让基层慈善组织充分了解救灾车辆通行费减免的流程和要求。甚至可以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在灾情发生时主动对接慈善组织，协助完成相关手续。

胡雷的善举和他所遭遇的收费争议，是一道发人深省的民心考题。它考问的不仅是我们如何对待爱心人士的问题，更是我们的治理体系如何在坚守规则底线的同时，保持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灵活性。一个成熟的社会，既需要严谨的规则来维持秩序，也需要足够的智慧让规则为人服务。在面对胡雷这样的爱心人士时，我们的制度应当成为善行的助力而非阻力。只有在规则与人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让爱心不因烦琐的程序而冷却，让救灾不因僵化的执行而受阻。

这道考题的答案，关乎民心向背，关乎善政温度，更关乎我们如何构建一个既讲规则又有温度的社会。（文/黄宗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