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天津战役被俘半月记

天津中正北路 [解放北路]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

天津是一个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处处洋房。在市区南部，那一带从前是租界，我们借住的洋房，客厅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钟竖在墙角里，拖着长长的钢链，好大的钟摆！分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摇来摆去，管家每天拉那根长链上紧发条。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钟摆！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钟！我极少出门，只有一次，我远远离开居住的地方去找银行。管家指点先坐一段电车，下车步行，走过一座漂亮的大桥，当地人管它叫法国桥，那么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

桥下即是有名的海河。虽然天津已是危城，银行职员依然富泰尊贵，气定神闲。我沿途看见结婚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彩，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炮。

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喝，又嫁又娶”。

人行道旁，难民牵着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沈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么强烈，只希望他们遇见天使。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炮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

我们各部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

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

从来没有人为了弹药争多争少，那时候弹药不能变钱。白花花的大米纵然不是金子也是银子，部队长都想多控制一些粮食，兵凶战危，王少校公事公办也就罢了，何必挡他们财路？

一月五日，天津保卫战开始，外围重要据点灰堆、北仓、东局子、张贵庄，纷纷失守。灰堆守军四千人，防守七个小时，好像“弹药堆积所”里堆的不是子弹，是“灰”。

东局子像个赌场，开局坐庄后马上赔光。炮弹向城中飞来，弹道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我们席地而卧，全身的神经接受震动，轻轻呼吸硝烟的气味。

想起在北戴河抽签，抽到“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签语灵验？ 这就是那“雷”了！

夜晚，东西南北都有信号弹冲天而起，报纸说有间谍向炮兵指示目标，没说守军布线搜捕任何人。信号弹没法掩饰，发射信号弹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应该容易，那时国军士气低落，谁也不想跟对手结怨，“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助长了这种倾向，东北崩溃，人心悲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内出现传单，报纸把传单的文句写入新闻，全登出来。变相为对手宣传！

一月十四日，解放军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

这时的天津已是“剥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狭长，北部防守的兵力强，南部防卫工事强，他们由中部攻入，将天津市斩为两段。

那时国军顾此失彼，上级常常用“援军马上就到”让下级望梅止渴，天津并没有演出这一幕，陈长捷知道不可能有援军，他从未倚赖援军解围。

后来的报道说，陈长捷唯一的怨言是：傅作义一面命令他坚守，一面暗中商谈“投降”。

傅作义派出代表谈判

天津战役只打了二十九个小时。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枪声停止。

我们躺在地下室里不敢乱说乱动，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来打背包。他有作战的经验，也有被俘的经验，他知道时候到了，可是我没有那个智慧。然后，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叫：“出来！出来！缴枪不杀！”

紧接着，咚咚咚一颗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叨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

那时的土法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

以后许多年，我每次想起这段奇遇浑身冰冷，我常常梦见像踢足球一样踢一颗手榴弹，它飞出去，又折回来，还是在我们面前爆炸了，我们彼此相看，个个好比风化了的石像，一张脸坑坑洼洼，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来，他说解放军已经知道我们是后勤人员，没有武器，欢迎我们上去迎接解放。

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阶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迟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后面。他年轻单纯，未经世故，但是他知道跟定一个人，一个年长厚道、人生经验丰富的人，有样学样。朱少校并未教他怎样做，他自动模仿，只做不问。

我们蛰伏在地下室里，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毕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气，院子里只有寒风，这温差教人怎么适应。

我们在解放军军官指挥下，十几个人踏着残雪，排成横队，一律不准行动，人人羡慕朱少校有先见之明。

军官声明优待俘虏，我们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请解放军战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行李原封不动存在地下室里，等你们受训完毕再来拿走。

我一点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经知道，你在最紧要的关头总是最孤独。天不绝我，我们军械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只有他还可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回到地下室，给他父亲取来大衣。

正好我和何军械官并肩站立，趁势请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来，当这位小朋友抱着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时候，我们也在解放军的押送下整队出发，我们都是滚动的石头，身不由己。

何军械官频频回首，他急得脸色蜡黄，唯恐丢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干，一路小跑追上来。我接过大衣，悲喜交集，那是阳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阴历腊月，节气在小寒和大寒之间。

我多么感激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这天，我成了“蒋匪军”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河北徐水王鹤霄。官方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十三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已是死去的人，是虽生犹死的人。

解放军攻入天津市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当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过年，我次日释放。中间管训十五天，解放军果然说话算话。解放军攻克天津，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

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地看他们。

我们走进一所学校，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

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

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

装备陈旧，服装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

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 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烟，看不出香烟牌子，闻气味品质不坏。

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家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

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刘亚楼是亲戚，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烟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烟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烟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

通讯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

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声。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份呢。

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

俘虏实在太多了，临时收容的地方不断增加，我们这里一批人疏散出去，腾出空间，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区分山羊绵羊”。

第一步，军官和士兵分开，他们把士兵带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

斩头去尾，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别人早有脱身之计，人人秘而不宣。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发现我们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栋花园楼房里。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陆续遇见许多同人，他们也都是狡兔。

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

指导员不再微笑，也没有讲话，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只是冷冷地工作。他们为什么不讲话？这是不祥之兆吗？

由闹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他的脸色像块冰压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虚，胡思乱想，想起滚进地下室的手榴弹，想起德国纳粹把俘虏运到郊外集体枪决。

还好，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杨柳青，东看西看好像没有杨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仓，看见碉堡残破，交通壕翻边，铁丝网零乱，大概是炮兵猛轰造成的吧，想见战斗还是很激烈。

我们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这夜无星无月，野外有人不断发射照明弹，显示最后的战时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见队形蜿蜒。途中队伍距离拉得很长，身旁没人监视，可是一个人也没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农家，老大娘为我们烧火做饭，整天仅此一餐，可是并不觉得饿。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队解放军同行。

我放慢脚步，一再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基本教练简单马虎，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我注意他们的枪械。我只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式”，国军的制式步枪“中正式”。

我心头一凛，想起我在沈阳背过擦过的那支枪，那支枪流落何方？我还记得它的号码，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

我们一直往北走，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风沙扑面而来，那风沙强悍诡异，难以形容。我拉低帽檐，掏出手帕遮脸，闭紧眼睛赶路，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看一看脚下的路，尘土细沙趁势钻进来。

四面一片濛濛的黄，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难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时我只为眼睛担忧。现在我知道，那天我们遇上了“沙尘暴”，西北风挟带内蒙古的沙尘，向南扑来，它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天灾，华北东北都成灾区。

风沙中辛苦挣扎，我只担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风也停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瓦房很多。

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钞票、银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箩筐里，我能了解，这是防止我们逃亡。

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钢笔、照片、符号、日记本，我明白，这是要从里面找情报。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什么财物也没有。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阶级斗争”取走了一切浮财。每一栋房屋都没有门，应该是民夫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棂，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来。门窗“洞”开，夜间风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

我必须说，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一天两餐，菜里有肉。当然我们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这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俘虏全员到齐，有两百人左右，解放军驻扎的武力大约是两个班，果然以一当十。

跑步之后，大家在广场集合，班长登台教唱，第一天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天夜里降了一场浅浅的雪，天公慈悲，没刮大风，早晨白云折射天光，总算晴了。

第二天学的是“换枪换枪快换枪，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大批美国枪”。我听了不觉一笑，也不知他们有幽默感，还是我有幽默感。

所谓受训，除了跑步，就是唱歌。

跑步容易唱歌难，终于有这么一天，早操以后，班长教唱，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

班长领头起句以后，全场默然，指导员一向不说话，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这时带着枪的兵走过来，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你们为什么不唱？为什么不唱？

队伍里这才有了嗡嗡之声。他不满意，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大声唱！大声唱！队伍里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学唱，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我模仿朱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立正站好，姿势笔挺，有问必答，一口一个“报告指导员”。

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厉声斥责：你已经解放了，为什么不唱解放军的歌？ 我告诉他，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不待他考问，我自动唱起来，“在那密密的树林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

......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我们爱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现在教的歌哪里比得上？现在这支歌怎么这么低俗？这哪里像解放军的歌？我不顾他的反应，连唱带说，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

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他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还要虚心。” 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

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们逆风行军，沙尘伤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只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

俘虏营里没有医疗服务，班长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纱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乍看外表，倒是很像个伤兵。冷风吹拂，我发觉自己跑进指导员的视界，做了他的目标。他们闭上一只耳朵，没再强迫我唱歌，我难道已在享受某种优待？代价是什么？

五年前我也许愿意加入共青团，可是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那时我还不知道“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以螺旋形的轨迹寻求救赎。我已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憧憬，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养活父亲，帮助弟弟妹妹长大。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苟活。我必须奔向南京。

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 显然没有。

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果真“开卷有益”，封面里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正好盖在左下角。

我大吃一惊，天造地设，一张空白的公文纸，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这时左右无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来。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鉴别公文真伪，如果他们不放我，我也有办法！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草莽色彩鲜明。

左眼越来越痛，“难友”朱少校帮助我，他说用食盐水冲洗可以延缓病情。我到附近农家讨盐，一位太太说，她家的盐用光了，还没有补充，她让我进厨房察看，柴米油盐一无所有，锅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

我走进另一农家，当家的太太说她可以给我一撮盐，但是必须班长许可。我又到处去找班长。讨到了盐，朱少校卷起袖子，客串护士。每一次我只能讨到一撮盐，好一个慈悲的班长，他天天带我奔波找盐，他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六英尺左右跟着，他沉默无声，农家看他的脸色行事。

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食盐，我有机会看到“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没有房门，我没看见男人。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打麦场边没有一群孩子嬉戏，没有几只狗摇着尾巴团团转，没有老翁抽着旱烟袋聊天，也没有大鸡小鸡觅食，也没见高高堆起来的麦秸高粱秆。安静，清静，干干净净，一切投入战争。

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蒋总统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

我们看不到报纸，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布，我还记得，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我们都已躺好，宿舍里没电灯，班长站在黑暗里说，蒋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视事”。

班长声调平静，把“不能视事”重复了一次，表示强调，很有政治水准。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大家竟鼓起掌来，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歹戏拖棚，不如早点落幕，散场回家。

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天晓得！

内战第一年，六十万俘虏参军，第二年，七十万俘虏参军。济南十万俘虏，或参军，或劳动生产，一个不放。东北全境解放后决定释放俘虏，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硬仗已经打完，俘虏太多，无处消耗，索性由他们投奔国民党。

世事如此，又是如此，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系于大人物一念之间。

我们在俘虏营过阴历年，万年历显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岁次己丑。事后推想，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

大约是为了留些“去思”，过年这天午餐加菜，质量丰富，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据说是团政委。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踩高跷”，亲切，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拿它当做中国的“国风”。

他们唱“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个解放年，锣鼓喧天闹得欢，我给大家来拜年”。先是纵队绕行，然后横队排开，唱到最后一句，全体向我们鞠躬，我又觉得折煞。

团政委登台训话，我用我的一只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记得牢。他的气质复杂，我当时用三句成语概括记下：文质彬彬，威风凛凛，阴气沉沉。我被俘以后见到的解放军人，跟我在抗战时期见到的完全不同。

家乡父老常说“一分材料一分福”，团政委口才好，胜过连指营指。他称赞我们都是人才，可惜走错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谁愿意参加解放军，他伸出双手欢迎。

然后他加强语气，谁对国民党还有幻想，解放军发路费，发路条，愿意去南京的去南京，愿意去广州的去广州，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你们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们前脚到，解放军后脚到，水流千遭归大海，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番话铿锵有声，惊心动魄。

他最后强调解放军守信用，说话算数，路条路费明天就发给你们，任你们行动自由。大家听呆了，不敢鼓掌。演说完毕，团政委上马，他还要到另一个村庄去演说，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庄。

解放军说话算数，第二天路条到手，我打开一看，有效期间只有两天，我今天出了这个门，明天路条就成废纸，以后的路怎么走？路条的效期是两天，路费也是两天的伙食钱，他们好像假定我两天以后就可以到南京到广州了！我是否可以找指导员申述困难？

正在犹豫不决，有个小伙子在我身旁急得团团转，他反复自问：我的戒指呢？我的手表呢？

我想起来，我们进村子那天，人人把财物掏出来，一起放在大箩筐里，交给解放军保管，当时指导员明确交代，受训期满之日发还。

当那小伙子满口戒指手表追问不舍的时候，我们当中一个向来沉默的中年人喝一声：你这个混蛋！还不快滚！

人间确有当头棒喝，我和那个小伙子陡然醒悟，两百人的手表戒指都混杂在一个大筐里，哪个是你的？

我们万缘放下，急忙上路。

那中年人是有心人，是好心人，不知他后半生何处浮浮沉沉，可曾风平浪静。

选编自王鼎钧作品《关山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