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逼死一位高官后，亲历狱中生活：人性的丑陋暴露无遗

“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这话不是什么名人名言，是我从监狱里听来的。

说这话的是一个死刑犯，姓刘，五十多岁，比我年长27岁，看守所里的人都叫他“刘局长”。2020年10月一位高官跳河自杀后，我因这特殊原因进看守所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关了8年了。他在等着执行死刑。

关于“刘局长”的出身，我是因有“特殊关照”，被看守所干部带去抽烟或者是帮忙撰写一些资料时了解到的：他是山西一个煤老板的儿子，也是名校出身的高才生，年轻的时候曾是当过某县税务局的副局长，后因家里破产负债而走上了贩毒的道路，2012年被抓捕归案，最终被判处死刑。

在我的监狱生涯中，这位“刘局长”也算得一个有趣人物。他自称是个亡命徒，在这次之前已经坐过几次牢了，还说：“好马不离槽，好汉不离牢嘛！”这话容易让人想起《水浒传》里的那些好汉，尤其容易想起武松。牢房对他们来说就好比江湖上的一家客栈。

当然，现实中的人和书里的人物不是一回事，以“刘局长”近乎孱弱的身体和实际上很小的胆子，哪里会是“大毒枭”呢？他这个“亡命徒”，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卡拉米”而已。之所以被判死刑，也不过是被债主逼急了，在无知的情况下“运货”的量太大罢了。

这位“死刑犯”所说的“犯人格”，从来就没打算用来表达武松宁吃一百杀威棒也拒不贿赂管营的气概。后来我琢磨，他要说的主要意思大体上是这样：做了犯人，就要像个犯人——里面有里面做人的规则，不要把外面那一套带进来！那意思就是说“都进监狱了，就得把自己的脸撕下来揣裤裆里了！”

原印度总统尼赫鲁在回忆监狱生活时曾经说过：“监狱能让人性的丑陋赤裸裸地暴露无遗。”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可惜他没说为什么会这样。依我的体会，其原因一多半是因为人到了牢里就觉得所有的遮羞布都是多余的了——一点尊严都没剩下的时候，还遮着丑处干嘛呢？

话说得难听一点就是，都混到监狱里来了，你就别再“装”了。又或者可以说得好听一点：你要是穿着羽绒服进了游泳场，那你就犯规了。我们都崇尚人体美，但大街上的人如果全都裸着，你就会发现好看的身体其实不多，难看的恐怕不少。同理，全裸着灵魂会是什么景观呢？自己想去吧。

尼赫鲁可能另有高见。那没关系，我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情况正如“刘局长”所言：“见佛要拜，见官要赖”——进了监狱，吃上了“皇粮”你就别再惦记着自己的人格。所以古时候的中国老百姓以“三代不见官”为荣，那不仅关系到一个家族的清白，也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尊严呀。只要见了官了，尊严就必然扫地了。

对了，这“见官要赖”四个字就可以视为“犯人格”的第一准则。怎么个赖法？我有过亲身经历，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入看守所之初，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差不多成了一种焦虑！罚其实一般也并不可怕，就是给你戴上手铐和脚镣。

这的确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但这些都有办法解决，而且事出无奈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

问题在于，你要是不向管教干部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认错不难，我们从小到大谁还没有向老师或领导“诚恳检讨”过自己的错误？求饶却不太容易，因为那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娇耍赖地求。“赖”字出来了吧？

你也许会觉得撒娇一词用得太过，其实不然。借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犯人不仅要演得很诚恳，更重要的是要演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话其实就是那么几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干部，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你饶了我吧，给我开了吧，我好疼啊，哎哟……”关键在于态度，也就是说话的腔调和姿态。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弱者，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那腔调和姿态有时候会让人想起挨打的小孩对父母求饶。初来乍到的管教人员会很不习惯：“又来了，又来了！摇头摆尾的！”时间长了就会反过来，不习惯你不用这种腔调和姿态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想翻天？”不限于求饶，平时犯人和干部说话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稍弱，因而不那么刺目聒耳而已。

我怕这种求饶，毕竟在入狱之前的身份不同，所以有那么几天我多少有点神经质，翻来覆去地向老犯们求证(问了这个问那个）：“有没有一直到出狱都没有戴过铐子的？”

老犯们大概都不屑于回答我，多半只是笑笑，顶多说一句：“你自己等着看吧。”从他们的眼神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能逃脱这种惩罚。

但我还是不信，因为我抱定了一个错觉，就是我在看守所不会待很久。尽管里面的人大多是待了两年以上的，我却相信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不出两三个月我就能重获自由，外面的人一定在帮我想各种办法，他们不敢真让我受太多的磨难，他们会怕我扛不住，那时候倒霉的人就不止我一个人了。这两三个月我小心一些不犯监规不就行了？后来想起来觉得好可笑，我给自己定的时间也太短了一点！

我的焦虑很快就解决了，因为不到半个月，我被以帮忙写材料为由带出去抽烟、加餐的特别照顾突然取消了，铐子也已经上了我的身。理由是随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老犯们的说法是，这是有更高层面的“特殊命令”来了，要收拾我了，所以我再小心也没用。犯不犯监规，根本就不由我、也不由这里的干部说了算。

已然铐上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高知分子的气节我还是有的，戴铐子的痛苦我还能忍受，一时间我倒轻松起来，反正求饶是不可能的，要是在外面，这些干部根本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时候，那班不屑于回答我的老犯们却着急了，可着劲地敦促我去向干部求饶——“你不求，这铐子几时才开得了？”“你不求，难不成要干部来求你？不管你在外面是多大的官，也不管你曾经多么权势滔天，到了这里，只有低头！”

他们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种焦虑。听上去他们是在关心我，但那种焦急却让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替干部担心，担心干部怎样才下得了台。或者说，那种僵局让他们感到莫名的紧张，从而开始不管干部们平时给我怎样的优待，我到底有何背景，在深夜对我做出了一些起码是读书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我终于屈服于他们半哄半吓的压力，开始向干部求饶。虽然我从小学戏剧表演出身，是某985高校艺术学院表演硕士毕业，但此时的我像一个不会演戏的新手，是那么的笨拙；虽然我自小文学素养还算不错，后来跨专业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记忆力是非常好的，但此时，我连那些简单的求饶的台词都背不下来。

老犯们就着急地在我身后提词。结果是他们小声说一句，我就照着大声说一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那表情就不难想象，要多傻有多傻。

这样的表演当然不合格，但我居然还再接再厉地表演了十来回，不用说是在同犯们的鼓励下。十来回也没什么进步，所以干部每次总是没听我说完便扭头走了。

甚至到最后，有一位干部偷偷告诉我，让我不用为难自己了，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承受着来自两方力量的巨大压力，只能用着最基本的方式对我，并没有把更加残酷的方式强加于我，所以就算我求饶了，他们也不敢把铐子给我解开。

当时，按老犯们的看法我本来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铐子，但我那一次却戴了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下午，我并没有求饶，当班的干部也就是给我戴铐的那个干部径自地走来给我开了，什么话也没说。我想他是厌倦和我这样缺乏训练的新手做游戏了。

不管怎么说，老犯们认为不求不开的铁律这一回也被打破了。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要经历的一切都得经历，别人的经验对你一般并无大用。

我的意思是说，哪怕是在你毫无经验的地方，你也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为人处世，不能照人家(尽管人家是老经验）的葫芦画自己的瓢。

后来，干部们又轮流带我出去写材料、抽烟、加餐，在交谈时透露，我在这里让他们的压力很大，希望我能理解他们前段时间的做法，我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和处境，只能淡然一笑。

不过，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表演为什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什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表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自己表演时知道，犯人们是不敢笑，可干部们呢？——哦，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

直到近5年以后，我要离开监狱前一夜，专门找到几位相处不错的老干部解惑，才懂得了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犯人与干部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幻象，不能指望有干部对犯人说“我们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因此，犯人示弱是天经地义，犯人不当引以为耻。“刘局长”创造一个“犯人格”的概念大约主要是有感于此。不过，如果把“犯人格”就理解为“犯人没有人格”，恐怕也歪曲了“刘局长”的原意。

据我的观察，“犯人格”也有它肯定性的内涵。

诚然，入了看守所就不要再惦记在外面做人的那一套，但有一条古老的规则却被从外面带进来了，而且还得到强化。那就是，告密是可耻的。

我待过两个看守和一个监狱共七八个监号，发现每个监号都有不尽相同的行为规则——形成于号子里的人际互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个号子的强者。你高兴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号子文化”。

但是，不得告密却是一条通则，通行于所有不同的“号子文化”。尽管告密的事实际上总在不断地发生，却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地那样做，并且每个人提起告密行为都会表示义愤填膺。

告密者通常被叫作“臭虫”或“屁巴虫”，据说有些号子里还发生过集体揍“臭虫”的事件。只不过我没赶上。

但我曾目睹一次“闹事”，起因和结局都与“不得告密”的原则直接相关。

起因是这样：一位干部来调查号子里一件芝麻大的违规事件是谁干的，但所有人都不吭声。号子里那一片沉默真会让人觉得有压力。那位干部年轻，沉不住气了：“不说是吧？不说今天下午就都不要吃饭。”甩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走了。没想到到了下午开饭时他还动了真格的，就是不让给我们号子吃饭。

这样一搞，号子里炸开了锅，立即齐声呼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不依不饶。这当中当然有人出头组织。接下来是号子里的人一个一个地被干部提出去，背靠背施压，要查出谁是“黑手”。我当时每天三顿饭都是去干部办公室吃，所以没卷进这桩事，自然也就没有被叫出去。但我也替他们紧张，狱中“闹事”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上起纲来就有人得付出代价了。

结局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事情竟不了了之，并且饭菜也照数补发。事后知道，那主要是得益于看守所所长来干预了一下，没让把事情往严重的方向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背靠背”的施压没起作用，那天全号子的人都遵守了不告密的规则，要不然至少会有人戴上手铐。考虑到很多人进入监狱的原因都是由于同伙互相揭发的种种故事，大牢里通行这种规则就不能不认为是耐人寻味的了。

要认真说起来原因可能还比较复杂。我认为与“犯人格”有关的一点是：“告密可耻”其实与“见官要赖”是基于同一种认识，就是前面所说的“都走到这一步了，你就别再装了”。在外面“装积极”是有所图，到了里面已然成了坏人，打几个小报告恐怕于事无补吧？

当然，看守所是个中转站，没认真设置鼓励告密的机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据说在劳改队就不一样，单是争取减刑一条就能鼓励好多人去立功。所以，有一位副所长曾跟我说：“你这点傲骨就在这里使使还行。以你曾经的所站的位置和特殊情况，到时候去的劳改队跟很多人不一样，那里的人曾经都是不得了的人，只怕你的骨头嫩了点，我劝你还不要太傲的好。”

值得一说的“通则”还有一条，说起来也很古老。

大牢里的饥饿确实令人难熬，毕竟大部分时间都是萝卜炖白菜，所以在饮食方面的各种狼狈相一般都不会招致嘲笑议论——大家彼此彼此嘛。但还是有底线，太过了的行为也会引起非议。举例说，你贪馋地舔饭罐菜碗，来来回回地舔上百遍也不会有人说你。但如果你爬到地板上舔洒在上面的汤，就会有人觉得不忍看了，虽然那地板的确擦得比我们现在家居的地板要干净得多。这条规则的“底线”划分虽然因号子而异，不过其间隐含的价值取向(借用一个现在流行的用语）却也是十分一致且得到普遍认可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事情就会更清楚一些：一个人要是在饥饿面前表现出突出的自制力，那他就会赢得同犯们的尊重，包括那些惯于以强凌弱的“牢头”们的尊重。我因为在被戴铐子的那16天里，闹过一次长达5天的绝食，在号子里就凭空地很有威望。号子里的强弱本来主要是凭借体魄来区分，但好些人高马大的壮汉都会让着我这个文弱书生。私下里他们还说：“人家跟我们不同，人家是政治犯。”实际上我的案由虽然是涉及到官场上的一些事情，但我坐牢却绝不是因为政治活动或政治信念，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已。至于“绝食”，那就更与政治无关，我完全是为了一个私人目的——能见见我想要见的至亲好友。这些他们其实也都明白，可见能够坚持不吃饭会赢来什么样的敬意。

我知道，那点敬意其实是出于最后一点尊严。

除了以上两条，依我之见“犯人格”还可以等同一种“修为”。

坐牢要坐到心平气和的地步，当然也是一种境界。我入看守所那天，号子门一打开，迎面看见十三个人端坐在地板上，在我印象中就仿佛十三尊罗汉，自古以来就坐在那儿等我似的。我当时觉得他们好像有一种道行。后来在交谈中了解到，他们这一坐，的确大多已坐了好几年。有那么几位安闲笃定，仿佛屁股已生了根——他们不急不忙而且一副无怨无悔的模样。坐牢的日子本来是一天酷似一天，时间久未见得就经历多，可日子长了好像也能增加“功力”。老犯们总是要比新犯多一份从容。也不知在光线阴暗的牢房里如何可采得“日月之精华”——有的老犯差不多就成了精。

“刘局长”就有点成精了的意思。他一身江湖气，却在牢里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智者。年轻人不仅听他评人论事，还请他分析案情，指点官司。再加上算命详梦，他几乎成了号子里的律师加牧师，更正确的说法或许应是讼师加巫师。他在号子里的地位因此就有些特殊，不会像其他身体孱弱的老头那样受人欺负。

还有，他站起来总是一只手捂着肛门部位，说是有痔疮导致脱肛的毛病。据说他自打入狱就这么捂着，一捂就捂了8年。我不相信他真有那毛病，可是8年如一日地捂着肛门也真不容易！有这毛病的好处大概在于，可以不当值值夜班，当然，号子里的死刑犯本就不用值夜班——这一点好处在牢里恐怕算得是巨大利益。我认为他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从入狱到被判死刑期间都没有值过夜班的人，毕竟只要判决没有下来之前，他是不会有特殊“待遇”的。但我(如前所言）问他时他却同样是笑而不答。也许是不想泄漏天机？

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为他坐牢的战略战术，他借此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帖。于是就有了坐牢不过是家常便饭的气派。兴致来时他会在号子里来回晃悠，一手捂着肛门，一手打着节拍他就唱开了：“朋友的情义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情义我们还记得，朋友的情义呀，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那是不着四五六的唱调，我敢肯定他在外面早已不敢当众一唱。

总而言之，他那种把牢里当家里、不拿自己当外人的模样，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他不是被抓进来判了死刑的人，倒像是他耍了个大泼皮硬赖进来的，并且进来后还赖着不走——“见官要赖”在他那里成了大手笔。我替他算了算，2020年10月我入狱时他已坐了8年，对于像他那样曾是“富二代”后又债台高筑的人来说，恐怕真等于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亦未可知。当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他的谋划，我只是在想，他那种变无奈变为无赖的精神怕也真算得是一种精神。

“刘局长”的确是有点文化的，他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些问题。

那故事说，孔夫子当年率众徒游走四方，饱一顿饥一顿并不怎么风光，是所谓“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有一天又着落子路去一富户讨口饭吃。子路去了，想着孔夫子名气大，一上来就报明了自己的门庭身份。那边厢看门人却冷冷地说：“既是孔夫子的门人，想必很有学问。我写个字你认认，认得了就管饭，认不得就滚蛋。”说罢就在门上写了个“真”字。

子路说：“这不就是个‘真’字吗？”那边厢的回答却是：“错了！”子路百思不得其解，怏怏地回来了，很气愤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孔夫子。没想到孔夫子也说：“你是认错了。待我亲自去认来。”于是他到了那富户门前，跟那看门人说道：“刚才我那徒弟把字给认错了，那个字应该念‘直八’。”一顿饭这才弄到了手。

“刘局长”讲完这故事后下了一个结语：“这就叫作凡事千万别认真，要是你认真就输了，认真了就连孔夫子都得饿肚子。”

有比“刘局长”“修为”更高的，只可惜我没和他们同过号子。有一位因杀人嫌疑入狱的，整整坐了十年才查清无罪被释放。在我们那个全亚洲最大的看守所里，他自然是个名人。但他坐牢似乎坐得悄无声息，没听见过他有什么故事在流传。我估计他要么是孤高自许，要么是老实巴交，当然多半是后者。那是一个农民，默默地坐了十年冤狱，又默默地出狱回到山里。十年的生命好像真成了一段空白。可是十年不吭一声，不也是一种功夫？

2021年3月，待到我从看守所转一座关着诸多大人物的监狱后，发觉那里的犯人精(姑妄称之。人有人精，犯人有犯人精嘛！）就更多一些。

我隔壁号子里就有一位。年纪轻轻，曾是一名惩奸除恶的英雄，后因跟人争风吃醋打群架致人死亡，我到的时候他已被关押了八年。

由于他一直对抗改造，在关押期间一直戴着脚镣。每天天不亮放风抽烟摆桶，他总是小跑步经我们门口下楼穿过院子去到水池边，回来时用一只手端着满满一脸盆水，依然是小跑步。只要一听到那脚镣清脆如铃的声音响起来了，(很有节奏！）人们就会说：“某某某出来了。”

他也是那个看守所里的名人。有一次休息日，我专门找他聊天，说起了他的脚镣声，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全监狱最好听的一副脚镣，我要天天跑给你们听。”——敢情全监狱的脚镣他都戴过？

还有一位传奇人物，故事就比较多一点。他当时在鉴于已经待了十五年了。我听见这个数字时竟荒唐地想起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三五年是多久？》。那篇课文说，红军1934年离开江西去长征时，江西老乡问红军几时才回来，战士们回答说就三五年吧。三年过去了，红军没有回来。五年过去了，红军没有回来。三年加五年——八年过去了，红军还是没有回来。一直到1949年，红军回来了。屈指一算，是三五一十五年啊！

恰巧这位传奇人物也是一位军人。据说曾是云南某边防部队的高级干部，因为毒贩来往过密而被抓。

十五年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数字，他无需费力就能赢得同犯们的尊重。管教干部们也总是另眼相看，凡事都让他几分。人精瘦，眼发蓝，这些都不难想象(饿久了人必然精瘦，长期不见阳光眼睛就会发蓝）。我没料到的是，听说他已然身轻如燕。每天两次放风抽烟，他总是一个箭步就蹿上一米多远。又听说在号子里他像个精灵，常常整夜不睡，背靠墙站着搓棉线。搓棉线是号子里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犯人们自己发明的：用棉絮捻成短纱头再搓接成长线。搓成的线当然可用来补衣服，但大半是不用的。有人曾一气搓了二十七米长，出狱后想再试试，结果是连搓成一米长度的耐心都不再有。

我没问过那位老团长整夜整夜搓成的线到底有多长，只是有一个画面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宛如我亲眼所见：一副精瘦的身体斜靠在一面白墙上，发蓝的眼睛盯着手中的线，神情专注。手中的线则垂落到地堆积成圈没有尽头——他以无限的耐心在等。

这个形象充实了我对犯人的理解，我因此斗胆借用老莎翁的诗句为它做了个注脚：“我们坐牢磨日子，也要磨他几朝天子几朝臣！”

2025年9月，我结束了近五年的牢狱生活，重新回到这个自由的世界，愿赌服输，没有悔恨，但每一夜让我睡不着的，仍然是我在狱中亲历的那些人性的丑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本文以第一人称撰写，谨以此文送给今日重逢的故人，愿他回归社会后，能够好好的生活，多去奉献，以求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