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淞沪警备司令刘昌义带兵起义：我早就约好了

1949年5月27日的上海街头，几十万市民推开家门，看见浑身带着硝烟味的解放军战士抱着钢枪，整整齐齐睡在潮湿的马路上。这支打了胜仗的队伍，凭着“不进老百姓家”的铁规矩，给刚经过战火的城市，送上了一份让全世界都吃惊的“见面礼”。可就在两天前，苏州河北岸的枪声还没停，一位国民党中将的选择，让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更快迎来了新生。
汤恩伯这些将领坐船逃跑的时候，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带着一万多官兵在阵前起义，解放军没费一枪一弹就跨过了苏州河这道最后防线。

从来就不是嫡系
要是回头看看刘昌义的抗战经历，他可不止“起义将领”这一个身份。这位从西北军出来的将领，1933年就当上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三师师长，拉起队伍抗日。
1940年在豫北陷入绝境，他故意向汪伪政权诈降，算是缓兵之计；等日伪来清点部队的时候，突然反过来打，把六百多敌军全消灭了，还抓了好几个头目。
这份血性虽然让重庆政府给了他“暂编第十五军军长”的任命，还发了三级云麾勋章，但他始终融不进蒋介石的嫡系圈子。
就算1944年豫中会战里，他带着部队跟日军死拼，还是被当成“杂牌军”；后来升了集团军副司令，其实是明着升职，暗地里削了他的权。
可汤恩伯那些中央系的将领，就算打仗不行也照样受重用，这种派系里的互相排挤，早就为他后来的倒戈埋下了根。

筹谋淞沪
上海决战前，刘昌义的“闲职”反倒成了起义的掩护。
1946年刘昌义被调到第一绥靖区当副司令，其实这就就是个没有实权的空职。
他这时候偷偷见了李济深，开始参与反蒋的活动；1948年民革成立，在王葆真的见证下，他宣誓入了党，答应“等着机会起义”。
1949年5月，汤恩伯想找个“替死鬼”来接管溃散的51军，刘昌义主动站出来说：“部队乱成这样，得有人管啊！”
汤恩伯一看有人愿意接盘，于是大手一挥就让刘昌义去了51军。那时候51军就剩几千残兵了，可对蛰伏了三年的他来说，这支残军正好是投向新阵营的见面礼。
更有意思的是，刘昌义以前被蒋介石提防的“通共嫌疑”，这时候倒成了他联系地下党的路子。

25日下午，刘昌义走进劳工医院的解放军师部时，苏州河南北两岸，一边打仗一边和平，对比得让人心里发紧。
南岸市区里，27军的战士为了保护邮局大楼，不用重武器，在敌军机枪扫射下一片片倒下，鲜血把苏州河的水都染红了；北岸造币厂桥西边，51军的阵地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火了：“马上接受改编！”谈判的时候，他跟解放军代表罗维道直说：“我早就跟民革约好了，起义不是临时决定的。”
协议上的墨迹还没干，他又亲手写了十几封劝降信，送到青年军、交警总队，以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催着各部放下武器。这时候汤恩伯正在吴淞口的军舰上，庆幸自己能全身而退，可刘昌义这个“被抛弃的将领”，却为上海保住了最后一点完整。
可这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却让刘昌义背了三十多年的身份争议。因为当年单线联系的王葆真被捕了，能证明他是民革党员、是早就计划起义的证据断了线，后来的档案里，长期把他算成“投诚”。

同样参加上海起义的宪兵九团、工兵十七团的官兵都得到了明确表彰，可策划起义的刘昌义，直到1982年，民革中央和党史部门一起核查，才洗清了“被迫投降”的误会。1985年，起义证书终于送到他手上，老人只平静地说：“个人名声是小事，上海能躲开战火才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