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文强被俘后有多顽固？强行狡辩，称：他们没把我带好！

“要写悔过书也该他们写，毛是我表哥，朱是我上级，周恩是我老师，还是我的介绍人，是他们没把我带好！”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文强这句硬邦邦的话，让管教干部又好气又好笑。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这位曾在国共两党核心圈子里打转的传奇人物，前半辈子差不多把中国现代史上的大风大浪都经历了。从我党成员到军统中将，从革命者到阶下囚，文强命运里的传奇色彩可谓是罕见少有的。

传奇经历
文强的起点可不一般。1907年，他生在湖南一个书香门第，还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孙，跟毛主席论起来是姑表亲。
1925年，18岁的他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和林帅是同学。南昌起义枪响时，他已经是我们这边的师党委成员、上校连长，那会儿林帅跟他同军衔，却只是个普通连长。
后来文强还当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站在革命浪头最前面。可1930年一次被捕，因为组织上的误会，他赌气脱了党，转头就投了国民党。

军统岁月
在军统特务组织里，文强的本事很受戴笠看重。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戴笠亲自在上海指挥对日情报战，任命文强当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还兼着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戴笠和文强两人一起搞了场惊心动魄的“捕蛇行动”：文强扮成汉奸，跟日本王牌间谍南本实隆接了七次头，用假情报骗到46万块钱，差点就把对方诱杀了。
戴笠担心支票兑现出问题时，文强甚至提议假戏真做，去刺杀宋子文来取信日方，结果被戴笠骂了回去，说“金融市场损失可就不止几千万了”这场间谍之间的顶尖较量，把文强胆子大、脑子活，还敢走险招的性子暴露得明明白白。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文强在军统升得特别快。1946年，靠着胡宗南、孙连仲联名保荐，再加上戴笠力挺，他升了中将，管着东北的特务系统。

那时候，后来掌管保密局的毛人凤还只是个少将呢。可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内部派系斗得厉害，文强心里就想退了。“戴笠死了，我没了靠山。跟哪一派走近了，都可能掉脑袋”。
这份清醒让他主动离开军统，去当了军职，最后以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身份，走到了战场的尽头。
又回到起点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打完，文强跟着杜聿明一起被俘了。先在山东关了段时间，1950年春天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待就是26年，开始了改造日子。
比起沈醉、徐远举这些军统老同事的“积极表现”，文强就靠沉默挺着，特别固执。他不肯写悔过书，理由听着都带点历史反讽：把自己走歪路的账算到毛、周恩他们“没带好”的头上。

就因为这态度，文强也成了管理所里有名的“老顽固”。后来杜聿明他们第一批被特赦、重获自由时，他只能在诗里写下“雪霁春宵夜，欣闻‘嫁女’归”，那种心思颇为复杂。
1958年，文强调到秦城农场干活。体力劳动反倒让他对“新人明似镜，新月照天陲”的新社会，心里悄悄有了点认同。
真正让文强思想转变的，是1959年的国庆观礼。这一次他看到新中国十年建设的成就，他拿起笔写下“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心里那层冰似的防备，总算裂开了道缝。
可即便这样，他到最后也没签悔过书，这直接让他的特赦拖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

晚年的文强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又拿起了笔，凭着亲身经历写抗战时的那些秘事。有人问他人生有啥意义，94岁的他说得挺平和：“活着的时候问心无愧……死了没人骂我。要是我死后有人骂，子孙听见会难受。我就希望将来有人提起我，会说文强是个善良人。”
从黄埔精英到军统特务，从战犯到文史工作者，这位活过一个世纪的老人，最后在跟自己和解里走完了一生。他这起起落落的一辈子，就像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大浪潮种的一个典型，个人选择撞上时代大潮，是是非非、功功过过，哪能说得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