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总理、朱德：为什么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佳合伙人”？

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他们三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性格迥异，个人喜好也完全不同。

毛主席喜欢梅花，并且专门作诗歌颂，朱德钟情兰花，曾经亲手栽种六千盆，周恩来酷爱海棠花，曾在自己的家中种满了满院的海棠。

但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历程中，他们三人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并且成功的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建立独立自主的革命之路

在上世纪初，革命的理论其实已经出现了很久，在欧洲甚至已经有不少的革命理论家乃至革命组织在活动。

甚至欧洲都已经真的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比如巴黎公社运动，可惜的是这场理想主义的革命最终失败了。

而从二十世纪开始到一战结束，全世界唯一成功的革命只有一场，那便是俄罗斯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成果名叫苏俄。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却不可避免的面对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对内，沙皇给自己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城市经济崩溃，农民保守孤立，白军嚣张横行，党内派系林立。

对外，全世界的白色政权都在敌视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扶持白军，他们策动波兰，他们甚至直接入侵了新生的红色俄罗斯。

于是，共产国际成立了，这个组织致力于发动全球革命，“解放全人类”，但是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最大使命是策动帝国主义内部的革命，以让其无暇顾及苏俄。

也就是说，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为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的利益所服务的。

而在当时，作为唯一成功的革命，俄罗斯的革命也成为了全球所有革命者学习的路线，包括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直要求中国走俄罗斯的革命路线，而陈独秀是第一个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的人。

陈独秀不希望我党成为共产国际的“分部”，他曾说：“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这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年的问题在于，我党建立并无经费，只能依赖共产国际。

其实当时陈独秀一度宁可去当名誉编辑赚外快当党费，也不肯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可是1921年陈独秀被法租界当局逮捕。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为了营救陈独秀，请了律师，花了很多钱，打通了个中关节，最后陈独秀便被无罪释放了，陈独秀很重感情，从此改变了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看法。

可是拿了人家的钱，自然要听人家的话，最后也就发生了四一二的悲剧。

第二个对共产国际持不同意见的人是李立三，中原大战爆发后，他认定蒋氏政权即将崩溃，所以要求苏联武装在远东的十万中国工人。

甚至要求苏联出兵中国支援中国革命，毫无疑问，李立三主张的出发点是将中国视为革命的中心，这就犯了苏联的大忌，所以李立三最终的结果也很不好。

毛主席是党内第三位敢于反抗共产国际的角色，而他也是真正带领中国革命走出“中国道路”的伟人。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毛主席的难能可贵，别人都走不通的路，毛主席偏偏能够走通，毛主席在政治上帮助我党实现了独立，在军事上探索出了自己的革命路线，在经济上也实现了自主。

其实后者才是至关重要的，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为我党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可是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毛主席对根据地的经营，对根据地商业活动的扶持。

正是这些行为，才得以让根据地能够可持续的的发展，可以说毛主席为革命胜利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而他出色的军事造诣以及政治理论能力，更是为我党日后的革命指明了方向，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足够多的枪杆子”的基础之上。

朱德，恰恰为毛主席带来了枪杆子。

朱德：力挽狂澜带来革命火种

朱德是朱毛周三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在参加革命之前，朱德就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军事履历了，入党前就是准将旅长。

当年朱德想要入党，可是陈独秀却认定他是旧军阀，无奈之下朱德竟然抛下了自己的高位，直接前往法国入党，后来又追到了德国，这才得以入党。

在南昌起义时，朱德拉来的队伍只有五百多人，这五百多人都是拖家带口之人，战斗打响后跑了个精光，他直接当了光杆司令。

陈毅后来说，朱德在南昌起义中并未发挥关键作用，周恩来也说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是个很好的向导。

可是在南昌起义后，朱德的作用却是关键的，三河坝会议后，起义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建立根据地，另外三千人由朱德指挥，留在当地阻击敌军。

朱德率部钉住了敌人三天三夜，正是这三天确定了朱德后来一辈子的地位，当朱德完成阻击任务后，主力部队已是全军覆没，他手里仅剩的两千人成为了最后的火种。

朱德带着这支部队走南闯北，走到井冈山时，已经只剩下了八百人，可是恰恰就是这八百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秋收起义的队伍是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唯独没有多少职业军人，但是南昌起义的队伍，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越是留到最后的人越是精华。

正是因为朱德的到来，才确定了红军战无不胜的战斗力。

周恩来：关键时刻确定毛主席的地位

朱毛会师后，两人并非没有矛盾，当时两人一个主张党政军集权，一个主张党政军分权，毛主席甚至一度被迫离开军队。

是身在上海中央的周恩来力挽狂澜，要求请回的毛主席，而这也是周恩来第一次帮助毛主席确定自己的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给博古写信想要留在瑞金，留下那必然是九死一生，又是周恩来连夜赶来和毛主席彻夜长谈。

那一夜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人谈了什么，但是谈完后，毛主席就同意跟着队伍一起走了。

遵义会议后，会议要求博古交出权力，但是博古不愿意，言明需要共产国际同意，程序上博古确实有理，又是周恩来与其长谈，劝他交了权。

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日后那个纵横披靡的毛主席。

中国革命最大的幸运，也恰恰在于朱毛周三人的和谐，他们就是中国革命的“最佳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