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 李广进 | 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先行者——李约瑟

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先行者——李约瑟

胡杨 李广进

（中国科学技术馆）

Hu YangLi Guangjin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题记：李约瑟因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乐于与中国学人交往。李约瑟不仅是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先行者，通过剖析其发表的相关著作、演讲等可见一斑。

李约瑟因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乐于与中国学人交往。李约瑟不仅是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先行者，通过剖析其发表的相关著作、演讲等可见一斑。

1943—1946年，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李约瑟来到中国，他秉持帮助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服务宗旨，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对中国科技界进行援助，并对中国科学家群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3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不过十年有余，首届院士的选举也要待李约瑟援华结束后的1948年才被确认，中国社会对科学家群体的关注度远非今日可比。而李约瑟在给予中国科技界科技文献、科研设备等学术支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向西方国家输出中国科技发展的情报并大力弘扬中国科学家爱国、创新、协同的科学家精神。

田野调查，中国科学家精神尽收眼底

李约瑟访华伊始便非常清楚，要想准确了解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绝不能依靠传闻做出判断，为了正确评价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和成功，非亲自拜访抗战大后方田野间的实验室不可。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启了四万余公里的公路旅行，克服卡车抛锚、山体滑坡、虫吃鼠咬等困难，对296个科研机构进行了走访调研。一路走来，李约瑟在收集中国科技史料的同时，也在认真地制作中国科学家名片。李约瑟制作的中国科学家名片数量千余计，且简历信息记录详细，既有科学家的中文姓名和别号，也有罗马字母的拼写法；既有在供职单位的科研特长，也有在留学名校实验室时的实习记录。这盒名片堪称是一部“中国科学家名人录”，而李约瑟称这一代中国科学家“不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就能看出他们的发奋、牺牲、忍耐、信心与希望”。

▲ 李约瑟存放中国科学家名片的卡片盒

发奋只为创新

李约瑟观察到的中国科学家的“发奋”，多指他们在简陋的科研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创新主要体现在战时实验室建造、实验设备制作、科研成果3个方面。

1、实验室建造的创新

战争原因，各高校、科研院所、工厂等所属实验室及图书馆大都毁于燹火几近全无。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播迁千里到大后方，利用砖瓦等简易材料自建实验室，或直接利用山洞等自然资源开拓科研阵地。清华大学物理实验室和中央大学化学实验室均用简易的砖瓦材料建成，室内整洁卫生，还配有汽油桶制作的科研仪器保护装置；国防化工厂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修建在天然山洞中，有三层楼之高，可容纳40余人开展科研工作；中央机械厂组织人力开凿山洞和隧道，用以储存重要的机器和精密仪器，在总工程师王守竞的带领下，其机械加工精度可达1/10 000英寸（1英寸≈0.0254米）。

2、实验设备制作的创新

为了解决战争导致实验设备短缺的问题，诸多科学家自己动手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实验设备。如北平研究院物理学家钱临照，为了制作优质的光学仪器，用废旧美孚油桶铁皮制作切割器，用于生产教学和科研所需的显微镜及镜片，先后向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电信器材修理厂、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提供各种厚度的优质水晶振荡片1000余片；地质调查所的李善邦，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自制石头飞轮、人力操作机床，用废旧金属材料制作了一架带有测量地心引力加速度的振子器和时钟装置的地震仪，开创了中国地震科学研究的新纪元。

3、科研成果的创新

科研成果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民生保障和医疗卫生方面，诸多的创新成果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巨大支持。如四川农业实验所的李先闻善于农作物改良研究，依成都平原的环境特点，成功培育出了新型抗病小麦；四川大学农艺系的杨允奎把引种和改良的玉米作为救急作物，优化耕种结构，确保粮食充足；中央防疫处汤飞凡主持研制的伤寒疫苗、天花疫苗、白喉疫苗的质量可直追欧美同类疫苗的水准，他还组织了一众青年科学家成功培养出了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的生命。战争期间油荒严重，科学家们想方设法从油田残渣中提取油脂、干馏松树根制作汽油、利用废糖液生产燃料酒精，保障了相当一部分的汽车和飞机在战争期间正常运行。

李约瑟几乎走遍了修建在荒野之郊的各类实验室，实验室的整洁与有序、科研人员的坚强与自信无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赞誉中国科学家创新自建实验室、取得科研成果的历程是一部史诗。而这些抗战中的独创发明，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此后学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在科研条件极端恶劣的战争年代，中国科学家能够同仇敌忾，迎难而上，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其不屈不挠的执着创新精神更显可贵。

▲ 中央大学化学实验室

▲ 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的科学家

▲ 生产机械的地下武器工行

▲ 中央防疫处菌苗培养室中的科学家

希望源自协作

如果说李约瑟因创新实践能力感受到了中国科学家的“信心”，那么是团结协作精神让他看到了中国科学的“希望”。中国科学家以自建实验室为科研阵地，团结同仁进行课题研究，同时甘做人梯培养学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科研力量，力保中国科学的火种不灭。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的汤佩松聚集了殷宏章、娄成后、沈同等诸多具有创造能力的科学家，从事植物生长激素和生物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在较为原始的物质条件下，创建了一所可对植物生长物质进行分析的完整实验室；植物病理学研究所的戴芳澜，指导学生裘维蕃、沈善炯、周家炽等进行菌类分类学、水生真菌的形态和结构、白蚁与菌类共栖或相互刺激的组织等课题研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戴芳澜的3位学生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学术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裘维蕃和沈善炯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央防疫处汤飞凡科研团队

实验室团结协作的实干精神，不仅促进了科学家之间的精诚合作，还直接影响了在校理工科大学生的学术价值观，使其突破了知识分子远离体力劳动的陈腐观念，勇于承担工程实验的体力劳动，乐于与普通工人在工厂车间并肩作战，为科研工作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汤飞凡的科研团队，团结细菌学家、医学家，包括玻璃工、装瓶工、采样工、动物饲养员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每周按时进行土地平整、环境整改等工作，使实验室更加专业化。

中国科学家众志成城的科研表现，在抗日战争的逆境中实属难得，他们除了要克服没有外援和实验设备短缺的学术困境外，还要面对生活方面的诸多困苦。

牺牲只因爱国

中国科学家初到祖国的大后方，基本生活尚可保障，但随着战事的蔓延，物价日益飞涨，在通货膨胀的严重时期，生活费用的涨幅高达工资涨幅的15倍，生活质量断崖式下降，有时候不得不变卖包括孩子玩具在内的所有家产，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

科学家往往拖着营养不良的身体，还得忍受着肺结核、沙眼等流行病的侵扰，忙碌于实验室和教室之间。像地质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为开展学术普查而进行的标本采集工作，危险指数并不在战争前线之下。如华西协合大学刘承钊，为研究急流中两栖动物的适应性及其奇特的繁殖习惯，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西康采集两栖动物的标本与数据；齐鲁大学张奎为做好寄生虫学的相关研究，在四川地区做了大量钩虫病的普查工作，贡献卓著。实验室内的科学家，虽没有跋山涉水的辛苦与危险，但在忍受警报骚扰的同时，还得克服实验工作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汤佩松主持的实验室就与寝室相混，学术成果的背后也有牺牲休息的代价在其中。

四处奔走，弘扬科学家精神不遗余力

战火中的科研机构设备极为短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举步维艰，因此傅斯年称战时的中国科学家是“被人遗忘的难民”，对李约瑟初次到访的收获也曾表示出极大的质疑。然而实际情况却大大出乎傅斯年的意料，李约瑟并不在意中国落后的现状，而是从中国科学家团结、乐观、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中，看到了中国科学前途的光明。李约瑟被中国科学家的创新发明惊艳着，也被中国科学家的爱国言行感动着，于是便发愿要大力宣传中国科学家在战争时期的科研表现，把中国科学家精神传递到西方国家，引起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科技和科学家的关注。

与当下无异，李约瑟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虽不脱文章撰写、摄影、演讲、展览策划等形式，但诸多方式集于一身就显得难能可贵了。更重要的是，在李约瑟回国述职、参加学术研讨会、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建期间，利用工作之便成功地把中国科学家精神弘扬到了西方国家。显然，抗战时期的李约瑟业已把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视作学术工作的组成部分。

勤勉认真地记录

李约瑟在结束一段考察后，便将所观所想诉诸笔端。他选择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自然》（Nature）周刊，作为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第一阵地，发表系列文章介绍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就。李约瑟先后在《自然》第152卷、153卷、第156卷上发表专文9篇，其中8篇介绍中国云南、四川、陕西、甘肃、贵州、广西等地科学家的战时工作状态，以及取得的科研成果，涉及自然科学类科研机构近70家、科技工作者230余位。

李约瑟文章发表的顺序基本遵循他科研考察路线的先后，而文章内容也有较强的逻辑性。他首先侧重于各高等院校、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所属各科研院所的学术成果，其次是资源管理委员会所属的各工厂、防疫处等科研机构的发展状况。

关于科技工作者的选择，李约瑟重在考察其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其在科研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科学家精神，而不在乎其单位的性质、级别及职称的高低。如在高等院校中，既有西南联合大学等公立教学组织中的教授，也有华西协合大学等私立（教会）教学组织中的学者；既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本科院校中重视理论人才培养的科学家，也有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工学校等高职院校中旨在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工程师[1]。从专文中介绍科研内容及科研事迹的顺序看，李约瑟通常先选择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科学家作为介绍对象，而后分别是生物学、医学、地质学、天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除了自然科学家之外，社会科学家也多有涉及。

除了在《自然》上撰写专文外，在李约瑟的学术考察日记、工作报告，以及致友人的书信中，关于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故事也百谈不厌。援华结束回国后，李约瑟重新修订整理上述学术记录文稿、照片等，出版了《科学前哨》和《中国科学》两本著作。《科学前哨》是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科研机构及科学家科研情况的第一部专著，刷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时期科技发展的认识，也纠正了西方科技界对中国科学家的偏见；《中国科学》将李约瑟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科学家照片汇集成册，以图片的方式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尤其是《科学前哨》在中国科技界和科技史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黄兴宗从历史文献价值方面评价，把此书视为是中国科学家战时艰苦奋斗的实录；钱临照院士则认为《科学前哨》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享有同等学术价值，是记录中国抗战时期科学活动的唯一著作，是研究中国现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献；李约瑟自己却认为《科学前哨》的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一个伟大民族不可征服的执着，这“执着”的内容主要是由中国科学家精神建构起来的。

不厌其烦地演讲

除了撰文之外，擅长演讲的李约瑟当然不会遗漏关于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内容。在李约瑟的参观访问中，演讲工作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他不计较时间，不计较场地，甚至不计较次数。兴之所至，听者喜欢，他在同一地点演讲三四次也是有的。李约瑟的演讲对象广泛，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也有工厂车间的实习工人，当然最多的还是教职人员和学生。

或许是身处中国内地之故，李约瑟觉得中国科学家已被国人所熟识，科学家精神的宣扬便不在演讲的重点范围之内，但若遇回国述职或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李约瑟便会不失时机地发表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演讲。1944年11月，由于工作需要李约瑟返回英国向英国文化委员会述职，其间他在英国各地演讲宣传，帮助英国公民了解中国科学家在战时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12月，他又利用伦敦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介绍中国的“曲折与多样”，宣扬中国人民的“敦厚与平和”，弘扬中国科学家的“耐心和毅力”。1945年6月，李约瑟受邀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庆祝大会，在大会上李约瑟作了两场关于战时中国科学的报告，介绍中国战时科研成果的同时，也不忘弘扬中国科学家埋头苦干、乐于奉献的科学家精神，之后他对参会的郭沫若说：“我作了两次报告，都是替中国学者说话。我差不多成了中国代表。”1946年11月，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召开，会议间隙，李约瑟以《中国近来对于科学之贡献》为题发表演讲，向与会代表介绍他在中国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并就中国科学家在艰苦条件下创造的科学贡献作重点演讲。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演讲，不仅在西方国家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其演讲效果也被反馈回大洋彼岸的中国，促使中国科技界同仁更加团结自信。

▲ 李约瑟与李大斐著《科学前哨》

▲ 李约瑟出版摄影集《中国科学》

▲ 张仪尊编译《科学前哨》，更名为《战时中国的科学》

尽心尽力地策展

李约瑟回国述职期间，伦敦还举办了“英国文化委员会10年展览会”，李约瑟参与了这个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并积极策划了能够体现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展品。他精心挑选了考察兰州防疫处、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等地时所拍摄的科学家工作照，以及科学家在战时创办的期刊、发表的专著、自制的标本、自制的实验仪器等作为展品。后来这些展品又被李约瑟带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发现宫举办的国际展览会[6]。这批特殊陈列的展品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都备受西方观众关注，它对中国战时的科研成果做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提高了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影响力。

如李约瑟这般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在国际公认的权威杂志上发表涵盖中国各理工科科学家事迹的文章，在顶级的学术研讨会上做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现状及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演讲，在世界著名的科普场馆里策划有关中国科学家事迹的展览，这在西方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而作为李约瑟的读者、听众、观众的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通过李约瑟的介绍无不为中国科学家的创新、协作、爱国的科学家精神所感动，西方学术界不得不对中国重新作出评价，因此打破了中国科技“落后50年论”[4]的禁锢，开始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科技的未来。

▲ 李约瑟在成都演讲

结语

杨振宁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而早在80年前，李约瑟通过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方式也曾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勇敢和担当。李约瑟在文章和演讲中，都不止一次地说“中国科学及工业工作者在技术方面很优秀而且可以与人竞争”、“我深信中国科学家可以与世界任何国家的科学家相匹敌”、“中国的科学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科学家”、“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没有人可以说，在科学地控制大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愚笨的民族”。其实同李约瑟一起参与援华工作的还有牛津大学的陶育礼，只不过陶育礼在履行完规定的工作内容后便返回了英国，只在中国待了一年。而李约瑟选择了继续留在中国，创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搜集中国科技史料，继续着他的学术调研。学界一致认为，李约瑟1943—1946年的访华之旅直接推动了他由生物化学向中国科技史的学术转型，追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因素外，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影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