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诗人戴望舒：他的情诗很美，但他在一生三段爱情里却极苦

“撑着油纸伞，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中徘徊”，这句诗你一定听过。

而它的作者戴望舒，被誉为“雨巷诗人”，情诗写得又美又哀怨，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

可鲜为人知的是，写下这些动人诗句的戴望舒，现实中的爱情却一塌糊涂，一生三段感情，每一段都以分手告终。

那么，为什么写情诗的男人，却总是得不到真正的爱情？

丁香姑娘

1923年，上海洋楼林立，街头黄包车穿梭不息，白渡桥上常有青年男女牵手对视。

彼时的戴望舒，刚刚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可惜他的脸上，因年幼时染上天花，残留着几道细瘢，那是他心底永远解不开的结。

这也让他性格寡言，很少参与喧哗热闹的集体活动。

但在文字之间，他却是另一个人，细腻、热烈，甚至有些执迷。

也正是在那几年，他结识了施蛰存，一个性情温和、才气横溢的朋友。

二人常在夜色中对诗唱和，一壶清茶，几页诗稿，便能谈至深夜。

而施蛰存的家，成了戴望舒的“第二个书房”。

某一日清晨，戴望舒第一次见到了她，施绛年。

她穿着一袭浅蓝色旗袍，笑容明媚，眸子清亮，她喊了一声“哥哥”，声音软糯而自然，然后瞥了戴望舒一眼，礼貌地一笑。

那一刻，戴望舒的世界仿佛暂停了。

从此，他常常以各种理由拜访施家，明明知道施绛年不在，他也要坐在书房等上一两个小时，心里却觉得满足。

偶尔她从楼上下来，为他送上一杯温水，他就红了脸，急忙低头装作翻书。

他开始写诗，一首接一首，全是关于丁香花、雨巷，他将对她的情愫藏进句子里，藏进节奏和韵律里。

那首《雨巷》便是在这期间诞生，他没敢直接寄给她，而是交由文学杂志发表，署名戴望舒。

192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在扉页写下：AJeanne”（给绛年）。

他还将诗集亲手送到施家，鼓起勇气递给她。

施绛年接过诗集，翻了翻，说了声“谢谢”，仿佛没看见那句题献，他眼神黯淡，却仍强装镇定地笑了笑。

她没有明确拒绝，也没有接受，这种模糊暧昧的态度，比狠心拒绝更令人煎熬。

终于有一次，他喝醉后在朋友面前哭诉，说自己“这辈子非她不娶”。

当时的朋友劝他放下，但他哪里放得下？他试图用最极端的方式打破沉默。

他站在楼顶，声泪俱下地说：“你若不答应，我便跳下去！”施绛年吓哭了，只好点头答应订婚。

那一刻，他以为幸福终于到来，他亲自安排婚事，请父母从杭州赶来，郑重地向施家提亲。

对方虽不情愿，但在兄长面子下勉强答应，他欢天喜地地筹划未来，而她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来后才能正式结婚。

1932年，他搭乘邮轮踏上前往法国的旅途，他幻想着拿着文凭归来，给她一个体面的未来。

可现实从不按诗人的设想发展，留学的日子比想象中艰难百倍，他靠翻译稿件糊口，日夜颠倒地工作，却仍难以糊口。

他寄去的信，多半石沉大海，他甚至不知道，她已悄悄把心交给了别人。

三年后，他回到上海，满心期待地奔赴施家，却听邻人轻描淡写地说：

“她和那茶叶铺的小老板好得很呢。”

他冲进屋子，质问她为何食言，她却说：“你不是说，会拿博士文凭来见我吗？你的文凭呢？”他哑口无言，只觉得一口气堵在胸口，吐不出咽不下。

她最后的那句“我从未喜欢过你”，更是让人难堪。

终于，他失控地甩了她一巴掌，那一巴掌，不只打在她脸上，也打碎了他所有的幻想。

次日，《申报》上刊登着“戴望舒与施绛年解除婚约”的消息，他将这段感情，亲手剖开，摆在世人面前。

这段恋情之后，他写下《霜花》，写下《梦与诗》，再无《雨巷》那样的澄澈与纯真。

又是离婚

1935年，上海战事尚未逼近，文人墨客依旧沉浸在夜宴与唱和之中。

而戴望舒还处在人生最晦暗的一段时期，难以从情伤中抽身。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人闯入了他的世界。

她叫穆丽娟，是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年仅十八，聪慧清丽，一身南洋女中的优雅气质。

她爱读书，爱跳舞，对戴望舒这样风姿卓然、才名赫赫的“雨巷诗人”，自然带着少女特有的好奇与仰慕。

撮合两人的，是穆时英，他不忍好友因情伤沉沦，开玩笑说：“我妹妹，比施绛年漂亮十倍。”戴望舒笑了，竟真的动了心。

他们的交往很快步入正轨，不到一年，戴望舒便提了亲。

他父亲刚刚去世，办婚礼的资金捉襟见肘，他甚至让未婚妻自己去挑选订婚戒指，婚礼也办得草草。

但穆丽娟并未计较，她认定这是自己将要共度一生的人。

1936年，他们在新亚大酒店举行婚礼。

婚后的生活，开始是甜蜜的，他们搬到香港避难，他为她写诗，她陪他翻译、整理稿件。

女儿出生后，他们给她取名“咏素”，小名“朵朵”，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可幸福的表象之下，裂痕早已滋生。

戴望舒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他自小被家庭溺爱，成年后虽历经感情创伤，却仍习惯将自己的意志置于家庭之上。

他总是沉浸在诗与思想的世界，对现实生活显得迟钝，他从不与穆丽娟商量家中大事，也很少主动表达关心。

在他眼里，妻子永远是个需要教导的小姑娘，而不是一个独立平等的伴侣。

穆丽娟也逐渐感到自己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丈夫对外热情如火，对内却冷若冰霜。

她尝试主动沟通，想引他回到家庭日常，却屡屡碰壁。

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他那种“无意中的冷漠”。

她开始质疑这段婚姻的根基，也开始怀疑丈夫是否仍旧念念不忘旧爱。

戴望舒写了《初恋女》那首词，红遍街头巷尾，曲调缠绵悱恻，字里行间皆是遗憾与深情。

更严重的是，戴望舒缺乏对她情绪的感知与回应，他从不理解妻子的委屈和敏感，总觉得是她“小题大做”。

她因为思念兄长而想奔丧，他却说：“汉奸之死，有什么好哭的？”

她母亲去世，他竟瞒着不告诉她，只因担心她“情绪崩溃，影响生活”。

直到一日，在街头无意中被人提醒“你母亲才去世不久，还穿大红”，她才得知这一切。

回家质问时，他还理直气壮：“我是为你好。”

“为你好”这三个字，彻底击碎了她的最后一道防线，那晚，他们大吵了一架。

冷战持续了数月，穆丽娟心灰意冷，就在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人生时，另一个温柔男子出现在她面前。

那是一位热烈追求她的大学生，常送来诗和花。

最终她鼓起勇气，寄出离婚协议，他收到后，慌了，他给她写信，说要“用死来解决问题”，甚至真的服毒自杀，好在抢救及时。

他以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能感动她，谁知穆丽娟说：“你已不再是我熟悉的戴望舒。”

就这样，二人离婚。

爱得仓促

1943年，和穆丽娟离婚的那一年，香港街巷依旧被战火所笼罩，戴望舒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心却是空荡荡的。

也就在这一年，他又遇见了杨静。

杨静，是大同图书印务局的一名女职员，刚满十七岁。

她对戴望舒并不陌生，这位“雨巷诗人”早已是文坛传奇，他高大挺拔，说话温柔，写的情诗更是让人心醉。

对杨静而言，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对戴望舒而言，他需要一个能接住他情绪的怀抱，而杨静，刚好伸出了手。

1943年5月，两人宣布结婚，新郎三十八岁，新娘十七岁。

婚后不久，杨静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她年轻，活泼，喜欢热闹，即使身为人母，也依旧浓妆艳抹、夜夜出入舞会。

而戴望舒，年近不惑，身心疲惫，满脑子只想着诗稿与静默。

可以说，他们的步调，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频率上。

戴望舒想要安宁，而杨静想要刺激，他不愿陪她赴舞会，她便独自前往，他劝她节俭度日，她却嫌他“迂腐老套”。

他们搬过几次家，最后竟寄居在朋友叶灵凤家中，一家四口挤在狭小空间，靠着戴望舒偶尔的翻译与编辑工作度日。

朋友帮忙也有尽头，他明白，自己给不了杨静想要的生活，更给不了她梦想中的未来。

杨静也渐渐明白，那个曾让她仰慕的“诗人”，其实并不懂生活。

于是，她开始不再等他回家吃饭，他也懒得询问她去了哪里，两个原本应该亲密无间的人，成了互不打扰的“合租者”。

最终，贫穷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48年，杨静爱上了一个姓蔡的青年。

那是一个年纪与她相仿、懂得逗她笑、愿意陪她跳舞的男人，她没有任何犹豫，径直提出离婚。

这一次，戴望舒没有闹，没有威胁，也没有再写“绝命书”，他只是静静收拾好行李，把一个女儿交给前妻，另一个留在自己身边。

这是他第三次，被爱人离弃。

而这一次，他连伤心的力气都没有了。

此后，他没有再婚，也未曾有新的恋情。他带着女儿回到北方，被安排进新闻出版署工作，编译法文资料。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多年的漂泊与劳累，加上情感上的重击，让他病入膏肓。

他患上严重哮喘，靠注射麻黄素维持呼吸。

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去世，年仅45岁。

从《雨巷》到《我用残损的手掌》，戴望舒用诗句写尽人间深情，也写尽了自己的孤独。

他爱得真，却常常爱得过头；他渴望懂得，却从不真正去理解别人。

他理想中的爱情太完美，现实却太锋利，最终刺伤了他自己。

三段感情，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痛。

戴望舒的诗，我们会记得很久；可他那颗渴望被爱、却总是错付的心，也值得我们回望。

他不是不值得被爱的人，他只是，一直没学会怎么去爱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