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捕捞量最大的鱿鱼，究竟要不要“养护”？

夜市烟火升腾，铁板上的鱿鱼串滋滋作响——这道风靡街头巷尾的寻常美味，其背后是一场关乎“大食物观”的深远叩问。

鱿鱼，全球捕捞量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不仅是中国餐桌的常客，更是远洋渔业的支柱。近日，上海海洋大学陈新军团队在顶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与资源评估，养护全球最大鱿鱼资源。

一边是餐桌上的美食，一边是学术界的警示，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此常见的鱿鱼，还必要“养护”吗？

作为全国鱿鱼产业核心产区，舟山的鱿鱼捕捞量约占全国总量的70%。一条小小鱿鱼的背后，牵连着众多企业的生计和庞大产业链。养护鱿鱼种群，会对我们生活和经济产生多大影响？带着疑问，潮新闻记者展开了一场深入的求证。

种群之忧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鱿鱼属于一年生高度洄游的渔业资源，具有亲体产卵后即自然死亡的生活史特性。换言之，即便人类不去捕捞，一部分鱿鱼也会自然损耗。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去养护鱿鱼吗？

为了寻找答案，记者走进了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拜访了被誉为“鱿鱼教授”的陈新军。正是他的团队，在国际上发出了养护鱿鱼资源的声音。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的生活就与鱿鱼紧密相连。”陈新军如数家珍般向记者讲述了他与鱿鱼长达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缘。“从早年跟着远洋鱿钓船远赴外海，帮助渔民精准定位中心渔场，提高捕捞效率；到在全球多个海域进行鱿鱼资源调查，自主开发鱿鱼渔情近实时预报系统……我这大半辈子，就专注在这一件事上。”

陈新军团队的很多科研成果，早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广阔海洋，被应用于一线生产，其中不乏浙江远洋渔业企业的身影。他笑着说道：“我跟很多舟山企业很熟的，经常在一起交流。”

而对鱿鱼资源调查与评估，正是陈新军近年来重点关注的课题。

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每年在东南太平洋海域被捕捞的茎柔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秘鲁鱿鱼”）产量接近100万吨，是一种跨界的种类。迄今为止，从未对东南太平洋整个分布区内的鱿鱼资源进行过全面评估，但近年来捕捞量年间波动加剧，其产量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很小。

这一说法，在产业一线得到了部分印证。在舟山市宏润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的展示墙上，历年渔船数量和捕捞量起伏不定，无声地述说着鱿鱼捕捞行业的行情冷暖。“去年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东南太平洋鱿钓产量明显下降，减产了四成。”宏润远洋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茎柔鱼的捕捞活动主要在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海域，各国渔船参与捕捞，而在公海上，数百艘中国远洋鱿钓渔船也加入其中。这种跨区域、多主体的捕捞模式，一方面使得准确统计全球鱿鱼资源总量异常困难，另一方面也让种群保护面临巨大的国际合作挑战。

“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我们可能会重蹈加利福尼亚湾茎柔鱼渔业崩溃的覆辙，也可能像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种群那样，出现总捕捞量大幅度且不可预测的波动。”陈新军的语气中带着深深的忧虑。

转机也在孕育。数月前，一场鱿鱼资源养护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智利、秘鲁、阿根廷等多国政府代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商讨鱿鱼的未来。

陈新军告诉记者，这场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通过了一份全球鱿鱼可持续发展倡议书。倡议书的核心内容是，推动鱿鱼资源可持续捕捞实践，在科学资源评估的基础上合理控制捕捞强度，避免鱿鱼种群的过度捕捞，确保资源的可持续性。

“请大家一定要理解，我们强调的是‘养护’二字！”陈新军特别解释道，“养护”不是简单地保护起来，完全禁止捕捞，而是通过强化国际协作，确保这一重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捕捞之困

十月的舟山，海风中已带些许凉意。在马峙锚地，上个月还停泊于此的20来艘远洋鱿钓渔船，此刻大多已扬帆远航，奔赴遥远的东南太平洋海域，开启新一季的鱿钓作业。

记者联系上舟山市明翔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经理乐勇时，他刚为又一批出征的船队送行归来，电话那头的语气颇为愉快。“好消息，鱿鱼又回来了！”他兴奋地分享，“从目前秘鲁鱿鱼捕捞情况来看，收获比去年好多了，部分渔船产量在1000吨以上，目前行情也不错，每吨价格在18000元左右。”

舟山顺泽远洋渔业公司海务部经理蒋明也观察到一个反常现象：原本每年5月以后，赤道渔场上的鱿鱼数量就会减少，但今年却不同寻常，他们公司的四五十艘鱿钓船仍在那片海域生产作业，生产周期已延长了两个月。

这种“冰与火”交织的状况，既在意料之外，细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

一方面，业内普遍感受到，近些年鱿鱼产量整体呈现较大波动趋势，尤其去年下降幅度特别大，让很多远洋渔业企业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另一方面，鱿鱼资源存在着显著的“大小年”周期性波动，由于去年被普遍认为是“小年”，那么今年产量出现反弹也在意料之中。

“在舟山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杨梅的大年，就是鱿鱼的大年。”浙江省远洋渔业协会秘书长陈斌向记者介绍，资源的剧烈波动与气候条件的年际变化有直接关系，目前还不能简单地断言是种群资源衰退。

他特别指出，今年产量的激增，很可能与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消退后，鱿鱼数量逐步恢复。据协会统计，今年1至8月，舟山累计捕捞鱿鱼产量已达32.89万吨，同比去年出现大幅增产。

尽管从数据和切身感受上，陈斌不太认同鱿鱼资源已出现衰退的观点，但对于推动鱿鱼资源养护，他表示“举双手赞成”。“中国在公海实施的自主休渔制度，我们一线的渔民是非常赞同的，也是积极配合的。”陈斌说。

自2020年起，中国在公海实行为期三个月的休渔。陈斌告诉记者，实施休渔的几个海域，恰恰是浙江远洋渔业最主要的鱿鱼渔场。如西南大西洋公海毗邻阿根廷，其捕捞种类为阿根廷鱿鱼；东太平洋公海毗邻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盛产秘鲁鱿鱼。

尽管为期三个月的休渔时间，确实会给相关企业带来暂时性影响，但令陈斌感到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企业对此非常理解和支持。”早在多年前，浙江渔民就自发提出了积极支持制定鱿鱼休渔期和休渔区管理措施的倡议。

这一切的背后，只有一个最朴素的原因：气候影响叠加可能存在的过度捕捞，导致鱿鱼资源年间波动非常大，给整个产业的稳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因此，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作为全球前列的公海鱿鱼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正在用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做出表率：对公海鱿鱼资源进行主动养护，是为了让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出路何方

日益严格的休渔政策、起伏不定的渔业资源，所有这些现实，都迫使远洋渔业从业者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再靠天吃饭，出路在哪儿？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专家和行业有识之士的共识是：即便是全球产量颇为丰富的鱿鱼，也要将种群资源养护置于首位。

去年，宏润远洋联合上海海洋大学，派出两艘远洋渔船前往南印度洋海域探寻新的鱿鱼资源，同时争取东南太平洋公海智利竹荚鱼项目。此外，还有一批同行企业前往太平洋、大西洋寻找新渔场，争取实现“新老轮捕、多鱼种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让传统渔场的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陈新军对此评价道。鱿鱼和其他鱼类不同，虽然大多只有一年寿命，但产卵量极大，且有很多产卵群体，基本上可以实现全年性产卵，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产卵场环境的影响使得资源年间变化很大，下降也快恢复也快。据他研究发现，自东太平洋公海自主休渔以来，休渔后茎柔鱼胴长组成较休渔前明显改善，这表明休渔确实给了更多幼鱼成长的机会。

其次，另一条关键出路在于，全力延长产业链，深度挖掘并提升鱿鱼产品的附加值。

目前，捕捞上来的鱿鱼，大部分经过原料分割，蒸煮、穿串、包装和速冻等多个环节，有的化身为鱿鱼圈、鱿鱼须等冷冻食品，有的则变成鱿鱼丝等即食产品。总体而言，鱿鱼加工仍以初级加工和中间产品为主，缺乏具有高技术含量或高品牌溢价的终端消费品。

一位业内人士坦言，即便是出口日本、欧盟等高端市场的鱿鱼产品，也主要供应当地大型商超作为食材，价格卖不上去。像用于制作寿司的新鲜鱿鱼片等高附加值产品还是很少。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例如，鱿鱼加工中产生的鱿鱼皮多被用作低附加值的鱼饲料，其潜在经济价值未得到充分开发。以及能否借鉴金枪鱼等鱼类的深加工经验，实现对鱿鱼皮中蛋白肽的高效提纯，将其开发为保健品、功能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

记者了解到，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浙江海洋大学正在推动类似产学研合作项目。据透露，他们计划在两年内形成初步的产品，促进鱿鱼产业链的全新升级。

对于坐拥区位和产业规模优势的浙江而言，加快鱿鱼精深加工，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浙江是全国最大的鱿鱼捕捞基地和最大的鱿鱼集散地，却不是国内最大的鱿鱼加工基地。”陈斌一语道出了浙江鱿鱼产业面临的现实瓶颈。

他回顾说，早年“舟山鱿鱼丝”是拳头产品，也涌现过一批从事鱿鱼圈、鱿鱼预制菜等加工企业，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不少企业转行去做利润更高的金枪鱼加工，导致鱿鱼精深加工的产业环节外流。

这些年来，随着国内市场日益拓展，一大批鱿鱼创新产品不断出现。比如有企业瞄准火锅市场，研发生产樱花鱿鱼、火箭鱿鱼、大刀鱿鱼片、鱿鱼足等系列产品；也有企业深耕烧烤市场，生产整只串、条串、耳串、脖串、须串等多品种规格。然而，相比之下，目前浙江本土仍在坚持从事鱿鱼精深加工的企业并不多，产能规模也低于山东威海、烟台和福建东山岛等地。

当人们讨论“鱿鱼要不要养护”的时候，会发现一条小小的鱿鱼，串联起的是一个关乎海洋生态平衡、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普通人餐桌选择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而这，不仅是为了鱿鱼，更是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这颗蓝色星球。

（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