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初回忆录:罗政委刀下留人，我泪流满面

梁兴初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个打铁汉出身的人，离开家，罗荣桓同志对我有救命之恩，使我终生难忘，总想写点东西，以表达怀念之情。

罗荣桓同志一贯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我军政治工作建设，功绩卓著，有口皆碑。

在我军创建初期，红军中旧军人成份较多，旧军队的作风对部队影响还很深。古田会议之后，罗荣桓同志就任红四军政委。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肃清旧军队的影响，把红军建成新式人民军队，于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后，罗荣桓同志在红四军随营学校创建了政治队，培养基层政治工作骨干。

那时我在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当排长，由于是工人出身，还识几个字，就被选入政治队学习。

记得开学那天，罗政委亲临学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政委。他那魁梧的身材、严肃的面孔，使我肃然起敬。开学后，听说罗政委要亲自给我们上课，我就想到他那斯文的风度，特别还带副眼镜，很像个大知识分子，害怕自己听不懂。

可是罗政委一讲，和想象的完全不同，他讲的都是我党我军的事，精辟有力，又具体，又好懂。有时课后还向我们问这问那，和蔼可亲。

罗政委给我们讲共产党的性质、红军的任务，讲如何联系群众、帮助地方建立政权，还讲怎样上政治课、办好“列宁室”（像现在的俱乐部），怎样打土豪、筹食筹款等。

学了半年，使我这个参加红军不久，只知道为穷人打天下、冲冲杀杀的排长，懂了很多道理，知道了为什么

要在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和怎样做好政治工作。

1939年春，罗荣桓同志率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1940年，一一五师在山东南部开辟了抱犊山区根据地，刚刚站稳脚后，罗荣桓同志就着手筹划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建设，统一思想，提高部队战斗力。

他亲自到各部队作调查研究。当时我在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任支队长。9月，他来到我们支队驻地，住了七八天，对我们的几桩工作很感兴趣。

一是他了解到我们和兄弟部队一——钟辉、韦国清同志率领的山东纵队南进支队互通情报、互相支援、共同作战。打开邳县后，南进支队派出县长，我们派出地方和武装干部，把邳县搞得很好。他高兴地说，兄弟部队就是要团结，互相配合，都要看到大局和整体。

二是当他了解到我们部队弹药很充足时，问我从哪里搞来的。我告诉他，除缴获的外，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旅长送了不少。他马上追问和57军的关系如何？我说，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作战时互相策应，有时他向我们要点经验材料，也支援我们一些子弹。罗政委频频点头说，好哇，这叫懂政策，讲政治。

三是他了解到我们部队党员模范作用好，支部领导坚强，士气高涨，他称赞道，我们是党军，党员是要起模范作用的。

当年秋天，一一五师在桃峪召开了旅支干部会议（即高干会)，罗政委在会上提出了“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并有针对性地规定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群众建立血肉关系政治团结、灵活果敢、忠诚不屈等五条具体标准。在当时提出这样的口号，对我们这些老红军来说，感到格外亲切。因为我们的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后，有些人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一点，观念淡薄了，使部队思想有些混乱。罗政委明确提出这一号召，是非常中肯而及时的。

旅支会议后，在山东部队中，以“建设铁的模范党军”为内容，进行了整训。实践证明，这一号召对山东部队加强党的领导、统一思想、坚持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我们支队贯彻“建设铁的模范党军”号召，部队觉悟大有提高。整训时我们编为一—五师教导第五旅，遂即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于苏北钱家集、丁集连打两个胜仗，在淮海地区站住了脚，随后又横扫涟水，大战陈道口，不到一年时间，巩固并扩大了淮海根据地，建立了宿县人民政权，部队还评选了“铁的模范党支部”和模范党员。

直到1942年冬，教五旅又回到山东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同志无论是执行党的指示，还是处理各种工作，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他敢于纠正，敢于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39年，罗荣桓同志纠正湖西“肃托”事件，把我从错误政策的刀口下救了出来。

那时，我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队长，王凤鸣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我们大队活动在微山湖以西地区（简称湖西地区）。王凤鸣还是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939年夏秋之交，王凤鸣在湖西搞起了“肃托”。他们来用逼供信的办法，供十，十供百，一时间，大有“洪洞县里没好人”之势。一个多月，地方上就杀了好几百人，而后又从地方扩大到军队中来。

10月中，王凤鸣设诡计，突然把我抓了起来，说有人供出我勾结徐州日本人，还发过电报。这时，王凤鸣他们杀人杀红了眼，根本不找我问明情况，也不听我申辩，一口咬定我是特务，还要我供出同伙。

与此同时，他把四大队营的干部和部分连的干部也抓了起米，搞得湖西地区非常紧张，地方和军队人人自危。仅我们两千多人的四大队，一个多星期就跑了六七百。我被抓后不久，有

人偷偷告诉我，王凤鸣很快就要对我下毒手了，情况非常严重。我一再要求见王凤鸣和向上级写报告，都遭到了拒绝。

那真是“老牛掉到水井里”，有什么劲也使不上了，只能白白等死。于是我横下一条心，等处决时，一定要向群众讲上几句，揭露王风鸣他们的错误。

可是紧张了几天之后，没见动静，空气稍有缓和。一天晚上，警卫排长利用查哨机会，悄悄告诉我：“罗政委来了。”我听了之后，顿时百感交集。

不由得想到了1930年我刚编入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时，那时正在肃AB团，经常抓人、杀人，部队非常紧张。罗政委不相信有那么多AB团，不顾别人反对，指示我们十二师一次就放了30多人，想到当时说的“罗政委刀下留人”，我就感到有救了。不知怎么搞的，我这个打铁汉出身的人，离开家，离开苏区，作战中7次负伤，都没掉过眼泪，这时不由得泪流满面，前思后想，一夜也未入眠。

第2天一早，特派员把我带到罗政委住处。一见到罗政委，心情太激动了，泪如泉涌，放声大哭，不由得就要给罗政委跪下了。

罗政委警卫员一把拉住了我，让我坐在凳子上。

罗政委说：“不要哭，有话慢慢讲嘛！”我也想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怎么也控制不住，一直抽泣了10来分钟，才平静下来。

罗政委问我，“肃托”是怎么搞起来的！你怎样被抓起来的？说给日本人发电报是怎么回事？

我将情况一一向罗政委作了汇报，并说明我没有电台，四大队的电台和译电员都由王凤鸣控制，我怎么能发电报呢！罗政委了解了各种情况后肯定地说：“我清楚了，你没问题，回去好好休息，还准备带兵去打仗。”

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却像一团火，燃烧着我的心。临走时，本想说几句感激罗政委的话，怎奈心情激动，嗓子发咽，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事后我才知道，王凤鸣在四大队搞的这一套，根本没向一一五师师部报告过，罗政委得知消息后，当即给支队部及王凤鸣发了电报，要他立即停止杀人，一切问题等罗政委到后再定。

随即，罗政委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从抱犊崮山区出发，行程几百里，穿过津浦路和几道封锁线，星夜赶到湖西地区，纠正了“肃托”的错误，并进行了善后工作。

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每每想起，心有余悸，如果不是罗政委处理问题果断，我早就成为王凤鸣刀下之鬼了。

罗荣桓同志是个性格内向的人，看表面很严厉，但一经接触，就会感到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做干部工作耐心细致，体贴入微。在这方面，我在两次调动工作中深有体会。

1943年山东实行精兵简政，取消了旅的建制，充实主力团。当时我是旅长，原听说精简下来到延安去学习，很高兴。后来又决定精简下来旅级干部到主力团当团长、政委，不少同志产生了思想问题。当时罗荣桓已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了。他知道后，就找这些同志个别谈话。

罗政委找我谈话时，他的肾病很重，身体虚弱，时而坐坐，时而站站。从分析当前形势开始，说明日军已走下坡路，为适应新形势，必须精兵简政，进而说明精简是暂时的，部队还是要大大发展的，这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措施。还说叫我去当团长，是精简需要，打仗的需要，要我把眼光放远些。

一席话，使我思想豁朗，心胸开阔，高高兴兴地当团长去。

第2次是1954年，那时我在朝鲜西海岸指挥部工作。1953年春，军委已任命我为海南军区司令员。因朝鲜前线需要，1954年春，志愿军才准许我去到职。我回国到总干部部换介绍信，不料办公室的同志说不知道这回事。在总干部部接待室坐了一个小时，也没弄出个结果。

我给罗荣恒回志打了个电话，他马上要我到他家去。见面后，他先做了一番检讨，说总于部部换了不少新同志，一年前的事可能不清楚。

接着他询问了志愿军的一些情况，征求我去海南军区的意见，并告诉我到海南应注意的问题。谈完话，他就打电话把干部部的一位领导同志请来，向他指明我的命令是去年3月下的，

并告诚说，这些老同志路过北京时，领导要亲自接待，这是送上门的政治工作。这位领导同志马上查到命令，开了介绍信，第2天还亲自送我上火车。

1963年6月，我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从广州来北京学习。听说罗荣桓同志有病，一个星期天，我去探望他。

罗荣桓同志病情较重，我本不想多坐，怕影响他休息。但罗荣桓同志并不放过利用我去看他的机会进行工作。他连连问我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情况，我一再说没问题。他笑着说：“我还是了解一些情况的。”接着他和我谈了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办法。罗荣桓同志拖着严重的病体，语重心长地和我谈了很久。没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罗荣桓同志对我最后的教悔。

缅怀罗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