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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服务秒办结,申请降级却总被‘踢皮球’。”近日向《法治日报》记者回忆起自己一波三折的手机号套餐降级过程,北京海淀某高校学生张倩直言“非常郁闷”。 今年9月初,张倩打算将原有每月59元的旧号码套餐变更为8元“保号套餐”,本以为“就是改一下的事”,却遭遇了种种拖延和推诿。
从手机套餐到视频会员,从云存储到各类App服务,“升级秒办、降级千难”的怪象,早已不是个别消费者的“烦心事”,而是成了数字消费时代的“老毛病”。张倩为改8元保号套餐反复折腾,刘女士因会员降级被客服“花式劝退”,这些经历撕开了一个真相:当平台把“升级键”设为醒目弹窗,却把“降级钮”藏进层层菜单,所谓的“消费自由”,不过是商家主导下的“单向自由”。要治好这一顽疾,不能只靠消费者“硬碰硬”,更需从规则、监管、维权三端发力,打通消费公平的“最后一公里”。
“降级难”的本质,是平台用技术与规则筑起的“利益壁垒”。表面看,是App界面“升级入口置顶、降级选项隐身”的设计套路,是客服“48小时回电”“到期再试”的拖延战术,是“权益受损”“体验打折”的劝说话术;深层看,是平台利用信息差与技术优势,将“逐利本性”凌驾于消费者权益之上。正如西南政法大学研究员郝志斌所言,这种行为明着侵犯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暗着则是用“数字迷宫”困住消费者:你想走,我偏不让你轻易走,毕竟每少一个降级用户,就多一份稳定收入。更讽刺的是,刘女士输入“了解更贵套餐”秒接人工,提及“降级”却被智能客服“循环搪塞”,这种算法主导的“区别对待”,把平台的功利心暴露无遗。
监管滞后与规则模糊,是“老毛病”久治不愈的核心症结。数字平台的跨地域、跨行业特性,让监管面临“多头管、难协调”的困境;而“算法阻碍”“冷处理”等新型侵权手段,又让现有规则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套餐降级究竟该“即时生效”还是“次月生效”,人工客服的分配机制是否透明,这些关键规则的缺失,给了平台“钻空子”的空间。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叶刚点出的“监管挑战”,恰恰说明治理“降级难”,不能只靠道德谴责,更需用明确的制度划清“红线”,要么统一套餐变更的生效规则,要么强制平台公开算法逻辑,让“藏起来的降级键”暴露在阳光之下。
根治顽疾,需构建“立法+自律+维权”的三重防线。立法层面,要尽快细化数字服务变更标准,明确“升级与降级同权”,杜绝平台“差别对待”;行业层面,协会应牵头制定自律公约,建立信用评价体系,让“降级无障碍”成为企业的基本操守,对屡教不改者实施联合惩戒;维权层面,市场监管部门需开通“绿色通道”,消协应主动提起代表人诉讼,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毕竟,当单个消费者面对巨头平台时,“举证难、耗时长、收益小”的现实,往往让他们选择放弃;只有形成“集体维权”的合力,才能让平台真正重视消费者的诉求。
消费自由,从来不是“只能买贵的,不能选对的”。当张倩们的8元套餐诉求不再被推诿,当刘女士们的会员降级不再被劝退,数字消费才能真正回归“公平”的本质。治理“升级易、降级难”的老毛病,既要“抽走”平台设置障碍的动力,也要“打通”消费者自由选择的通道。唯有如此,才能让消费公平不再是口号,让每个消费者都能真正享受“进退自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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