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回忆录摘选1：逮捕正在享用牛排的蔡孝乾

守株待冤逮捕台共头子蔡孝乾

案子办得越多，我便对我的犯人越来越客气了。但是，黄昭明则不以为然，以前他没办过什么大案子，得失心太重，因此，陈泽民就逮之后，他几乎乐昏了头。在台湾站各组之中，我之所以对高雄组及其负责人黄昭明有较高的评价，便是这个人在个性上有其可爱之处。以这一次讨论如何侦讯陈泽民的个案而言，他有自己的意见，但同时也能虚心接纳别人的看法。他听完我的“上宾计划”后，只是莞尔地说：“还是你说得对，我实在太著急了。”
他依照我的计划，将自己二太太的房间腾出，让陈泽民住下。
陈泽民住进黄家的第一天，受到两位黄太太待以上宾之礼，似乎有点受宠若惊。在第二天接受侦讯的时候，这位身形高挑削瘦的男子用温文儒雅的语气表示，他原以为失风之后，一定会惨遭严酷刑罚，因此，已预先想好了一套巧妙的供词，既可以免除皮肉之苦，还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他说：“结果，却这样享受。”
“打你做什么？” 我告诉他，消灭台湾共产党并不需要打人，甚至杀人。
“你的想法有点奇怪，做情报好像在游戏。”
“只要能完成任务，态度何妨轻松一点。”
我们闲扯了一个多小时，才正式谈到台共的主题。陈泽民态度很坦率，不过，他的供词，大致上只是他自己参加共产党及如何奉派潜入台湾活动的过程，对于他所领导的组织和他的上级，他总是小心地闪避过去。
“你不想讲自己以外的事，我也不会逼问你。”我说，语气极为诚恳。
陈泽民半信半疑地笑了笑。
“当然，我还是有办法让你说出来我要的线索。”
“这话矛盾了。”
“不矛盾，我只是问，但不会逼问，因此，你可以回答一些不致让你良心不安的问题。” 于是，我拿出在农会前逮捕陈泽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那本记事簿，问他上面所载有关“老郑”的问题。老郑这个名字，钟浩东提过一次，如今又出现在陈泽民的记事本上。我推想，他一定是台共组织中数一数二的角色。
不过陈泽民到底还是不肯详谈这位神祕人物，他只说，见过老郑几回面，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有双精明的眼睛。

蔡孝乾
自毛人凤从官邸领回了三十万奖金后，许多撤退后赋闲在台湾各地的保密局同僚，认为特勤组有钱可赚，纷纷请谓过来“协助”。于是，当我打高雄押解陈泽民返回台北时，突然发现我的单位多了十几个人。“一群兵油子（意指军中的老油条）！” 我心里想，依我的经验，在北平时代，真正能够帮上大忙的人，大都是我亲自吸收的。因此，我对人事处随随便便往特勤组塞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这些人帮不上忙还不打紧，我深怕他们误事。”我向毛人凤抗议。
“如果依你的意思，你会怎么样？”
“我一定采用本地人。” 我说，随政府来台湾的人对台湾的一切皆感陌生，一点关系也没有，执行任务远不如台湾本地人来得顺手。
毛人凤沉吟了半晌，点点头说：“好吧，我让林顶立派几个人给你。”
过两天，林顶立带著五、六个人到我办公室来，他说这几个人都很忠心，很讲义气的。
但是，当我听到这些话时，心里忍不住窃笑，因为林顶立带来的人，一个比一个老，较年轻的少说也有四十岁，年纪较大的都有五十多岁了。忽然，我谐谑的个性作祟起来，脱口而出说：“林站长，能否请你闭上眼睛？”
“干什么?”
“想像五、六个拄著手杖的老头子，卖命追逐一个年轻人的可笑模样。” 为了不得罪其他人，这句话，我是靠著林顶立耳边讲的。
林顶立开始时有点生气，稍后便大笑起来。他摇摇头说：“拗不过你，你自己到我的站里来选吧！”
我一共选了三个人：张清杉、陈阿土和翁连旺。

谷正文

张清杉，台北县淡水镇人，当时只有二十岁，是一个很有精神、反应很快的小伙子，在后来的各项任务中，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陈阿土和翁连旺年纪稍长，表现虽不若张清杉那么出色，不过，客观说起来，他们的成绩也是令人满意的。
庄西是另一位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人，他原本是保安司令部审讯室上校主任，颇有才气，能力也强，对台湾的共产党有著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却好喝酒，往往几杯黄汤下肚，说话就没遮拦了。有一回，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他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然后在保安处办公室喧闹起来，在他叫嚷的话里头有一句：“再这样打混下去，共产党来了大家只好一起跳海啰！”
保安处科长李葆初很不高兴，向上面打小报告，说庄西思想消极、毁谤领袖。在当时，后面四个字的罪名可大可小，如果蒋介石知道了，心里不高兴，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枪毙了。
当我物色本地组员的时候，庄西正好囚禁在特勤组办公室后面的看守所。我已经忘记是为了什么，突然灵机一动，认为看守所里的犯人也许会有可用之才，于是我到看守所，把凡是懂得国、台语的人找来谈话。就在这个时候，庄西的学问及对共产党的认识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决定把他选调到自己组内工作。

在我大量起用本地人重组特勤组之后，在侦讯时，庄西的表现非常专业，他能以典雅的台语与犯人沟通，以娟秀的书法笔录口供，然后再以清晰的国语中肯地向我报告侦讯的内容。所以，很快地，他成为我问案时最重要的助手。
在我物色人才重组特勤组的同时，对陈泽民的侦讯并未中断。从他的口中，我又听到了老郑这个名字，并且套出了他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的住处。这时候，已经十一月中旬了，当天晚上，我带著张清杉（曾于民国五十一年率一突击小组企图渗入大陆，不聿失风被捕，在大陆遭受十三年的牢役）、翁连旺等人埋伏在泉州街老郑住处四周，等候老郑入瓮。但直到东方天际现出一线曙光，老郑还是没有回来。

“看样子，今天老郑是不会来了。”我说，心里却反倒轻松。
“这个地点正确吗？” 翁连旺问我。
对于这个地址，我很有把握，至少我认为，它是老郑在台北许多藏身地点的一个，不知道哪一天，他一定会回来。因此，我决定派一个人长期埋伏在泉州街二十六号。
“我来！” 张清杉兴致勃勃地说。
我本来也是属意于他，因此，交给他一把手枪和一腰带子弹，并交代他：“尽量少出门，如果必要外出，一定要选在深夜无人的时候。”
张清杉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在当时，一般住家房里只有一盏灯，人们要在哪里活动便提著灯走到那间房里。因此，张清杉进驻泉州街二十六号的时候，便把灯摆在身旁，一旦有人进屋摸黑找灯的时候。便可轻易将他捉住。
十一月过去了，老郑依旧杳无踪影。十二月，张清杉仍无所获。
三十九年一月一日深夜，张清杉正要入睡，忽然听到某种细碎的声音，然后，有人从后院开门。张清杉默不作声，悄悄走到客厅的桌边，躲在桌子底下。
敲门的人机警地从后院绕到前门，开门进屋后，又非常谨慎地把门扣上。他摸黑走到桌前，把灯打开。就在这个同时，张清杉从桌子底下冒了出来，拿著手枪对准来人的脑袋。
“我等你好久呀！” 张清杉笑著说。
这个神秘男子化名叫做老郑，本名蔡孝乾他是台湾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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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里突然光亮起来，蔡孝乾瞇著双眼，勉强开口问张清杉：“你等我干什么？”
张清杉仍旧保持幽默的口吻反问：“那你躲著我干什么？这么久都没回来。” 说著，他示意蔡孝乾举起双手，然后用预先准备好的手铐将他铐上。
当时，蔡孝乾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总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入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件事。
张清杉逮捕蔡孝乾的时候，我正在川端桥（即今之光复桥）下钓鱼。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也就是在蔡孝乾被逮捕的同时，我钓到了一条大鱼。
“谷组长，张清杉回来了！” 正当我为了没有够大的篓子放置大鲤鱼而发愁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由于前一次钓鱼未报备行踪，以致于蒋介石召集开会险些误事，这次我已经事先交代过：“在川端桥下钓鱼，如无要事，切勿打扰。” 听到“张清杉回来了” 这几个字，我的心脏猛跳了几下，喃喃唸著：“难道老郑这条大鲤鱼真上钩了？”
回到延平南路，第一眼看到老郑，竟意外地非常眼熟。当然，他的脸孔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只是，从他浑身上下所散发出来长征老干部特有的傲慢，我在一一五师期间看过太多了。老郑见到我，用轻微的台湾国语向我抗议我们的逮捕行动不合法。这是我所见过第一个参加长征的台湾人。
“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
“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
我明白告诉他，他身上那股傲气，便是长征干部的特殊标记。他看看自己的装扮——笔挺的高级西服，搭配著一条花色鲜明的领带，他对自己的仪表感到非常满意。这时，他把双手伸平，皱著眉头说：“我不习惯被人铐著手铐说话。”
我向张清杉要了钥匙亲自为老郑解铐，并与他聊起长征往事。我并不期望这种友谊攻势很快就能收买蔡孝乾。因为我瞭解，他和台大四名学生不同，他的党龄很深，党性很强，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点之前，友谊攻势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过，我并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 ——在我手中，肃清共谍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蔡孝乾落网后的最初几天，应讯虽然大方，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所说的内容大抵不著边际，这点，我暂时不与他计较。从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慾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
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蔡孝乾使计脱逃

大约就在蔡孝乾落网的同时，高雄组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黄昭明硬是要我亲自带队帮忙。在南下之前，我特别交代牛树坤，要好好款待蔡孝乾，不可急于探查线索。
从用李汾钓到陈泽民之后，黄昭明对我的钓鱼术颇为折服，他将许多抓来的人说了一顿教，然后又把他们放走，试图用这些人钓到更多大鱼。不过可能是因为他说的话并不得体，以致不但没法钓到大鱼，连放出去的饵也一个个地不见了。为此，他很懊恼：“为什么你能够说得动李汾，叫他心甘情愿为你钓上陈泽民，而我却不能？”
“你了解自己放出去的每一个人的弱点吗？”
“是啊，我不了解，所以，现在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摆着好饵不用呢？” 我说：“你忘了陈泽民的妻子。”
陈泽民落网后，我曾带著他到后火车站五块厝的住宅搜查。当我看到他的妻子和她身边三个稚龄的孩子，心里就有了底，我想为了丈夫，她一定会到处奔波求助，而她所走动的对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区的共产党员，因此，我告诉黄昭明：“派人跟踪陈泽民的太太，准有抓不完的人。” 我肯定只要循著陈泽民妻子这条线索，黄昭明和高雄组就有能力逮捕大部分高雄地区的重要共产党员。
没想到，我在高雄停留还不到一个礼拜，台北就出事了。有一天深夜十点三十分，张清杉打电话给我，他用沮丧的语调说：“老郑跑了。” 这个消息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在我的单位里，竟然会发生要犯脱逃的事。

张清杉说，事情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
午餐时，蔡孝乾拒吃局里为他从中华路买来的水饺大餐（就当时的生活水准而言，中华路的水饺是昂贵的美食），他说吃腻了，想改吃西餐。他说：“要延平北路波丽露的牛排。”
负责照顾蔡孝乾的牛树坤不免光火起来，但因我临下高雄之前特别交代过要满足蔡孝乾的物质要求，他只好忍著气到延平北路买牛排。
饱餐一顿之后，蔡孝乾在牛树坤耳边偷偷地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为了感谢你的午餐，我有一条线索送给你，它会让你升大官。” 这话把牛树坤搔得心里痒痒的。蔡孝乾继续说，他所参加的各级会议，全都透过一名姓施的连络人，只要把这个连络人抓起来，台湾共产党就全在掌握之中（直到蔡孝乾脱逃，保密局里尚无人知道他就是台共领导人。因此，当他提到施姓连络人的时候，的确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蔡孝乾说，这个连络人在博爱路电信总局任职。
“我们要怎么抓他？”
“带我到电信总局，我当场指认。”
于是，牛树坤把这件事告诉张西林，并另外带了三名干员领著蔡孝乾一同前往电信总局。
一进门，蔡孝乾便郑重其事地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们暂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当我在哪里停下，我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连络人。” 然后一个人独自走向柜台。他沿著柜台走著走著，却一直没有停下。当他走到柜台另外一端的时候，忽然拔腿快跑，从电信总局侧门夺门而出。
牛树坤和张西林知道受骗了，在后面紧追。当他们追出侧门的时候，只见张清杉揪著蔡孝乾的衣襟说：“蔡先生，你要去哪里？” 原来，张清杉不放心牛树坤私自把蔡孝乾带出保密局，悄悄尾随，并埋伏在侧门外面。
蔡孝乾脱逃失风后，一脸悻然，淡淡地表示，他所要指认的人没来上班，他怕受到责备，因此，突然兴起从侧门逃跑的念头。他的说词相当动人，牛树坤和张西林都相信他。然后，他又挤出非常愧疚的表情说，施姓连络人虽未上班，但他知道住处，晚上到那里去抓，就有如探囊取物。
“他住在哪里？”
“武昌街。”
晚上九点整，牛树坤、张西林瞒著张清杉，又带著蔡孝乾前往武昌街逮捕施姓连络人。当时武昌街仍有许多日据时代的木材厂，环境颇为复杂。蔡孝乾沿著木材厂一间一间指认，每指认一间便说：“快到了。” 终于，他逮到牛树坤和张西林一个不留神，趁机冲入一间黑漆漆的木材厂。牛树坤、张西林追入木材厂之后，蔡孝乾已然杳无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