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我怎样学元史

1934年9月，我考人北京大学史学系。因为生在回族家庭，我想研究中国回族史(当时称回教史)。于是找些有关论文和书籍来看，如陈垣先生的《回回教人中国史略》,金吉堂先生的《中国回教史研究》以及英国人马歇尔(B.Marshall)的《清真教》(Islam in China)等著作。这些著作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到一些回教在中国的情况，但只是增加了一些知识而已，至于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对这一学科作点贡献，我当时既没有想，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一方面是没人指导，另方面是，我看的是些转手材料，只能人云亦云，不能有所创新。

1938年8月，我在云南蒙自县读完大学，转到昆明，作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外研究生继续学习。这时我选了元史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回回人和回教在元朝最兴盛，材料也多。首先我披览《元史》,摘录有关回回人的资料，以此作为基础，辅以其他材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了《元代回回考初稿》一文(将近两万多字)。虽然很粗糙，类似史料长编，但它总算是根据原始材料独立编排而成的，有些内容是前人没有说过或没有注意到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年的实践，我才逐渐摸索到一点治学的门径。

在学校时，老师给我们讲“历史研究法”,讲到“史源学”,强调原始的也就是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当时因为没有实践，体会不到它的意义，因而走了弯路，没有读几本重要的史籍。现在初读《元史》,才发现原始资料确实是重要的宝藏，从中可以发掘许多有用的东西，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当然，后人以及当代人的著作也有参考价值，有些不仅给我们以专业知识，也告诉我们治学方法，是很好的入门向导，不可轻视，单读这些而不接触原始资料，也可以增加不少知识，但这样做等于开百货商店，纵然货架上琳琅满目，却不是自己的产品，只能做个转手商贩。而我们做学问的，却要开工厂，亲自发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

1939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跟姚从吾先生学元史。我首先是精读《元史》,把自己的一部《四部备要》本《元史》标点一遍，并把钱大昕的《元史考异》和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抄到书眉上。我想以入所前的论文《元代回回考初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正，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于是把《元史》中不列传的回回人物一一做出卡片，同时也把《元典章》、元人文集中的有关史料加以抄录。在毕业前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时，姚先生不同意我的打算。他给我写信说：“吾意‘纂述’与‘心得’相因而实不同。吾弟两年来两读《元史》、泛读元人集等而纂述《元代回回考》,此可以见弟治史之功力，而严格言之，此亦他人能作者，尚不能说是真有心得。研究所不能认为是一种满意之论文，除《元代回回考》为入所论文(按，指报考时交纳的论文，如不合格即不能加考试)之外，此亦一因。”姚先生还指示我应从元代回回人的特点及其得到蒙古帝王信任的原因方面选题作文。汤用彤(字锡予，任继愈、王明同学的导师)先生也告诉我，写论文尤其是毕业论文要有论点，西方叫作Thesis(有论点、命题、论文诸义),在毕业论文答辩时，你提出你的Thesis,旁人提出不同意见(Antithesis),这就展开了讨论。这些教导，教育和启迪了我，使我对论文的性质特点的理解加深了。于是我把论文题目改为《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主要是分析元世祖时代汉人和回回人的政治斗争及其原由，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所致，这就是我的论点。因为已经积累了一些有关材料，论文很快就完成了。

在论文写出以前，我还搞出了一件副产品：在搜集资料时，我发现《永乐大典》中《站赤》部分有这样一段材料：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我最初注意这段材料，是因为其中提到的沙不丁是回回人，他是江淮行省平章政事(等于省长)。《元史》中虽无专传，但《世祖本纪》中常提到他。其后发现，文中提到的三位使臣——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以及阿鲁浑大王，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阿鲁浑是当时波斯伊利汗的君主，三位使臣是他派来元廷向元世祖求婚的，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陪同他们和蒙古公主从泉州出发的。《站赤》这段材料，可以证明马可波罗记事的真实，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有人怀疑!)同时还可以考订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1291年初(过去一直认为在1292年初)。我把这一发现告诉我的另一导师向达先生，他鼓励我写出来，我于是写成一篇《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寄给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得到他的较高评价。汤用彤先生知道后也很高兴，并建议把题目改为《新发现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只是由于把信寄到重庆顾先生处时已经发排，没来得及改，仍用我那个拙朴的题目。事隔四十多年，想起这些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关怀，不禁涌起感激和思念之情!

《站赤》这本书，在我之前中外学者早已看过，我之发现这段材料，事出偶然。但偶然之中有必然。若不是那几年我一直在搜集有关回回人的资料(包括《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资料),我不会在发现那段材料后就敏感地和《马可波罗游记》那段记事联系起来并作出判断，可能对它等闲视之，交臂失之。因此，这里面并无捷径，也不能图侥幸。“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虽然未能踏破铁鞋，却一直在“觅”,在“上下求索”。

根据我当研究生几年的经验，我觉得研究元史必须从精读《元史》入手，因为它材料丰富，特别是《本纪》部分，由于照抄《十三朝实录》,未加剪裁，保存的原始资料最多，比《新元史》详赡。《新元史》列传部分较《元史》多，可供参考，但不注材料出处，而且有不少错误，如把札八儿火者、阿里鲜、阿剌浅、阿三四个人合而为一，便是明证(参看拙稿《 <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我到现在还觉得应该把《元史》本纪部分学深学透，融会贯通，而我并没有做到这一步。< pan>

因为对元代回回人名比较熟悉，使我在解决海瑞的族籍问题上得到帮助。1959年夏，吴晗同志来南开大学作关于海瑞的报告。我问他海瑞是否是回族，他说，传说是，尚无根据。这就引起我追究海瑞族属的兴趣。最初查了些书，没有头绪；最后还是在我自己有的丛书集成本《海刚峰文集》上找到了。《文集》附录有梁云龙的《海公行状》,其中有几句说：

洪武十六年，答儿从军海南，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

答儿就是海答儿，海瑞之得姓就因为他的祖先有个叫海答儿的，而海答儿是元代的回回人名。以祖先名的首字(或末字)为姓是元代色目人的习惯。这一来，问题就解决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呵!

1964年，《辞海》修订本征求意见，其中《历代兵制》中有《探马赤军》一条说：“元代在各重镇、州、县设置，强征十五岁到七十岁的契丹、女真、汉等非蒙古族的男子为兵，称为探马赤军。”这是根据日本学者箭内亘的说法；箭内在引用《元史·兵志》“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后说：“所谓诸部族者，无非指蒙古人以外之北族，即契丹人、女真人等。”箭内亘是日本研究蒙古史有成就、有声望的学者，算得上是“学术权威”,他的有些著作确实有功力，有创见。但他的说法是否正确，还要用详尽的有关材料来验证。要服从真理，不要盲从权威。我对照《元史》中有关资料，发现箭内亘的说法很成问题，因为最初的探马赤军是由蒙古的五个部族组成，所以有时称他们为“蒙古探马赤”,甚至也称“蒙古军”,而契丹、女真、汉人的军队则称为“契丹军”“女真军”和“汉军”。我写出《元代的探马赤军》一文表明了我的看法，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元史论文……

十年以后，雨过天晴。我又有时间研究元史，而且，由于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可以了解到海外学者的研究情况，开阔了眼界。我已经写出了关于探马赤军问题的再探和三探，也写了几篇关于马可波罗研究的文章和回族史的文章。有些是和国内外学者探讨和商榷的，我不断从他们的著作、通信和交谈中受到启发，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修正自己的看法，觉得深受教益，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我要努力钻研，多出成果，以补偿白白浪费掉的时光。

元史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一方面，与它有关的资料，除中国(包括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的以外，还有域外的、主要是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学者，很早以前就对它注意和研究，现在仍然继续探讨。因此，学习元史，应具有多种语文的知识，知道得越多越好。对此，我深感知识贫乏，力不胜任。但是，困难也是激励人们前进的一种力量。珠穆朗玛峰再高，不是也有人敢于攀登吗?而每当克服了一个困难，解决了一个问题后，总会感到胜利的喜悦。何况，元史范围广阔，课题多样，每个人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只要不是安于现状，抱残守缺，而是力求创新，那么,集中每个人的点滴成就，我们的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了。就个人而言，我只是选了些小题目，在元史学的微观研究方面做了点事，真是微不足道，这只能从时代背景、教育因素和个人特性来理解了。我只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像石头子可以铺路，像螺丝钉可以固定机件，像竹头木屑可以存放以备不时之需。至于其中的谬误和不足，则诚恳地期待着同行和读者的纠正和补充。

(原载《文史哲》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