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里玛｜语言的贫困

作者｜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1931年9月14日—2025年10月4日）

捷克犹太裔作家，卡夫卡奖获得者，被捷克读者视为20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

译者｜崔卫平

一个星期天我乘坐公共汽车，我身后一个50多岁的男人大声讲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那种即便直接对你描述你也难以弄懂的故事。尽管我并不关心他说的什么，还是感到一阵突然的恶心。并不是他所说的东西令我反感，而是他那说话的声音——他的声调和发音。

捷克语正在衰落，每一个方面都在衰败。她的词汇量正在缩减，除了一些使用了很长时间，人们已经不再感到它们是隐喻的东西以外，这种语言已经失去了她的生气。捷克口语越来越变成退化的新闻语言，因为它充满着现成的词汇和短语。

在所有的时间里，人们滔滔不绝地开口，用那些可怕的、僵化的词语，是因为潜意识中(并且正是)他们感到听者将以任何一种方式领会他们所说的，并且这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并不真正说出任何东西。

无疑地，我们可以找到口语衰落的许多原因，而这些原因都与文明的演变有关。社会组织和我们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复杂化，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工作，同时这意味着语言也变成机械的和自动化的。

越来越多人在他们的工作中和范围日益缩小的现实打交道，像他们的世界缩小了一样，他们的语言也萎缩了；像我们的生活变得官僚化一样，我们的语言也变得官僚化。更有甚者，我们被包围在震耳欲聋又毫无个性的大众媒介喧嚣中，其中流行着衰竭的陈词滥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用来交流的语言怎么可能不受损伤？

然而，语言衰落的这些重要原因，比起此时此刻发生的另外一些更奇特的现象来，它们便显得是可以忽略的。我们生活和活动在一个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我指的不是这些事实——图书馆已经彻底成为废物，杂志遭到禁止，历史学家正在从事体力劳动，民族艺术家不被允许出版和表演他们的作品，哲学家失业，而敌视艺术的人正在担任剧院和出版社的艺术指导。我考虑的是最广义的文化的概念，文化作为传统、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概要说明，它包括政治，也包括个人想要生活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以及当受到伤害时能自卫的能力。我所说的文化意味着共同体精神的习俗，意味着这样一些权力：尊重长者和那些聪明智慧的人，把他们放在领导位置上；为死者举行葬礼，并不去亵渎一个人祖先的坟墓和有关他们的记忆。我心目中的文化的样子是能唤起对于世界变动不居和神秘性的意识；是激发起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习惯。

我们正处于文化和语言的共同源泉当中，处于使世界变得人性化的源泉当中。人们提出问题。他向上帝发问，向统治他的人、他的同伴以及他自身发问。例如，他也许会问：这件石头工具能否杀死一头狼？

在漫长的发问历史中，人类会逐渐习惯各种答案。他甚至也许认为这种答案是有意义的：如果五年前的秋分，你曾向要落山的太阳鞠躬致意，那么这工具就能杀死狼。然而，也许答案是这样的：它试图使这个人相信他的工具并非石头做的，或者那根本不是一个工具；或者，他们決定用石头砸死他，因为他向落山的太阳鞠躬而不是正在升起的太阳？

在发问中人们如果得到不完整的或错误的答案并不会令人泄气。而如果答案是答非所间，是误导、混乱混淆和毫无意义及威胁性的，那么他们将停止发问。而一个人停止发问便停止思想，因为说到底思想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并且如果一个人停止思想也将停止说话，他仅仅是发出的声音而已。

在文化还没有死亡的任何地方都保持着人与人互相联系的广泛领域。人们向上帝发问，责问自由或法律秩序是否存在。他们审视他们自己和他们政府的行为。这些问题经常引起分歧，但是它们又将人们结合在一个更大的人类社会之内，于其中需要语言作为保持接触和持续性的手段。在文化沉默的地方，人类社会将消亡语言也将死去。在任何意义上，这是我们自身历史的教训，因为在这个时期中有着如此多的文化压制，总有一天这个民族的社会和它的语言将变得奄奄待毙。

萨米兹达特，赫拉巴尔六十岁“特刊”文章，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