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明俄罗斯合集（上）

“俄部”南归——华夏视野下的俄乌战争

【原作于2023年03月25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俄罗斯的内部蜕变——“小号苏联”呼之欲出

【原作于2023年01月31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一、内部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复盘俄乌战争，可以发现给俄罗斯造成最大损失的敌人，并不是乌克兰和北约，而正是其内部潜伏的敌人。

最初俄罗斯以“去纳粹化”为宣言攻入乌克兰境内，一方面直接控制和俄罗斯接壤、政治经济联系紧密并已经有明显独立倾向的乌东地区，一方面擒贼先擒王，直接空降基辅要对泽连斯基进行斩首行动。

在整个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俄方明显对战争有着乐观的估计，俄方更判断是乌克兰乃一盘散沙，就像2003年美军进攻伊拉克一样各地望风披靡，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与其说是打仗，不说说是经营多年准备武装接收。所以才会出现很多有意思的镜头——比如军用坦克避让民间汽车，甚至还在等待红绿灯。

这与后续的马里乌波尔攻坚战，巴赫穆特“绞肉机”相比完全就是两个画风，甚至不惜波及居民区也要攻击基辅的基础设施，造成一片狼藉。现在的战争早就证明了喜迎俄罗斯王师就是神话，战场走势正在向平叛车臣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俄军错估形势的明证，就是俄军最开始居然没有设置前线总指挥。这种情况就说明了俄罗斯的军事指挥系统没有考虑到这次军事行动的复杂性。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收复乌克兰是能够提振整个俄罗斯民族民心军心的政治大礼包，以军功起家的大帝不希望他人染指这一荣誉，部下也都心领神会的想成全领导的美意。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俄罗斯对于这场战争的“庙算”是不足的，属于在战略上轻视了敌人。

在乌克兰遇到阻力之后，俄罗斯上上下下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硬仗，于是开始让职业军人挂主帅，战场彻底揭开了虚假的温情，而转变成现在这样毫不留情的互下死手。

可事实上俄罗斯之所以会错估形势，正是俄罗斯的亲西方派从中作梗所致。俄罗斯情报机构针对乌克兰工作的负责人，没有按照计划在战前大量收买乌克兰的各级官员，而是把这笔款项私吞了，导致乌克兰各级官员并没有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红包。这个人和其团伙也曾经负责过对美国的联络工作，当得知准备开战后，为了掩盖罪行直接向美国通风报信，泄露计划，使得乌克兰提前做好准备而导致突袭的突然性大大降低。而俄方也由于被提供了虚假的情报而制定了错误的战略，导致一开战就遇到了挫折。

所以说在战争的最初阶段，给俄罗斯造成最大损失的并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俄罗斯的自己人。对于此时的大帝来说，正所谓“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所以俄罗斯迟迟不进行高强度的战争动员，也与其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高度相关。

一方面是贪官污吏导致的政府失能，另一方面是亲西方潜伏者的抵制与破坏，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俄罗斯在开战初期始终为内部因素所牵制，无法集中全力来应对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普大帝派系与俄国内部的亲西方势力、乌克兰亲美势力、以及美国全球利益集团的以一敌三。

二、攘外必先安内

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背后是北约，北约的后面是美国。可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想和美国对抗都不是单单的对抗美国这一个国家，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体系。

美国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事实上是连通了全球的许多经济体，构成了很多国家相当程度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然繁衍了大量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他们才是美国进行全球治理的关键。这些势力是把其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责任置于本国国家利益之上的。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俄罗斯也是如此，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一鲸落而万物生，大量瓜分了红色帝国尸体的寡头们填补了经济与政治上的空白，实际上就是以出色的施政能力成为了这些“诸侯”们的共主，虽然也打掉了一批不听话的寡头，但是换上来的还是支持自己的寡头，本质上并没有在社会制度上完成集中，所以俄罗斯的社会组织能力远远比不上当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这才是此次俄乌战争一击不中之后，俄罗斯后劲不足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在战争之前一直是欧洲的能源供应国，其经济也深深嵌入到了这个全球体系当中，是当年大名鼎鼎的G8成员国。所以大量为此衍生出的产业链与社会结构也必然源源不断地为亲西方的政治势力注入能量。但是自克里米亚事件起，俄罗斯受到制裁，就削弱了这部分势力的经济基础，此次俄乌战争，更是基本毁灭了亲西方派的经济基础，自然其政治势力就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当权力不能庇护资本的时候，财富就是一种负担。随着战争的进行，大量的俄罗斯富豪跑到国外，但是今非昔比，俄罗斯人不认他们，没想到西方世界也放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原则，这些人是不是死于国内的政治暗杀就是死于境外的图财害命。这是因为他们虽然以休克疗法带来的自由化市场经济起家，但是他们之于西方的核心价值却在于拥有俄罗斯国内的特权，一旦没了特权就没有了价值，自然也就不配再拥有这些财富。昂撒的家业虽大，却不养无用之人：

“综合cnn、bbc、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有20名俄罗斯大亨因各种原因死亡 。

2022年1月30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的运输主管列昂尼德·舒尔曼，被发现死于乡村别墅中，时年60岁，手腕和身上均有多处刀伤；

2月25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级的高级财务官亚历山大·秋拉科夫被发现死在车库里，时年61岁。

2月8日，俄罗斯能源公司远东和北极发展集团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诺索夫去世，年仅43岁；

9月10日，同一集团的航空安全部门总经理伊万·佩乔林，从日本海域的一艘游艇上坠海身亡，年仅39岁

2月28日，66岁的乌克兰裔商人米哈伊尔·沃特福德，被发现死于英国的一处房产内，死因不明。沃特福德1955年出生于乌克兰，在2000年代初移居英国，靠石油和天然气发家致富，是俄罗斯著名的能源寡头之一。

5月1日，37岁的安德烈·克鲁科夫斯基徒步旅行时坠崖身亡。他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旗下滑雪度假村的总裁”

从中可以看到，大量与能源相关的富商巨贾在俄乌战争之后纷纷殒命，而且死因非常离奇，不是突然中风，就是意外死亡，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这些人的真正死因，大概率与俄罗斯的“大洗牌”有关。因为这些行业，本质上都是垄断行业，这些财富的拥有者并非有着多么强的过人之处，在生产活动中也作用不大，其主要作用就是一个联通西方的“渠道”，所以在与西方矛盾愈演愈烈逐渐走向不可调和的时候，他们就处在了个人立场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中心，由左右逢源变成了内外夹击，不得不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俄乌冲突，从民族的角度讲就是令亲痛仇快的斯拉夫人内战，而从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来看，则是一次对亲西方派系的彻底政治清洗。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深刻的俄罗斯旧有经济基础的破灭与全球分工的改变，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沿着政治-经济螺旋恶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大帝的变化与“小号苏联”的重现

权力对来源负责，资本对利润负责。其实普大帝的权力来源正是亲西方势力。其登场是叶利钦的钦点，成功于对车臣叛乱的成功平定。前者是其权力的来源，后者是全民对其支持的原因。所以从一开始就具备两个属性，即经济上依赖西方与政治上坚定的“护俄”。所以普从来不是一个反美的政治领袖，出兵叙利亚是为了保留在地中海的基地，出兵格鲁吉亚是为了保护南奥塞梯的“苏联遗民”，吞并克里米亚也是为了保留俄国在黑海的出口，这一系列强硬的对外动作，基本都是在保卫苏联传给俄罗斯的遗产，是防御反击，并不是主动进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在上任伊始，就与西方频频示好，并且与明显有亲西方倾向的梅德韦杰夫关系紧密，同时对于西欧的能源供应一直是俄罗斯的主要任务。

但是俄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一切，这种防御中的短促突击战法在乌克兰遭到了失败，这把俄罗斯拖进了一场周期长且烈度高的战争中去，这使得原来的俄罗斯的国家架构没法满足新形势的要求，于是一场对国内亲西方派的战争以及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战争同时展开了。

俄罗斯在遭到美国的金融制裁之后，绕过了美元的定价体系，利用原油与天然气的实物价值直接对外贸易。这时才是真正动摇美国“底线”的“造反”，因为领土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其实都是筹码而已，但是美元霸权才是美国全球治理的核心所在，萨达姆曾经挑战过这个问题，卡扎菲也曾经有过相同的尝试，都遭到了西方的重拳出击直至肉体毁灭。所以对于美国来说，领土尤其是别国的领土是明码标价可以卖的，但是挑战美元霸权是不可容忍的。而莫斯科居然展现出了在美国金融制裁“泰山压顶”的情况下反咬一口的能力与实力，这使得美国对其的矛盾上升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俄罗斯在以一挑三的情况下，在乌克兰战场上战平，在反制金融制裁的经济战场上大胜，在国内的清洗亲西方派战场上惨胜，可以说并没有发挥失常，能力是仍然过硬。

但是，由于俄罗斯国内亲西方派的骤然出局，导致了俄国国内的政治平衡被打破，皇俄派趁机崛起，这对普大帝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一派同时崇拜俄罗斯的末代皇帝与斯大林，实际上是权力至上的民族主义派系，其对内的凝聚力之强悍，对外斗争性之坚决，都是希拉维克官僚集团所没法比拟的，而这一派的诉求，其实就是在乌克兰血战到底，维护俄罗斯帝国的战略空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俄军人事任命和战争动员升级这些方面对皇俄派的顺从，所以普大帝在自身的政治盟友亲西方派出局之后，实际上对俄国的控制力有所下降，他必须通过继续战争的方式安抚主战的皇俄派使之站在自己一边，与之“联合执政”。

所以可以说普大帝一步一步从圣彼得堡的亲西方派逐渐变成了美国的头号死敌，是一个在美国全球治理背景下“官逼民反”的老套故事，目前即便其离开政治中心，俄国也不会成为一个“大号的日本”，而将由皇俄派改造成一个“小号的苏联”。这意味着俄罗斯从美国全球体系中的半永久退出，因为乌克兰一日不回，民族主义导向的俄罗斯就不可能舍弃斯拉夫民族的“东三省”而与西方达成真正的和解。而美国在目前的“政治正确”下，很难有政治家能够出卖乌克兰来换取俄罗斯的忠心，自然也就没法将其绑上“围堵中国”的战车。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主次要矛盾与战略资源的错配，其军事战场上进展越多，就悖离其核心战略目标越远，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战略行动，与70年代苏联的一系列对外“炫耀武力”式的军事行动有异曲同工之妙。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当战略方向错误的时候，战果越多损失越大。

【本文完】

默克尔到底有没有给大帝设套？

【原作于2023年12月13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1、政客的嘴，骗人的鬼

首先和大家强调一下政客表态的作用，对于一个合格的政客而言，他的所有表态都是要服务其经济基础和政治机器，并忠于依托经济基础而形成的政党纲领，对政客而言，一言一行都要从国家利益、党派利益、政治利益出发，这也是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分析方式，在其中，政客本人的意愿是最不重要的，毕竟如果一个人拎不清国家利益和个人感情，也没有能力顺应形势表态的话，他就不适合这份工作。

2、默克尔的“拖刀计”？

据德国媒体和俄媒塔斯社报道，在默克尔于12月7日接受《时代周刊》（美国媒体，这点要着重）采访时候表示：2014年的《明斯克协议》是在为乌克兰争取时间，正如今天所看到的，乌克兰变强大了，与2014年的时候截然不同……，每个人都知道冲突（2014年乌克兰冲突）停止是暂时的的，问题没有解决，但这给与了乌克兰宝贵的时间。

这里稍微简述一点，德法在欧洲的光谱是偏向独立，更希望有限联合俄罗斯以来制衡美英，而出于相似的经历使得普和默克尔私交不错。普也一直依靠默克尔成为对西方传话的窗口。所以当2014年美国一手炮制乌克兰危机时，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上下奔走，最终2015年双方坐下签订了《明斯克协议》

《明斯克协议》名义上规定的是乌东地区要停火，撤军，赋予顿巴斯地区自治权，实际上是德法作保，英美的默许的与俄罗斯的停战协定，毕竟俄罗斯刚刚一口吞并了克里米亚地区，此时正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俄罗斯害怕吞并克里米亚后会招致制裁和军事干涉；美方害怕俄罗斯心一横进一步吞并乌克兰其他地区自己对盟友不好交代（指望美军亲自下场保卫乌克兰人民“自由民主”就想远了）。

3、经济政策暴露了默克尔的“无间道”

但默克尔在12月7日接受《时代周刊》访问的时候只说自己帮助了乌克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立场非常鲜明，似乎想表述一种给俄罗斯下套，参与设局欺骗俄罗斯的人设，可实际上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美俄之手，德国只能算是个递话的中间人，顶多再算是一个保人，就算是真的欺骗了俄罗斯默克尔也并非主责任人；其次《明斯克协议》签署以后德国一直在不断加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逐渐关停了核电厂和火力电厂，越来越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环保少女”大行其道，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德国疏远俄罗斯，反而经济上的联系还越走越近。所以在白左阵营严重，默克尔一直有严重的“通俄”嫌疑，此时默克尔开始站出来给大家讲一讲自己好多年前的一次牵桥搭线其实是在“下大棋”，这就很有意思了。经济模式决定施政方向，我们如果从默克尔后续的施政方向上来看，就可以看出默克尔完全没有为后来的俄乌冲突做好准备，实际上是给德国挖了一个去工业化的“大坑”。

4、默克尔表态的真正意义：政治的风向标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昭示着默克尔和大帝的关系变差了，而是欧洲在俄罗斯战场表现疲软时，风向已经悄然转变，即使是默克尔这样的相对中立的政治人物也不得不选边站了。这一点我们从默克尔关于俄罗斯表态的“合订版”就可以看出端倪：

俄罗斯突然出兵的时候，默克尔拒绝谴责普大帝和俄罗斯。

当俄罗斯签署动员令后，默克尔表态必须要严肃对待普大帝的讲话，不应该认为是虚张声势而予以驳斥。

俄乌战场陷入秋季拉锯的时候，默克尔接受采访称：“欧洲实现持久和平离不开俄罗斯参与。”

现在默克尔说当年就是我下套骗的京子。

大帝很愤怒，但他愤怒的不是默克尔的背刺，而是与欧洲和解的大门又关上了一些。默克尔一个离职退休之人，政治能量不及当初，但是她代表的既是欧洲的“友俄派”，又是与俄罗斯有经济利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态度转变才是最令大帝头疼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呢，这我们就要用唯物辩证法来深入分析一下欧洲的政治规律了。

欧洲的新“圣战”

我们总说欧洲欧洲，可实际上欧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远远称不上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实体，欧盟平时赚点钱还行，可一旦碰上事了，基本上完全让位于北约。

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欧洲明显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英国和美国用舆论和金元大量渗透的欧洲政客，主张要坚决跟随美国的步伐，你说谁是邪恶轴心谁就是邪恶轴心；你说打谁咱就打谁；哪怕你说水不能喝，没事，我们以后就只喝酒了。在随着拜登民主党政府将矛头转向俄罗斯开启新冷战后，这一派基本要求将欧洲绑定在美国战车上。

另一派是以法、德为代表的老牌陆权国家，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开始就和北约不那么对付，也一度和苏联、中国关系不错，对于北约来说戴高乐绝对是一号刺头；德国也一样，在美国小布什时期出兵伊拉克的时候，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就明确反对过。虽然两国在历史上有血仇，但面对美国在欧洲的强势干涉，德国想要与之争取自由就必须放下过往与俄罗斯的仇恨。所以德法力主将俄罗斯拉入G8，并且对俄罗斯态度一贯友善。

在美国复活“脑死亡”的北约后，发动全欧洲一起针对俄罗斯展开“圣战”，实际相当于组建了新时代的“十字军” ，这与德法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是主要的成本承担者，而且这要求将欧洲完全凝聚在美国的指挥棒下，这可是历代德法掌门人都最为恐惧的事情。这才是默克尔之前的对俄表态一直暧昧的原因。

布热津斯基说过，整个西方世界是有一致对外的传统。这是由于客观的环境和复杂的历史，欧洲大陆很少能实现统一，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邦国林立的，凝聚人心主要依靠宗教。这就相当于我国的东周时期，虽然列国林立，但是还是要人周天子作为共主的。而这些基督教国家就相当于春秋时代的“姬姓诸国”，是所谓的“欧洲正统”，那么当有一个盟主号召起“尊王攘夷”的时候，就有可能短暂地聚集起这些国家。这就是布热津斯基这个论断背后的逻辑。

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此次乌克兰战争中的转变很大，欧洲国家从和平到战争的转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对比美国东亚的这些盟国，它们表现得更为积极，主要就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所致。

这才是默克尔此番表态的真正原因。

“白皮黄心”的俄罗斯

实际上这回从俄乌冲突来看，俄罗斯就是被当作了“尊王攘夷”中的那个“蛮夷”，在上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俄罗斯的精神祖国拜占庭就曾经喜提这个“角色”。所以从俄罗斯解体后近二十年的“投奔”路程来看，当年俄罗斯想要通过自残来融入西方实在是一厢情愿。

历史上，俄罗斯与西方虽然同属于白种人，但是实际情况却天差地别，和欧洲各个国家分权的社会结构不同，俄罗斯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与东方更为类似。

俄罗斯脱胎于蒙古人，当时臣服于蒙古的金帐汗国，是作为类似买办的“包税人”而崛起的，其贵族也是大量混入蒙古血统。（大帝与列宁明显具有东方的蒙古人种的外貌特征，处事风格也与西方很不兼容）

组织制度和文化传统更是大量渗入游牧民族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整个民族气质和组织传统就跟西方国家有天壤之别：

其一，他们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能够集中资源、强动员的组织体系，这点更类似于游牧帝国。从伊凡雷帝建立直辖军压制封建领主波维尔开始，俄国就开启了中央政权稳稳压制地方势力的政治结构，同时期其他西方国家则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是一种中央王权被地方势力极大牵制的分权结构。

其二，王权压制神权，宗教为世俗政治服务。西方其他国家完全与此相反，当时的西方国家都是神权高于主权。结果这么一搞，西方人分权俄罗斯人集中；西方教权统治世俗、俄罗斯教权服务世俗；再加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长久对立，就导致俄罗斯人虽然与西方人都属于白人，但三观一点都不一样。

西方有句谚语：“刨开一个俄罗斯人，就能看到里面住着一个鞑靼人”。西方看俄罗斯，是始终抱着极强戒心的，从来就是把他们当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蛮夷”来看待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针对俄罗斯这个问题上，西欧国家能够舍弃现实利益而去服从一个虚无的意识形态号召。

总结在历史的大潮滚滚向前之时，断不会因为某种理念而停止。相反，如果理念落后于时代，组织力弱于对手，就只会被历史车轮撵落成尘。春秋的姬姓诸国，最终在战国时代纷纷凋零，弱小和无知从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俄乌冲突的爆发就已经把欧洲打趴下一半，如今素来“友俄”著称的默克尔都如此表态，说明整个欧洲都处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当一个国家无法保证自己的头脑清醒时，所有的财富和荣耀都如同无根之浮萍，恐有瞬息消亡之幻。

【本文完】

“西欧剧变”正在酝酿之中

【原作于2022年10月08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突破底线的控制

近日，北溪管道被炸一事石破天惊，使世界局势为之一变。虽然近期俄乌战争冲突升级大事不断，从哈尔科夫突击到乌东四州公投入俄，甚而俄罗斯核威胁，但基本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如今北溪管道管道被炸已然影响到欧洲腹地。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破坏由人为因素导致，属于一次蓄意破坏行动。性质非常严重。首先是针对民用设施，如果输送天然气的管道都能被炸，那铁路铁轨、海底电缆、输油管道、港口运河等类似的民用设施，都处在风险之中；第二则是爆炸点与俄乌交战区相去甚远，本不应受到一场局部战争波及，所以对北溪管道发动的破坏行动，属于严重的恐怖行为。就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挪威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称，从罗弗敦亨宁斯韦尔到斯沃尔韦尔之间的海底电缆出现问题发生断裂。这无疑属于北溪事件的余波，当与战区无关的民用设施遭到破坏时，就没有什么设施是完全安全的了。

关于北溪管道破坏行动的凶手，大家从利益上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可能性最大，克里姆林宫就说昂撒人是凶手，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该事件跟英国有关，英国主体民族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另一个其实是说与某个昂撒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有关。因为美国是按种族划分的国家，盎格鲁-萨克逊人属于国家的建立者和土地的征服者，拥有类似元朝蒙古人这样的种族统治特权，其他种族各有自己的“等级”，比如犹太人就是与元朝色目人具备同样功能的角色，即所谓的“包税人”，借助前者的权力来聚敛财富，以资本反哺权力。所以说是昂撒人是凶手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把矛头指向英美的利益集团。

但是凶手是谁目前已经并不重要，北溪事件已经成为了欧洲命运的转折点。这代表着美国对于西欧各国的控制手段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疯狂的程度，为了让德国和俄罗斯没有单独媾和的可能，就直接炸掉天然气管道。这个做法其实是一种控制力下降的表现。

在苏联解体序章“东欧剧变”发生30多年后，是否会上演致敬经典的名作“西欧剧变”才是我们关注的真正焦点。

通胀是西欧的“死穴”

通胀是一个普及度极高的经济词汇。人人都知道通胀，但是通胀并不只有一种。温和通胀是经济发展的良性助力，超发货币带来通胀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节，供应链紧张带来通胀则关系到实物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超发海量货币同时遇到实物短缺通胀， 那么将爆发现代政府的最大“克星”——恶性通胀 。历史上恶性通胀导致最严重后果，恐怕就是纳粹德国的诞生。逻辑也很简单，一边货币贬值一边物资短缺，整个社会普通民众都会在生活上感受到强烈的危机，这种生活的危机会让全社会在极短时间内掩盖原来的政治分歧，使民意发生强烈的“共振”。这种共振对于任何现代政府来说，都是极为可怕的破坏性力量，但是对于有强力部门支持的政府而言，还可以通过暴力机关来维持，就像高压锅一样，比如委内瑞拉在查维斯去世后就发生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但马杜罗政府将有限的资源优先分配到军方派系，使得强力机关一直站在自己一方，使得这个政权在恶性通胀中一直维持至今，期间还镇压了一个美国支持的政变。

但是强调小政府的西方普选制国家就不一样了，他们比其他政体在面对大幅通胀时要更脆弱，因为不需要一场武装冲突，只需要全社会在民意上的一时共振就足以改变执政的政党。而且民众对执政党的要求是不看存量的，主要看的是增量。所以虽然西欧国家从人均生活水平来看属于发达国家，比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但是如果让民众感受到自己活的比以前更辛苦更艰难，就会立刻对执政党产生不满，这其实也是许多发达国家有比较高的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无论哪个政党想要执政都要加高福利水平，而不敢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去削减福利。所以福利政策就会越加越高，逐渐脱离社会的承受能力，造成如希腊危机这样的严重经济后果。而目前的欧洲政府，普遍都是普选制的政治结构，那么在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中，就将会有大量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政府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在未来的大选中失掉政权。实际上目前的欧洲已经是“风起云涌”了。

在能源短缺，物价飞涨的严峻形势下，在危机中强调秩序和种族生存权的极右翼自然会从历史的尘封中又被推到前台来。曾经在普选制的魏玛共和国，民众一人一票通过合法的竞选把纳粹党选了上来。而在如今，崇拜墨索里尼的极右翼政党就在刚刚举行的意大利大选中异军突起赢得了政权。应该注意到就在此次大选之前，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曾经直接放话说意大利如果选错了人欧洲是有办法的，希望以此阻止极右翼政党的上台，结果直接在意大利民众中起到了很大的反效果。冯德莱恩本人是一个完全属于新自由主义“白左”立场的政客，其言论被如此反感，可见新自由主义阵营在欧洲各国的民意基础是多么地脆弱。虚弱的盟主、愈发疯狂的控制与掠夺、民怨沸腾的社会、摇摇欲坠的“卫星国”执政盟友，这一幕与“东欧剧变”前的景象多么相似。

苏联的外汇危机与“东欧剧变”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马克吐温

苏联获取外汇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出口石油，但是80年代在美国和沙特的主导下国际原油的价格开始回落，这导致苏联的石油外汇大幅下降。但是石油外汇直接对应的苏联官僚集团的利益，因为在苏联普通人不怎么能接触到外国商品，没有用到外汇的地方。在石油价格暴涨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利用物质利益来收买官僚集团来维持其向心力的，而石油外汇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继任者不再能提供 “赎买”的价钱，自然各个“山头”人心涣散，政治的离心力大幅上升。聚在一起不但不能发财，还断了财路，自然就有了解体苏联的动机，这才给了戈尔巴乔夫搞“新思维”分权运动的土壤，如果没有外财，只能下放权力来缓解一下这种离心倾向。这其实就是苏联解体的一条暗线，所以说最后肢解苏联的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的人民，而是苏联的官僚。所以苏联实际上“亡于内而不亡于外，亡于上而不亡于下”

内部统治集团的危机往往会首先在“卫星国”爆发，因为危机的代价往往会被优先转嫁到他们身上，这是大多数组织体的一个通病。就像二战时丘吉尔就说过“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战死之前我们绝不投降”。所以苏联的财政危机就变成了东欧的财政危机，最终经济的动荡带来了政治的动荡，其最终结果就是东欧完全脱离了苏联的阵营，而苏联也在不久之后倒下。

苏联死了，苏联又活了，美国把自己活成了“新的苏联”。苏联损人利己的“有限主权论”在美国复活了，苏联的老人政治也被特朗普和拜登的夕阳红二人转完美演绎了，“西欧剧变”的剧本也在渐次展开。苏联之亡，其外在于同时对抗中美，使其力竭；其内在于利益集团枉顾国家利益的“分家”自毁长城。如今美国的外交环境与当年苏联一样又是在中美俄三角中以一敌二，而美国内部又是利益集团向外转嫁危机，向竞争对手转嫁不了就向自己的盟友转嫁，并且恣意妄行没有底线，此次北溪事件就是明证。

回过头来看，“苏联优先”有错吗，当然有错。一个国际体系，如果能够做到利人利己那就会得到自发的扩展，连敌对阵营也会心向往之。而如果损己利人那么必定没法长久。而损人利己整个体系将逐渐走向衰落，而如果损人还不能利己，那么无疑会面临组织的解体。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疑就经历了从利人利己到损人利己的过程，而此次收割西欧后美国如果还不能恢复过来，那就标志着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国际体系是没有存在必要的，这个不光其他国家不愿意维持它，连主导国自己也没有维持它的动机。

苏联解体的例子告诉我们，将一个国际霸主拉下马，并不需要战胜它全部兵力，也不需要毁灭整个国家。比如苏联虽然没了，但是俄罗斯就还在，只需要打掉他的霸权系统就可以了， 而且只要把霸权系统的收益给搞掉，他自己内部的反对派就会帮你完成剩下的全部工作 。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最近的新闻：

10月5号人欧佩克开会，宣布大幅减产以提高油价。即从11月开始，每天减产200万桶，周三的这次减产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减产。中东各国部长们表示，减产的理由是，“鉴于全球经济和石油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

这个新闻说明什么，那就是美国搞不定中东产油国了。明明现在因为俄乌战争制裁俄罗斯导致全球的石油供应短缺，但是OPEC就是不增产，不但不增产还减产，进一步推高油价，原油是工业的“血液”，油价一涨万物皆涨。就如此的情形之下，通胀的“动力源”从一个俄罗斯又加上了一个OPEC。美国加息一方面在金融上是希望美元回流，另一方面在民生上也是要压制通胀，结果加了息通胀没下来，那就只能继续加息，那些高达31万亿的美国国债和美股中的泡沫就面临了更大的风险。美国的霸权，本质是美元的霸权，而美元霸权的本质是要用美元的货币政策控制资金的流向来可持续地收割原材料产地国和工业产能国积累的利润，同时完成对各国核心资产的控股。而如果资源国和产能国不配合的话，就变成了加息反而促进了通胀，那就是回流的美元流入了金融领域而民生领域反而还要承担成本，这就成了好处让金融资本吃了，民众却要享受通胀的“大餐”，这无疑是在慢性毒杀美元霸权利益集团的“政治生命”。

所以站在美国一起的半主权盟国，如日本德国这样的献出了自己的产能和多年累积的制造业利润给美国续命，自己即将步入极右翼的“政治深渊”，而美国却只能用这些回流资本去继续充大自身资产泡沫，民众则进一步受到通胀的打击。这个“再苦一苦百姓”的画面是在令人动容，而另一方面产能国和资源国组建了独立的贸易网络和攻守同盟，俨然一个防美元收割的“复仇者联盟”，所有强力国家都在其中或明或暗一起使劲，这真是一个国际秩序大变革的前奏景象。就比如土耳其，也是大幅贬值本币，让金融资本无法流出，而物资供应不辍，生产生活照旧，开始了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反向收割。这些无疑都是对美元潮汐失灵的表现，也是美元霸权下全球贸易体系不断增大的离心力的真实注脚。亲美者痛，仇美者快的世界达成了。

所以苏联的敌人不光是当时的美国，也是全世界反霸权的人类组成的共同体；美国如今的敌人也不是俄罗斯或者中国，而是全世界反对美元收割的共同体。就像苏联的民众也不支持苏联一样，美国3的产业资本也饱受国际金融资本之苦。看看五大湖区的铁锈带，看看底特律的老城区，愤怒的红脖子原本都是幸福的美国产业工人，他们都是国际资本的受害者，也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所以特朗普不是一个人，千千万万脱产的产业工人都是“特朗普”。

美元霸权的共同体，在内外压力的反制之下，做出炸断北溪管道的“壮举”，正是其虚弱的表现，掩盖不了的是内外势力对其信用做出“破产”结论，掩盖不了的是对其前途极其糟糕的预期，更掩盖不了的是其捉襟见肘日益萎缩的实力。所以东欧剧变的30年后，历史会否再给我们来一次押韵式的对偶，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完】

克里姆林宫的动员令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祖国

【原作于2022年09月26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俄乌冲途的根源是什么？

俄乌冲突从导火索来说，是始于苏联时期列宁将原属于俄罗斯的乌东地区送给了乌克兰，在一家的时候还好，可谁也没有料到强大的苏联会一朝解体，这就留下了隐患了。

从前苏联独立出来之前乌克兰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作为国家的历史并缺乏内部凝聚的文化传统，一度乌克兰前总统在公共场合忘记乌克兰语怎么说，还要用俄语来问秘书，成为乌克兰政坛上的名场面。

乌克兰国家运作一直存在问题，相比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很快找到自己政治核心重建了社会秩序，乌克兰则一直陷入到各种撕裂当中。在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三人轮番执政的政治闹剧中，乌克兰社会发展陷入慢性衰落当中。尤其是2014年以后，俄语区的乌东已经事实上独立，而乌克兰在内战中对俄裔确实有很多摆不上台面的手段，这导致克林姆林宫对收复乌东地区、教训乌克兰的情绪日渐提高。

对于乌克兰来说，保护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是必然选项，而且现在乌克兰已经对欧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源源不断的军援更是让乌克兰高层赚的盆满钵满。 不过从根源来说，俄乌冲途来自于北约集团对俄罗斯生存空间的挤压， 冷战结束以后北约根本没办法将对抗半个世纪的俄罗斯视之为朋友，不仅没有接纳反而变本加厉的东扩。

俄罗斯从北向南全都被北约围的严严实实，针对谁不言而喻， 除了军事的对立态度，政治上的打压，贸易制裁，甚至还要对俄罗斯立国之本—能源动手。

只要北约军事集团还秉持冷战思维，只要还不承认俄罗斯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安全需求，俄罗斯的反扑就是必然，不是发生在乌克兰，就是发生在波兰、芬兰、高加索或中亚，在全新国际框架未形成前动乱是难以避免的。

俄军前线表现与军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除了最开始突袭基辅失利以外，俄军九月初被乌克兰在哈尔科夫打了个反击，俄军军事表现不佳，这令俄罗斯军事威慑力相较开战前打了不少折扣。

俄军表现不仅仅是武器和战斗的问题更与其军事制度密切相关。

第一：相较国内动员兵，普大帝更喜欢使用听令而行的私兵。

包括车臣的“卡禄山”，以及叶夫根尼·普里戈任（俄罗斯餐饮业巨头，被西方称呼为“大帝的大厨”）旗下的 瓦格纳雇佣军 。在长期军事行动中，更依赖国家体制之外、对其个人保持忠诚的“私兵”。原因也比较现实，控制”私兵”来实现某些军事目的要比通过层层国家机器去驱动正规军事力量效率更高，这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力量严重退化后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并且是小规模冲突中的最优解，这一点跟美国黑水公司作为安保公司却执行许多美国陆军任务有异曲同工之妙。

瓦格纳实际控制人 叶夫根尼·普里戈任 与普大帝过从甚密，经常出现在大帝的私人宴会上，且旗下的餐馆和餐饮原料供应商也负责大帝与外国政要的餐品， 叶夫根尼·普里戈任 是大帝的老乡，同样出身于圣彼得堡。2014年瓦格纳军团在乌东初次亮相，在卢甘斯克地区抗击乌克兰军队，最经典的战例就是在乌克兰政府军和极右新纳粹手中解放卢甘斯克机场，迫使基辅方面于2019年签署《明斯克协议》停战。旗下瓦格纳军团成立不过数年，军团“员工”有两万人，近年来活跃于非洲、中东、东欧等地，俨然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黑手套”，为俄罗斯政府处理一些不方便直接干预的事情。

第二：俄格战争后“谢尔久科夫军改”和“绍伊古军改”把俄军改成了一个四不像，并未有效的提高俄军战力。

从俄格战争以后，俄罗斯军方就发现了自己与现代化军队之间的区别，俄前陆军总司令毫不留情的批评：俄军目前的武器与军事装备状况与世界大国的水平不符，真对抗强敌会十分困难。当时谢尔久科夫希望效仿西方，大搞师改旅，改变俄军机构臃肿，指挥不灵，作战部队战力不强的面貌。

谢尔久科夫（2007-2012）军改千头万绪，但如果论其重点，就是：

全新的时代背景 ——核威慑下俄罗斯很难再次出现 覆国级的战争。

苏联遗留的包袱 ——大军队时代下形成的臃肿机构、人员过多。

战争全新形式 ——优化军种编制，缩减传统陆军比例，打造面对全新战争形势的信息化、合成化部队。

关于时代背景，俄罗斯人认识的很到位；关于苏联留下的包袱，俄罗斯甩的也很好，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军总兵力一度高达五百万人，传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也是沉重的负担。目前俄罗斯现役部队100万人，基本甩掉了历史包袱。 可是关于需要大量氪金才能形成全新作战体系，俄罗斯却迎面遇到油价下跌导致政府收入锐减。

2008年以后国际油价掉头向下，俄罗斯财政直到2016年以后才有较好的增长，更没有余钱来打造现代战争吞金兽。 本想减脂增肌，可结果光掉膘不长肉，不仅力量没增强、抗击打能力还下降了。缺乏经济基础且不说，战略对手和战略目标也没有考虑到较大规模的战争需求。更重要的是放弃了苏俄军队原来非常熟悉的全面动员体系 ，只强调精兵化、小型化，这样的部队收拾个把小国，去叙利亚打击恐怖分子是没问题的，可部队撒进乌克兰，就立刻面临兵源不足的窘境。

等到绍伊古接任国防部长后又推翻前例，开始大搞旅改师，但一方面外行领导内行（谢、绍均非军人出身），同时财政情况也无明显好转。等到战场之上见真章，面对已经全国动员并有北约武器和情报支持的乌军，精兵式战斗就明显力不从心了。

等到突击力量不足，难以打开僵局后，全面动员成为不得不选的唯一选择。

为什么不及早进行动员

表面上来看，总动员是俄罗斯为了打破僵局而进行全面动员。但实际上比这复杂一点。俄乌冲突已经打了半年，俄军战场上真实表现如何？应该早有评估，连决策层之外的斯特列科夫也早就明确说明如果不进行总动员俄罗斯将会战败。这种情况下才在一场败仗，形势陷入被动后进行全面动员，根本原因在于全面动员不符合大帝的政治基础。

大帝出身于苏联特工，但其执政身份是叶利钦的继承者，是以自由派身份继承从苏联解体的政权。 苏联解体以后上台的俄罗斯领导人，其防共之心甚于防西方。叶利钦1993年10月炮轰白宫，彻底毁掉继承于原苏联高层的议会势力。1996年叶利钦面对车臣独立、俄共逼宫内忧外患的形势，将手中还握有三分之二的国有资产股权卖给了寡头，并与七大寡头通力协作， 政治上寡头确保叶利钦连任，经济上叶利钦维护寡头现有利益格局。

所以大帝基本政治光谱，是在强力部门的支持下，以自由派精英为基本盘，宣扬斯拉夫民族主义，对寡头势力又打又拉，以防范俄共反扑为首要目标的“民族自由派”。

正是在不断打压俄共的过程中，整个俄罗斯上层建筑逐渐向右转。

经济上： 寡头化，不听话的寡头会人间蒸发，但换上的却也是自己人的寡头。

文化上： 回归传统保守，向东正教和民族主义回归，放 出了俄罗斯现代政治中的怪物——皇俄派。

军事上： 倾向于职业化精兵， 甚 至 是私人关系维系的雇佣军，并有意和从苏联继承而来的人民动员体制切割。

舆论上： 批评苏联，着力放大苏联的污点，强调斯拉夫民族主义。

政治上： 靠拢西方而不得，配合美国反恐战争，甚而一度考虑加入北约。

这也是为什么初期包括一直以来都在使用合同兵，甚至是雇佣兵，这样对统治是最为稳妥的。

所谓大帝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正是 亲西方势力、左翼势力、以及皇俄派。

但目前三方平衡正在被打破。

首先：是亲西方势力式微， 俄罗斯政治经济全面倒向西方后并没有得到大方的接纳，反而获得落井下石般的北约东扩结果，眼瞅着北约逐渐扩张到家门口，不说传统逆子波罗的海三国，就连乌克兰都要被北约拉走了，沉睡在俄罗斯体内对“ 战略缓冲区 ” 的需求在不断激发，终于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中俄罗斯明确对西方说不，与西方关系逐渐从合作走向了对抗。在敌对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境内的亲西方势力逐渐式微，原代表人物梅德韦杰夫被雪藏。

其次：是皇俄派势力逐渐壮大 ，在现代社会中鼓吹回归帝制的可行性很小。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摒弃，导致思想意识上出现真空。在这种“真空状态”中，由于对苏联骂太狠又对苏联之前时代吹太猛，直接引来杂糅着 封建思想、宗教思想、民族主义思想 的四不像怪物——皇俄派。

由于皇俄派鼓吹大斯拉夫民族主义，恢复第三罗马帝国的荣光 ，其在军事领域中最为活跃，最为典型的就是 斯特列科夫 ，其人曾任顿涅茨克共和国国防部长，为乌东地区独立立下汗马功劳，曾活跃在乌克兰内战中抗击乌克兰第一线，此人是名副其实的传奇人物，仅率数百志愿者潜入克里米亚，劝降当地海军、缴械驻地乌军；孤身潜入乌东地区组织武装力量击败乌克兰政府军，但在连胜连捷时被克里姆林宫以避免扩大影响为由强令召回。此人有勇有谋且非常熟悉乌东地区，按理说任用他出战肯定能激励当地俄军士气，但克里姆林宫就是将之雪藏，即使前线败仗也绝不任用，表面原因是斯氏本事大脾气更大，甚至给国防部长都安排“胶合板”的雅号（现任国防部长曾为建筑商）。 但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此人皇俄派的背景令人难以放心。

下令全面动员后，俄罗斯国内民众表现不安，毕竟上一次全面战争动员都是二战时候，老百姓早都忘记了全民动员是什么概念。一时之间俄罗斯出国旅游人数暴增，各地出现反对动员集会，也抓捕了不少人。

也有不少媒体趁乱玩梗，联系高官的儿子问他们是否响应国家号召，好几个高官都中了陷阱。以上还算是正常的波澜，毕竟俄罗斯人民已经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了。但在动员令的国家强制命令下，肯定会对军警宪特等国家暴力机关更加倚重，以此保证征兵的数量和效率，同时保持社会运行稳定。如此一来，相当的权力就会转移到皇俄聚集的各个政府强力部门。 对普大帝而言全面动员最大的危险不在于经济成本而在于皇俄派势力扩张。 因为普大帝是挂着自由派的名义行民族主义之实，还属于一种“过渡形态”；皇俄派则是极端和纯粹的民族主义，对其有更大的替换作用。

皇俄派的制约与克里姆林宫的决策

刚才我们谈到皇俄派，这将是分析俄罗斯内部局势无法避开的一股力量，上文说皇俄派是 杂糅封建思想、宗教思想、民族主义思想 的四不像怪物，表面上看他有宗教站台，而且对沙皇后裔特别看中。实际上皇俄派并不等同于保皇党，俄罗斯早已没有了帝制的土壤，就算称沙皇也不可能是罗曼诺夫家族。

本质上，皇俄派是斯拉夫民族主义倾向的外显， 因为全盘否定苏联以后，俄罗斯历史上的辉煌就只剩下沙皇时期了。不过皇俄派看中的是扩张，这一点海纳百川，甚至编造出斯大林也是沙皇后裔，赐罗曼诺夫籍。真不知慈父在天若有灵会有何感想。对于皇俄来说，梦中都要恢复的是 第三罗马荣光 ，自1472年迎娶拜占庭公主后就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誓要与西罗、东罗、神罗共争罗马正统。

大帝所言俄罗斯两次解体造成了严重恶果（1917年沙俄崩溃和1991年苏联解体），如果两次没有解体俄罗斯目前应该有5亿人口而非区区1.4亿。那么如果这个囊括五亿人口的俄罗斯大帝国重现人间，他的边界可能会到哪？

如果暂时考虑用一下沙俄在一战前的版图，那么往北将要囊括芬兰，达到瑞典，往西势力到达多瑙河，直面柏林，往南兵锋争夺伊斯坦布尔（或称君士坦丁堡），将黑海、里海彻底变成内湖，并毫无阻拦畅通的进出地中海。重现帝国旧日光辉才是皇俄派心心念念之所在，在他们眼中沙皇非血缘继承而来，而是能够成就这般功业才配称之为沙皇。

由于皇俄派底色是扩张， 所以特别受军警宪特等部门的支持，使得大帝统治中的底牌——强力部门被大量渗透，导致俄罗斯政策越来越强硬难以有转圜的余地，将军和军官中究竟有多少仍保持对他的忠诚率，完全是未知数。

之所以一段时间还能维持着政局表面稳定，和普大帝多年强硬执政有关，相当程度上满足皇俄派对沙皇体制下俄罗斯重回巅峰的幻想，既然坐在台面上的统治者不是沙皇胜似沙皇，好像也不需要换人。 这就导致其必须强硬也只能强硬。

现在其处境比较艰难，扩大战争全面动员将会动摇自己统治，可如果就这样罢兵息战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自己多年建立的威望也会一扫而光。

不过大帝不愧是成熟的政治家，胡萝卜加大棒处理的非常熟练。一边是国内大肆动员，宣称国内可以动员2500万动员兵，淹也能淹死乌克兰，不过初期先动员30万。并且期间不断对外放话，暗示可能使用核武器，要“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保卫俄罗斯”。并同时开始示好，用215名乌克兰战俘和10名外国佣兵换回了56人。

这种明显慷慨的行为，是回到谈判桌上的一种姿态。但如果谈判不成， 接下来就是扩大化的进攻战略。 攻势将一改原来风格，以歼灭战为主要军事目的，以此逼迫基辅屈服。这二者看似完全相反，但是目的却相同——结束战争。

一旦冬季降临，10月结冰的乌克兰主要河流上将结上厚厚的冰层，冬季将出现大量可以利用的渡河点，同时国内动员兵集结完毕可以吸取上半年兵力不足的教训，集中起来发挥人数、兵器上的数量优势，届时会发生更激烈的战斗。

俄乌的战争，世界的变局

1991年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其产生的政治余波至今尚未消除。尤其是对于震中的俄罗斯来说，与其说苏联解体是一种历史的结束，不如说是一段斯拉夫民族厄运的真正开始。如同1840年被船坚炮利打开大门的满清一般，在一连串的军事斗争失利后帝国统治根基开始坍塌，满清覆亡后时隔近四十年中华大地才再一次重新整合起来，其中的苦难固不足对外人道，但大破大立的历史规律在其中隐隐浮现。其执政之初曾高喊：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当年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真的能够执政二十年以上，而同时也着实能够体会到俄罗斯对强大的渴望。

二十余年俄罗斯一直以军事威慑力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

2000年前后第二次车臣战争；

2008年对格鲁吉亚发动闪电战；

2014年武力保障下“和平”接收克里米亚；

2015年介入叙利亚内战；

2022年实行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中奠定了铺大帝名号，借此风雨飘摇的俄罗斯终于得以稳定。但俄罗斯近年来国内局势正在发生变化。亲西方中坚力量日益消退，在长久以来军事胜利-领土回归的喜讯渲染下，普大帝与俄共及皇俄派之间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在军事失利下各方矛盾逐渐有激化的趋势。开战之后高呼效忠大帝效忠俄罗斯的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江湖人送外号—卡禄山）在俄军失利之后痛批俄军高层战略失误，方方面面的压力随着俄罗斯军事威慑力的削弱而集中到来。

俄罗斯此番军事行动招致美国和北约坚定反扑，除了武器供应、贸易制裁、舆论声讨，美国甚至不惜违背“自由贸易”基本原则要求俄罗斯出口石油限价，并且重新激活了已经“脑死亡”的北约，使得芬兰与瑞典也不再对俄中立。

然而在战争的另一端，美国和北约日子也不好过。在加息周期遇到战争导致能源危机，使得加息政策效果打了不少折扣，给高悬的债务和大量泡沫的资产带来极大的风险。而西方各国遇到的通胀也是一个大问题，使得国内民生问题愈发严重，而通胀正是导致普选制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

俄乌战争是克里米亚危机的后续，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7年，俄罗斯一直处于经济制裁之中，也变相使得俄罗斯做好与西方经济脱钩的准备。 在经济层面上战争的意义比军事政治上的意义要更大。 俄罗斯依靠能源作为武器成功挑战美元霸权，在守住自己经济秩序同时给美国送去了通胀，给德国和日本则带来“去工业化”套餐。

在今年主要制造业国家中，只有中国保持顺差，德国破天荒的也出现逆差。而德国多个大型工业企业都开始向中国转移产能。 权力对来源负责 ，所以大帝必须对乌克兰采取强硬手段； 经济对利润负责 ，所以西方产业资本自然会选择 有着充分能源安全、庞大高素质工业人口、健全基础建设并且有着全世界最全工业品类的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和可以保证生产正常运行的“祖国”。 正是中国强大的国家实力，可以避免在俄乌冲突中“站队”，类似美国一战时的中立立场使得矛盾双方都对中国形成某种依赖： 俄国依赖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才能具备继续战争的经济条件，美国依赖中国的生产能力才能控制国内民生用品的通胀。

这种中立权本质上是“主权”延伸。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国，政客会受到非常强的施政约束，比如日本推行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官员和德国默克尔选定的接班人都莫名其妙地死亡。凡是有着本土意识的政治家，都会被终结掉其“政治生命”或者“生物生命”。就连安倍晋三也不能例外。所以，没有“主权”支持的繁荣，终归是被养肥的家畜，是危机中的牺牲品。德国和日本虽然也属于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但是其国家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本质上不具备“主权”，必须听令于“宗主国”的国家意志，只享有部分管理权，国家所有权不能为本国所“控股”的国家，只能沦为矛盾的牺牲品。而中国强大的独立性则来源于国家所有权在自己全体国民手中，中国决策无需境外势力的“批准”，也不受到各种势力的“渗透”，保持决策时的理性与克制。这种局面其背后，是几代人对“独立自主”的不懈追求：是在困难年代坚持推进“两弹一星”的魄力；是在对外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定力。这种战略决策勇气，正是华夏文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现实表现，自立才能自强的命题早为中国人所洞悉。所以在如今残酷的经济淘汰赛中，中国方能具备逆周期的调节能力，成为众多国家中的“逆行者”。

国际格局变幻莫测，正所谓“后发先至”，真正变化的受益者往往是最后下场的决定性力量。战略定力的背后，是强大的国家实力做支撑。由于自身的发展存在强大的自驱力，所以不需要对外投机和冒险，自然就获取各方的依赖。打铁还是要自身硬，“任他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的自信与温和也许才是应对全球性大变局的最好姿态。

【本文完 】

俄乌战争将让中国重回汉唐

【原作于2022年09月17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