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邻居姑娘家挑水时，她递来毛巾擦汗：光喝水不解乏，还有更润的

我叫王建军，1992年的时候，十九岁。

在我们王家村，十九岁的男人，要么就跟我爹一样，认命，在黄土里刨一辈子食；要么，就揣着几十块钱，扒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去外面赌一个未知的前程。

我属于前者。

不是我不想走，是我走不了。

我爹前两年在山上采石，被滚下来的石头砸断了腿，家里天塌了一半。我娘身体不好，药罐子常年不离。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刚上初中。

我，是家里唯一的劳力。

那年的夏天，热得邪乎，太阳像个挂在天上的毒火球，把地里的庄稼都晒蔫了。村里那口老井水位降了半截，打上来的水都带着一股黄泥味。

我家住在村东头，离井最远。每天天不亮，我就得挑着两只木桶，一趟一趟地往家里担水。先把我家的水缸挑满，再给我爹娘熬药、做饭。

那天下午，日头最毒的时候，我挑着两桶水，晃晃悠悠地路过邻居李伯家门口。

李伯家的情况，比我家好不到哪去。他前几年走了，剩下李婶和她女儿秀莲相依为命。

我刚走过他家院门口，就听见秀莲在后面喊我：“建军哥！”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

秀莲从屋里跑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水，额前的刘海被汗水浸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在晃眼的阳光下，好看得让我不敢多看。

“建军哥，歇歇脚，喝口水吧。”她把碗递过来，碗是那种蓝边的大瓷碗，里面的水清亮亮的，还飘着几粒白糖。

我们村，白糖是金贵东西，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来。

我有点受宠若惊，连连摆手：“不……不了，秀莲，我不渴。”

我的肩膀被扁担压得火辣辣地疼，喉咙里干得像要冒烟，可我不敢接。村里人多嘴杂，我一个大小伙子，喝人家姑娘的糖水，传出去不好听。

秀莲的脸红了一下，把碗又往前递了递，不由分说地塞到我手里。

“快喝吧，你看你那一头的汗。”

我拗不过她，只好接过碗，仰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那水甜丝丝的，一直甜到了心里。

我把空碗还给她，正准备走，她又叫住了我。

“建军哥，等一下。”

她转身跑回屋里，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条崭新的白毛巾。

她走到我面前，踮起脚，用那条毛巾，轻轻地帮我擦额头上的汗。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雷劈了一样。

她的动作很轻，很柔，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香。我能感觉到她微热的呼吸，喷在我脸上，痒痒的。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烧得比天上的太阳还烫。

长这么大，除了我娘，从来没有一个姑娘家离我这么近。

“秀莲，我……我自己来。”我的声音都在抖。

她没说话，只是抿着嘴笑，眼睛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

擦完汗，她把毛巾递给我，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光喝水不解乏，”她看着我，眼神亮晶燦的，“我这儿，有更润的。”

我的心猛地一跳，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她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转身跑回了屋里，只留给我一个纤细的背影。

我捏着那条还带着她体温和香味的白毛巾，站在原地，半天没动。

“更润的……”

这三个字，像三颗种子，一下子在我心里扎了根，疯狂地发芽。

从那天起，我每天去挑水，都会“顺路”帮李婶家也挑满。

李婶总是不好意思，要塞给我几个鸡蛋，或者一把青菜，我从不要。

我不是图这个。

我就是想，能再看到秀莲，哪怕只是她从窗户里探出的半个笑脸。

而她，也总会给我准备好一碗加了糖的凉白开。有时候，是一碗绿豆汤，有时候，是一块刚从井里湃过的西瓜。

那是我们之间，不用言说的默契。

我感觉，日子好像也没那么苦了。

可好景不长，村里的媒婆，开始频繁地往李婶家跑。

我心里“咯噔”一下。

秀莲也十九了，到了该说亲的年纪。

那天，我看到媒婆喜气洋洋地从她家出来，我心里那点微弱的火苗，“噗”地一下，就被浇灭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秀莲的笑，和她说那句“我这儿有更润的”时的眼神。

我一个穷小子，腿脚不好的爹，常年吃药的娘，我拿什么去跟人家提亲？

我连一分钱的彩礼都拿不出来。

第二天，我又去挑水，秀莲没有出来。

第三天，她还是没有出来。

我慌了，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

第四天傍晚，我终于在村口的小河边堵到了她。她提着个篮子，像是刚洗完衣服。

她比前几天瘦了，眼圈也是红的，像是哭过。

“秀莲。”我叫住她。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把头低了下去。

“他们……给你说亲了？”我问，声音干涩。

她点点头，没说话。

“是……是镇上开磨坊的张家？”我听村里人议论过，张家有钱，就是那个儿子，长得歪瓜裂枣，名声也不好。

她又点点头，肩膀微微耸动，像是在抽泣。

我的心，像被刀子割一样。

我往前走了一步，抓住她的胳膊。

“秀莲，你别嫁！我……”

我“我”了半天，却说不出下文。

我能给她什么？承诺吗？在现实面前，承诺一文不值。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建军哥，我娘……她收了人家五百块的彩礼。”

五百块。

像一座大山，瞬间压在了我心上。

“我去找他们！我去说！”我急了。

“你怎么说？”她惨然一笑，“你拿什么去还那五百块钱？你拿什么来娶我？”

我哑口无言。

是啊，我拿什么？

我恨自己没用，恨自己窝囊。

“建军哥，”她看着我，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决绝，“你带我走吧。”

我愣住了。

“走？去哪？”

“去哪都行！去南方！他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她抓着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我不想嫁给那个胖子！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毁了！”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被泪水洗过的、亮得惊人的眼睛。

我心里那团被压抑了很久的火，再次“腾”地一下烧了起来。

是啊，为什么不走？

留在这里，就是等死。走出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好！”我咬着牙，重重地点了点头，“我带你走！”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我带着家里仅有的一百多块积蓄，和我爹传给我的那套木工工具，悄悄地溜出了家门。

我没敢告诉我爹娘，我怕他们拦我。我只留了张纸条，我说，爹，娘，儿子不孝，出去闯了，等我挣到钱，就回来给您盖大房子。

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秀莲已经在等我了。

她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看到我，眼睛在夜色里亮晶亮的。

我们没有说话，只是牵起手，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夜色里。

我们扒上了一趟南下的火车。

在那个叫深圳的城市，我们下了车。

九十年代的深圳，像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是机会，也到处都是陷阱。

我们租了一个最便宜的农民房，开始找活干。

秀莲进了一家电子厂，当了流水线女工。

我凭着我那手木工活，进了一家家具厂，当学徒。

日子很苦。

我们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

但我们不觉得。

因为我们在一起。

每天晚上，我下班回来，不管多晚，秀莲都会给我留一盏灯，一碗热汤。

我们会挤在那个只有几平米的小屋里，说着一天各自的见闻，憧憬着我们的未来。

她说，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我说，好，店里都卖我亲手给你打的家具。

我学东西很快，也很肯钻研。我爹教我的那些榫卯结构、雕刻手艺，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

别的师傅做不出的活，我能做。别的师傅想不到的设计，我能想。

很快，我就从学徒，变成了厂里的大师傅。

老板很看重我，把很多重要的订单都交给我来做。

我成了厂里的红人，工资也水涨船高。

三年后，我们攒够了钱。

我辞掉了工作，秀莲也辞了。我们租下了一个小小的门面，开了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具店。

店名叫“莲心木艺”。

莲，是秀莲的莲。

开业那天，我们没什么钱搞仪式，就是放了两挂鞭炮。

看着那块红色的招牌，我和秀莲都哭了。

我们终于，在这个城市，有了一点点根。

创业的日子，比打工更难。

我们自己跑原料，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销售。

我负责技术，秀大负责管账和待客。

为了省钱，我们吃住都在店里。

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人瘦了一大圈。

秀莲心疼我，总是劝我多休息。

我总说：“没事，我不累。一想到能早点把你风风光光娶回家，我浑身都是劲。”

她听了，总会红着脸，然后默默地给我端来一碗她亲手熬的汤。

那汤，比当年那碗糖水，更甜。

我们的家具，因为用料实在，做工精细，设计新颖，很快就在附近打响了名气。

订单越来越多，我们的小店，慢慢变成了小工厂。

我们买了房，买了车。

我们把我的父母和她的母亲，都接到了深圳。

我爹的腿，在深圳大医院的治疗下，竟然奇迹般地能下地走路了。

我终于兑现了我的承诺。

在我们来到深圳的第五年，我给了秀莲一个，全城最盛大的婚礼。

我亲手为她设计了婚纱，亲手为她打造了所有的嫁妆。

婚礼上，我看着穿着洁白婚纱的她，像仙女一样向我走来。

我好像又看到了多年前那个夏日的午后，那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姑娘，踮起脚，用一条崭新的白毛巾，为我擦去额头的汗水。

我对她说：“老婆，光喝水不解乏。”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眼角眉梢，都是幸福。

我牵起她的手，在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大声说：

“从今往后，我王建军，就是你这辈子，最润的。”

台下，掌声雷动。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的“莲心木艺”，已经成了国内知名的家具品牌。

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上了大学。

我常常会想，如果1992年的那个下午，我没有路过李伯家的门口。

如果秀莲没有递给我那碗糖水，那条毛巾。

如果她没有对我说那句话。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还在那个小山村里，守着几亩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也许，我早已被生活的重压，磨平了所有的棱角和梦想。

但生活没有如果。

我很庆幸，在我最干涸，最绝望的时候，遇到了她。

是她，像一场及时的雨，滋润了我贫瘠的青春。

是她，让我相信，只要敢闯，只要肯拼，只要身边有爱的人。

再苦的日子，都能熬出头。

再渴的命运，都能变得，甘甜丰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