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明俄罗斯合集（下）

世界性“希拉维克化”是怎样发生的？

【原作于2025年08月15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最近懂王所采取的两项举措：一是派遣军队上街，二是开始对大型企业进行整顿，涉及这些企业的股份或营收，呈现出某种国有化的趋势。此外还有一项举措，即懂王要求在游戏领域，特别是在Steam等平台上彻底清除女权的影响。这三件事在本质上均属于反自由派的行动，标志着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破坏。

这不得不联系到当前全球的时代特征。过去数十年，世界一直处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时期，而如今人类正面临一次重大的政治周期更替，即世界王朝“改朝换代”的关键阶段。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通常会出现两种错误的应对路径。

第一种是采取剧烈的暴力变革。这种情况多发生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薄弱、政治稳定性不足的国家。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社会将陷入动荡，生产力发展将经历一次剧烈的调整与回调。简而言之，社会一旦动乱，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必然受阻。这种过度激进、大破大立的做法，虽然可能实现“推陈出新”，但从国际影响来看，往往会使国家丧失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地位。俄罗斯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它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破局，从战略角度看或有一定短期收益，但在全球政治周期交替的背景下，这种激进方式使其难以主导未来世界秩序。因此，在为期三四十年的全球政治周期转换过程中，大破大立并非最优选择，因为一旦社会结构被彻底打乱，国家便很难再成为新时代的引领者。尽管对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发展可能有利，但代价巨大。

第二种错误路径是抱残守缺，行动迟缓，过于保守。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已趋于瓦解的今天，若仍试图维系旧有模式，继续充当新自由主义的盟友，就会出现严重的时代错位。例如，当资本发源地美国已开始反女权时，你却仍在支持极端女权。因此，在世界政治周期大转向的背景下，行动过慢同样是一种失败。成功者必须做到“不疾不徐”：既不能过于激进，打乱社会正常结构与秩序，导致生产力无法跟上；也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陷入僵化，使内部小气候与外部大环境相背离，最终因革新缓慢而陷入劣势。

每一次全球政治周期的转向，往往伴随着重大的国际对峙与世界级博弈，胜负在此决出。在旧时代，各国在相似体制下你追我赶，差距不大，缺乏结构性变局的机会。而一旦变局来临，谁能找到适应新形势的办法，顺应时代潮流，谁就能赢得全球支持并获得力量强化。

从这一全球政治周期的宏观视角来看，若率先举旗、试图推翻旧秩序，往往会遭受最猛烈的反扑，甚至可能被“残废”；若固守旧体制、抱残守缺，则必然被时代抛弃。因此，关键在于实现有序更新。

观察其所推行的这三项举措，总体上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尽管其做法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治默契，但在国内外推进相对顺利，所获得的支持大于所引发的反对。即便得罪了部分利益群体，其整体政治实力仍呈增强趋势。

经历过了四年的风波，懂王终于明白了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第一任期的时候手没有伸向军权，结果1月6号的时候只有些红脖子愿意为自己出头。而自己的敌人民主党更是一团面，只要见真格的，立马缩成一滩。

别看民主党纽森上蹿下跳声势搞得挺大，海军陆战队一出马接管洛杉矶市中心，民主党除了抗议抗议什么正经的反应都没有。

尝到了甜头以后懂王开始扩大在军方的影响力，直接命令国民警卫队进驻华盛顿。

美国总统11日宣布首都华盛顿进入“治安紧急状态”，并将首都警察局置于联邦直接管控之下。他还宣布向华盛顿派遣8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以协助华盛顿恢复法律秩序和公共安全（央视新闻）

下一步就是成立“懂卫军”

，懂王政府正在考虑组建一支由 600 人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快速反应部队”，以便迅速部署到美国城市平息抗议或其他骚乱。 （华盛顿邮报）

懂王建立私人武装、强化军警宪特力量的做法，具有深刻意义。这一力量体系与拜登、哈里斯时期依赖司法、金融与舆论的治理模式截然不同。司法与舆论系统多由主观文科背景人士主导，属于“理论派”或“书生型”治理，偏向松散的传统文官集团；而军警宪特则属于“实践派”，是官吏系统中的执行力量，更具组织性与行动力，是工业时代形成的高效治理形式。

而更深一步来说，司法舆论是阴性的“女权代表”，而军警宪特则是阳性的“男权代表”。当资本女权发展到反人类的极端女权时，就遭到了严重的反噬，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自然拥有暴力机器的“男权代表”会崛起，此消彼长亦是自然之理。舆论司法，本质还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军警宪特，则是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关，属于是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所以在时代的转折期，意识形态的滞后性最大，而上层建筑反而会领先于意识形态，所以领先的斧正滞后的也是自然之理。

就比如说某个案件法官罔判引起极端严重的社会性事件，这个时候靠舆论和媒体是没法善后的，这个时候权力就自然会移交出去。美国在内战前，就是司法的判决引起了社会的严重撕裂最终爆发了内战，结果天下大乱靠军队才重新统一国家。“阴性”的意识形态部门由于暮气过重引起的社会撕裂严重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动摇社会秩序，而这个时候只有国家的“阳性力量”才能重新恢复秩序，这个社会规律具备一定的普遍性。

在新自由主义衰落、后全球化时代来临的背景下，世界必将经历一轮重整与动荡。此时，依靠舆论与司法等传统主观文官式治理已难以应对复杂局势。相比之下，依靠军警宪特等国家强力机关组建的新型治理集团——即所谓“希拉维克集团”——更具权威性与执行力。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陆续出现“希拉维克化”的趋势，即国家权力向实践型、强力型、中心化组织集中的现象。

自由主义的尽头，是国家的“希拉维克化”

在后冷战时代，最混乱的国家是俄罗斯。它在解体之后可以说是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受害最深的国家，因此也是最早建立起“希拉维克集团”的国家。换言之，当新自由主义退潮之后，第一个出现的样本就是俄罗斯。而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期，诸如白左、女权、人权大于主权、“把权力关进资本的笼子”等理念盛行一时。然而，最先尝试并严重失败的正是俄罗斯。俄罗斯不仅分裂成多个独立国家，国内也陷入严重动荡，人均寿命大幅倒退。

因此，俄罗斯实际上也是第一个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实践出一条新路的国家。这条道路与列宁当年的路线完全不同。从俄罗斯历史的角度来看，列宁的路线具有独特性。列宁依靠底层群众发动暴力革命，组织并掌握国家政权。而普大帝的做法则是将官僚体系中的强力机关——即现代化的军警宪特力量组织起来，重新接管国家。这也是普大帝一直对列宁持反对态度的原因。对于熟悉俄罗斯历史的中国人而言，可能既欣赏列宁，也欣赏大帝，但实际上他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方案，即两种截然不同的接管混乱秩序的方式。

大帝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俄罗斯历史上总有一些懦弱、孱弱的人把权力扔在地上，让疯子捡起来，导致国家陷入混乱。他接着补充道，比如列宁，比如叶利钦。而那些“脆弱的人”，显然指的是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也就是所谓的“怂包”。

当时的大环境是自由主义兴盛发达、如日中天。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王朝的核心——美国，接连发动对伊拉克、南联盟的战争，并在小布什时期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展现出“天下布武”的强势姿态，尚无衰败迹象。因此，率先实现“希拉维克化”的俄罗斯呈现出一个特点：虽然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但在国际上处境艰难，因为它并非主流，尚未迎来属于它的时代。这便是普大帝的案例。

接下来是越南。越南这个国家实行的是轻工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有多种类型，根据经济基础的不同，其社会特征和组织形态也各不相同。例如，古巴属于农业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是轻工业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则是军工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军事社会主义国家。这三者是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时期成功存活下来的三个社会主义小国样本，其共同特点是产业结构单一，且均以国有制为基础。

它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在任何社会时期，矛盾始终存在。资本主义是矛盾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也有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只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和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如同阴阳必须保持平衡。但是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着的双方既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资本主义越强，对社会主义的需求也就越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越发展，越追求利润，就越倾向于将产能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地区。那么，全球哪里生产效率最高？这与地理环境关系不大，而与社会的组织形态密切相关。显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全国一盘棋”，社会化大生产能力强，社会生产率高，因此利润率也更高。

正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资本主义的美国大力将产能转移到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这些转移，并非因为“听话”，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生产率高，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能力强大。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对生产力的择优配置，即按国家组织能力分配生产力。所谓“自由化”，就是“谁有本事谁上”；所谓“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挑选“女婿”，即挑选先进生产力的承接者。

在这种背景下，这几个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具特色。朝鲜作为一个小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逆流而上，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拥有了核武器。与伊朗相比，这一成就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威力。朝鲜在面临饥荒、敌国直接威胁（韩国对峙）以及被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核武器，某种程度说明黄种人的组织能力强大，更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能力极为强大。

古巴在美国眼皮底下，依靠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竟能长期坚持，并在医疗领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医疗领域的“灯塔”。这同样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逆境中，古巴仍能维持稳定，证明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也展现了社会主义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力。古巴地处热带，农业较为发达，即便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至少实现了“均贫”，从而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在此基础上，它使医疗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分配较为均衡，社会因此得以维系。这是古巴的特点，即在低生产力水平下实现了社会分配的相对均衡，从而保障了国家的延续。

越南则是另一种情况。越南在发展路径上与中国亦步亦趋。虽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邻国，但朝鲜深受苏联影响，而越南虽曾试图接受苏联模式，却因地理上不与苏联接壤，且历史上因亲苏政策吃过大亏——亲苏势力遭到了军事打击，所以国内亲苏势力不盛，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作风远不如朝鲜那样根深蒂固。因此，越南长期处于亲华派与反华派轮流执政的状态：例如黎笋反华，其后的长征（越南领导人名字）则亲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越南则称为“革新开放”，其政府文件、政策设计这些“国之礼法”大多向中国学习，以现代化的华夏新中国为尊。

但越南地处更南、纬度更低，而纬度越低的地区，分权特征越明显，纬度越高则集中权力倾向越强。由于越南整体纬度较低，其社会内部更倾向于分权，与英美崇尚分权的模式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所以亲美倾向较强。因此，越南在政治结构上设计了“四驾马车”体制，相较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分权程度更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的分权力量与集中全力力量相比，前者相对更强。这一点与古巴相似，二者均为低纬度国家，不像高纬度国家那样具有高度集中权力的传统。

从人种基因角度看，越南北方人群与汉族基因更为接近，汉族基因比例较高；南方则更多呈现东南亚人种特征。经济上，南方也更亲美，北方更亲华。例如，前一阵《哪吒2》电影上映时，北方人普遍认为“哪吒是我们的，我们和中国人一样感到骄傲”；而南方人则回应“你骄傲什么？那是中国的”。由此可见，在基因、文化、经济等方面，越南南北存在明显差异：越靠南越亲美，越靠北越亲华。

越南近年来也经历了一次经济上的大溃败，即房地产泡沫破裂。当时越南首富是一位华裔女性，后来被判刑。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越南类似于军警宪特的“希拉维克化”政治集团出面接管政权。但其接管后并未改变原有发展路线，而是将强力机关转变为社会秩序的监管者，并未选择列宁式的革命道路，也未回归到列宁时代的治理模式。

还有一个案例则是美国。懂王虽为商人出身，但他所作所为已明显偏离自由市场逻辑：他利用权力干预市场，从中“抢钱”或“搂钱”，具有明显的国有化倾向。他获取这些资源后，并非用于个人利益，而是用于供养“军警宪特”等国家强力机关。例如，他在与加州州长纽森的博弈中取胜，正是通过派遣国民警卫队介入，而国民警卫队听命于他，体现出军警宪特系统对他的支持。

这些强力机关成员多来自“红脖子”群体，其内部具有更强的民族性，对LGBT、女权等新自由主义社会习俗持强烈反感态度，认为自身文化与社会地位受到严重侵蚀。

由此可见，懂王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本质上是美国的“希拉维克集团”。他们反对像路易吉这样的人物——路易吉以及亚伦布什内尔，代表的是底层良知，具有列宁式的革命与牺牲精神。然而这类人在美国虽受民众同情，却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无法通过暴力革命重整社会、打破腐朽结构。民众同情他们，但并不参与其行动，因此他们未能建立足以改变格局的政治势力。

而懂王不同，他依靠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组成的美国特色“希拉维克集团”，逐步掌握权力：从大企业手中获取资金，对州政府直接发号施令，不断赢得国民警卫队及其他军事力量的效忠。他允许各地自行组建治安性质的军警力量，广泛动用国家权力，将权力从“笼子”中释放出来，反而将资本关进“笼子”。这正是懂王当前所推行的路线。

这一次，该换谁进笼子了？

与资本一同被关进笼子的还有女权。懂王旨在打压女权猖狂嚣张的势头，不允许其继续干扰社会秩序，例如否定了“美国大儒们”考据出来的几十种性别，规定国家只认男女两种性别、不允许将游戏中的女主角全部替换为丑陋的形象，不允许从事这种反人类、反天性的行为。此外，他对大企业采取“全斗焕”的作风，即以权力压制资本，正如韩国电视剧《第五共和国》那句名言所说，虽然大企业很厉害，但是如果权力想打倒企业家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他明确表示要成为大公司的主子。他曾点名批评英特尔华裔CEO，威胁让他立马离职；但转天又改口称此人不错、非常好，显示出明显的敲诈勒索式手段——只要你效忠我即可。在此背景下，苹果公司库克向王赠送“玉座金佛”，也体现出美国的大企业家开始着重于去向权力“献谄”的现象。

美国当前大企业圈子迅速人情世故化，转向拼关系的模式。若关系不好，一旦被“懂王”点名，就必须马上“孝敬”，否则必将遭到整治。由此可见，过度自由主义之后，往往迎来的是“希拉维克化”。

若再往前追溯，韩国亦是如此。韩国在战争结束后，虽然仍保留了许多国家暴力机关的设置，但由于实行李承晚式的自由主义政体，发展极为滞后，又因战争影响，军队力量强大。自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起，国家便转入“希拉维克化”，将金大中等法律人士（金大中为律师）、金泳三等所谓民主派人物一一打压。正是在这种“希拉维克集团”——即韩式军警宪特强力机关主导下，韩国实现了“汉江奇迹”。

由于韩国作为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国家，缺乏社会主义所具备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能力，因此通过“希拉维克化”，由军警宪特接管国家，从而代偿性地获得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功能。这种代偿机制即是：越是缺失，其补救行动就越早、越强烈。从朴正熙到后续发展，这些案例共同说明一个特点：若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组织模式，即所谓“礼法”——国家制度、法律及运行规则的总和——属于新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范畴，那么当其经济运行失败，即新自由主义最擅长的领域也无法维持时，极大概率将转向“希拉维克化”。

为何如此？为何不转向“列宁化”？这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化”的暴力革命通常源于民族国家在对外战争中失利，即落后国家被帝国主义欺凌（如巴巴勒斯坦），或在国际争霸中失败，从而引发内部革命（如俄罗斯帝国）。其逻辑在于：统治阶层只要尚有一线生机，宁愿发动外战也不愿引发内乱。与其让不稳定因素在国内爆发、导致自身覆灭，不如将其导向国外争夺地盘。

例如，苏联在列宁革命时期，沙俄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在一战中战败，死亡数百万人；而苏联解体时，即便经济衰退，其仍是世界第二强国、联合国五常之一，甚至位列“上三常”。因此，它仍保有强大的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普通民众缺乏专业镇压工具与暴力手段，难以像列宁时代那样推翻政权、接管国家。

因此，当前底层民众能够组织起暴力反抗的地区，往往是巴勒斯坦这类长期战乱、饱受欺凌的区域，容易形成高度组织化的暴力革命结构。而在成熟、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这种结构极难出现。

综上所述，从这个时代的俄罗斯、越南，再回溯上个时代的韩国，其共性在于：虽然国家面临危机、发展不顺，但总体上仍能维持基本生存，经济基础能够维持全社会的最基本需求——不至于饿死人。问题只是在于社会缺乏组织与秩序，陷入混乱与变局，而不是真正的“马尔萨斯陷阱”或者“三座大山”。此时，最有可能出面重整秩序、重建组织模式的，正是“希拉维克集团”——由国家强力机关组成的阳性权力体系。

因为在这一阶段，资本已丧失组织能力。其所操控的舆论、司法等工具，具象化表现为女权、哈里斯式政策等，已引发全民反感。而底层民众，如路易吉、亚伦布什内尔等，虽具良知与牺牲精神，却无法像巴勒斯坦那样组织起暴力革命。在成熟国家中，他们难以形成足以推翻旧秩序的组织力量。然而社会又亟需秩序，于是“希拉维克化”集团便获得历史机遇。这正是当前美国的特征。

因此，在这一轮全球政治周期中，从大国角度看，最弱、最先求变的国家——俄罗斯，已率先完成进一步的“希拉维克化”，即“希拉维克军事化”。普大帝所建立的由特务机关与行政机关组成的“希拉维克集团”，正逐步过渡为由军事少壮派主导的强力机关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强力机关对社会的监管。其民族主义属性日益增强，经济中的计划性也显著提升。

美国属于在上一个历史版本中自由主义发展最彻底的国家，也因此出现了这一轮最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其上任后，彻底将哈里斯等人打翻在地，严重破坏了美国原有的政治结构，显著恶化了营商环境，并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治力量，同时仿效朴正熙模式，对大企业进行整顿与控制。

不要只看到他向企业索要资金，他同时也向这些企业提供特权。大企业向“懂王”缴纳“保护费”并非毫无回报，美国政府仍需依赖这些企业继续为其创造财富。他的真实意图是将原本在幕后操纵政府的资本力量，转变为替政府敛财的工具。目的并非要消灭资本集团，而是要驯化他们。因此，懂王才会一天之内既猛烈批评英特尔的高管，又转而称赞其表现良好。这种反复行为的目的在于迫使资本屈服，而非摧毁他们。这与列宁式的革命有着本质区别。懂王的最终目标是将资本集团转化为其“希拉维克化”政府的财政工具，追求的是让资本臣服而非消灭资本。

这也是为何懂王并未纵容马斯克对民主党及其背后金主进行穷追猛打的原因。他所要的是对方臣服，而非彻底摧毁。马斯克未能理解这一点，而懂王则非常清楚。这也正是"王与马"最终决裂的深层原因。今日批评、明日又夸奖某位企业家，其逻辑始终如一：只要你服从我，你就是“好家伙”（good dog）；若不听从，便会遭到打压。这是一种典型的驯化过程。

因此，美国当前的营商环境已退化至类似韩国全斗焕时期的水平。

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哪里？

一个国家实力越强，其在任何变局中的惯性就越大。回顾二战前的历史，当时也经历了一轮全球性的“希拉维克化”进程，即强力机关接管国家政权的世界化大潮。

在苏联，斯大林发动清洗，使权力最终集中于以他为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手中。他强调秩序，与托洛茨基等国际派、主张输出世界革命（国际化）、推行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市场化）、引入市场化机制的路线完全相反，计划经济的比重迅速扩大，克格勃为首的强力机关权力迅速扩大。因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较于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同样完成了一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希拉维克化”转型。

德国亦是如此。由于其生产力强大，德国并未选择内部革命，而是转向对外扩张。希特勒依靠容克军事贵族集团，抛弃并背叛了从平民中组织起来的武装——纳粹冲锋队，甚至清洗了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依靠军警宪特等国家机器，镇压了纳粹党自身的平民暴力组织力量。

美国同样如此。罗斯福在其任内建立了中央情报局（CIA），并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出版物，打击舆论媒体的势力，为了防止记者传播不利言论，受逮捕或被惩罚者可能达上万人。同样，罗斯福也大力打击美国的自由主义从属的司法势力，当美国最高法院对罗斯福的某些政策作出违宪判决时，罗斯福对其下属表示，你就把他当成放屁就行了，咱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罗斯福还对企业征收重税，其手段与今日懂王直接向企业“抢钱”相似。当时的他仅凭一道行政命令，便将全国的黄金收归国有。

当时，美国经济中的计划成分大幅增加，美式“希拉维克集团”的地位显著上升。然而，相较于当时的苏联与德国，美国的情况无疑要温和得多。因此，当时的财阀巨头普遍支持罗斯福，因为他并非要消灭他们，正如今日懂王对待美国企业、或当年普大帝对待俄罗斯寡头一样。他并非要摧毁资本集团，而是要使其效忠于自己。尽管罗斯福向民众做出了一定让利，但他成功维持了国家免于暴力革命的冲击。

当时，麦克阿瑟也以军队强力镇压了前来华盛顿上访的老兵团体，对这些曾经为国尽忠却深陷贫困的群众“大展神威”，展现了美军“英勇一秒六枪”的“强悍”素质。

由此可见，二战前的三大主要力量——苏联、德国、美国——实际上都经历了“希拉维克化”过程，完成了从自由主义资本操纵政府向强力机关直接主导的治理模式的转型。

在二战之前的那个历史节点，基本上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发生。世界大国在二战前的这一时期，各主要参战国都完成了“希拉维克化”转型。但有两个失败者没有走上这条路，它们也是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英国和法国。

英国和法国之所以没有进行“希拉维克化”，是因为它们当时是全球范围内的既得利益者，经济状况尚可，尽管其生产力已不再处于第一梯队。英法的生产力水平在二战前已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但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仍强于美、德。因为法国与英国也拥有庞大的殖民体系，它们可以通过殖民地实现“内循环”：从殖民地获取原料，在本土由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工业企业加工成产品，再卖回殖民地，并通过贸易壁垒阻止美国、德国等生产力更强的国家进入其市场，形成“小院高墙”式的保护机制。因此，尽管全球产能过剩，它们的经济并未像德国或美国那样陷入严重危机。

由于它们不是“世界工厂”，而是“高利贷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帝国主义”的混合体，是世界的地主与债主，因此即便全球经济混乱，它们仍能关起门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正因如此，它们未完成“希拉维克化”，最终成为二战的最大输家。二战后，英法两国基本丧失了大部分殖民地，全球战略资产归零，从此沦为二流国家。而在二战前，英法尚属世界一级强国。这是当时的一个显著特征。

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陷入混乱、旧有信用体系崩塌、自由主义“王朝”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各地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在这一时期，凡是生产力较为发达、体制较为成熟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希拉维克化”。

当然，“希拉维克化”之后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纳粹主义道路，这并不确定。因为“希拉维克化”本身并不涉及具体政策方向或意识形态选择，其本质是由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组成的统治集团接管国家秩序，即“把权力从笼子里放出来，把资本关进去”，并增加国家经济中计划成分的比重。换言之，“希拉维克化”是一种治理模式的转变，而非道路选择的确定。

它可以导向希特勒式的纳粹主义，也可以导向罗斯福式的改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式的强力计划经济。这些路径都是可能的。

那么，为何美国的“希拉维克化”程度最轻？为何其社会转型相较于当时的苏联和德国更为温和？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实力最强，生产力水平最高。二战前，美国的工业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其国内拥有大量先进生产力，尤其是制造业力量，具备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这些产业具有高度专业性，依赖理工科等客观学科的知识体系来运作，人情关系竞争不过专业能力。例如高端制造业如造船、汽车等产业，无法由空降文科管理人员来直接接管。复杂精密的现代化生产单元难以通过“以文制理”的方式实现高效管理，没有实践经验、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员很难迅速掌握其管理权力。而这些产业的重要性极高，必须由具备专业实践能力的人来运营。因此，这些领域中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工业封国”策略：从内部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中选择服从性高者，保留其基于产业发展的专业性和人事独立性，由此实现间接管理。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化”而不是“郡县化”。正因这一部分的存在，美国保留了一大部分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企业。

第二，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低、但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如矿泉水生产、房地产等低技术、关系集中、既得利益者盘踞的行业，则可能实现“去中介化”，由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体系直接管理，无需通过私人资本或社会中介代为运营。因为这些行业不涉及复杂技术或先进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合体。

例如房地产企业：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土地来自地方拍卖，建筑由建筑公司完成，最终卖给消费者。它本身不创造技术价值，只是整合各方资源的“中介”。同样，矿泉水企业：水源普遍，灌装技术简单，核心在于分销渠道、营销网络和经销商体系的构建。这类企业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集合，技术稳定，技术壁垒极低，因此容易被国有化，或直接纳入计划经济。

因此，治理模式往往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对高技术、高专业性的产业，保留其内部人事权的独立性与有序性，不强行上收人事权，但掌握其经营方向与战略控制权，这样让人际关系拼不过专业能力，使得其维持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对低技术、成熟度高、依靠落后生产关系的行业，则直接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框架，实现资源的集中调配与统一管理，让其经济效益普惠与社会大众。

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况。如果你是一个产业门类众多、社会发展高度复杂，且经营先进生产力的国家，那么你的计划经济占比必然存在上限。因为如果全部实行计划，就意味着扼杀了经济基础中专业性强的先进生产力部分，导致理工专业化职能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对比德国和美国，虽然两国都经历了“希拉维克化”——即由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接管国家——但其程度明显不同。

原本全球的技术中心在德国。二战前，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核工业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均为德国人或犹太裔德国人。但由于德国的“希拉维克化”过于彻底和极端，导致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掌握专业知识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才纷纷逃离，投奔美国。

而美国同样进行了“希拉维克化”，为何这些人选择前往美国？因为美国仅在民生保障、金融、舆论、司法等依靠社会关系资源来运作的领域采取了计划手段，并对这些领域的环境进行了强力整肃；而在真正的先进生产与专业性工业体系领域，美国则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例如在舆论、司法、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等方面，美国引入了国家力量的强监管和一部分国有化，并且实施了对底层民众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政策；但在产业发展与科学研究领域，如核工业的曼哈顿计划，罗斯福的“美式希拉维克政府”则给予了专业人员充分授权，为他们保留了一片能够自由发挥才干的天地，在国家的支持下的施展个人的专业技能，从而保留了这部分的活力。

美国并未像纳粹德国那样，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基于种族的清洗，或如苏联一样对所有产业实行完全接管。因此，美国的“希拉维克化”只完成了一半，但正是由于其没有极端化绝对化，所以使得阴阳协调，水火既济，反而具备了优势：它仅将与社会关系相关的领域进行了“去中介化”，把私人资本中介的资源整合起来由国家统一直接分配；而对于与先进生产力直接相关的领域，则保留了企业内部的人事权与经营权，同时使其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目标协调一致。由此，当时的美国形成了“阴阳协调”的治理模式。

由此可见，全球在同一时期向同一方向转型，这一趋势不受意识形态限制，而是由全球共有的经济基础所决定。技术进步与交通便利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实际上自英帝国时期起，全球经济联动便已初现端倪，只是各国经济捆绑的程度不同。但无论如何，全球已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格局。在重大经济周期面前，不可能出现别国普遍萧条而你独享繁荣的情况。世界性的萧条期无差别地降临到每个国家头上，各国只能减轻或缓解其影响，而无法逆势而动，借机挽救新自由主义并成为其盟主。

这正是二战前英国和法国所尝试的道路，实则为抱残守缺，逆时代潮流而动，最终导致其成为二战的最大输家。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希拉维克化”。

实际上，尝试二战前英法道路对资本实行绥靖主义的还有90年代以后的日本和2008年以后的美国。当时的日本也是依靠海外投资和金融体系，使得实体经济一蹶不振，但是同时资本却在国际上跑马圈地，靠吃租子过得不错。由于经济基础脱实向虚，所以就代偿性地把技能点都点到了舆论控制和司法女权这些东西上，用舆论洗脑和女权官僚主义来压迫国家的阳性力量、生产性力量，以此来削弱制造业衰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把自己阉割了来避免欲望过重犯错误。但是如此一来，经济体也就永远无法再恢复“雄风”了，只能苟延残喘，靠吹牛来找自信。

饶是如此，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要在世界的经济繁荣期和具备世界经济殖民地的基础上，才能这么搞对资本的“绥靖政策”，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性力量强大，国际上的经济殖民地不足以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行，那么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所以保这个资产的价格，拉那个资产的价格，改善这个环境，开放那个领域，都是搞不定的。原因也就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世界工厂在世界性的萧条期没有对资本绥靖的退路，要不然如罗斯福一样成为英雄，要不然就是胡佛一样成为小丑。

斗争性是前提，如果没有了对金融资本的斗争性，那么上限也是死亡；而科学性是关键，要在对落后生产关系的斗争中尽可能保证生产力的先进性。

关键在于：怎么更好的实现“阴阳协调”：为掌握技术、具备理工科知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体提供更优的社会环境，使其既能被有效组织，又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美国一方面作为二战前世界最强大的“兵工厂”，在二战中支撑了整个反法西斯阵营，包括援助苏联，为盟国提供物资，展现出强大的工业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它又能容纳爱因斯坦、海森堡等科学家开展科技探索，实施曼哈顿计划，成功研制核武器——若无这种对专业性人才的自由度，这一切不可能实现。

罗斯福政府一方面打破“牛肉托拉斯”等欺行霸市的“落后关系中介”，整顿民生领域；另一方面，对汽车行业如福特公司等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单元，既将其纳入国家体系，服务于国家战略，又保留其内部人事权与经营权，使其继续按照专业化原则高效运作，维持生产效率不下降。这正是美国成为二战后最大赢家的关键所在。

这也解释了为何苏联的工业最终未能超越美国。因为在自来水、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实行计划经济；防止因继承权争端、私生子问题等影响国民生计与就业；防止山川林泽等公共资源被私人承包导致百姓“喝粪水”；但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领域，如汽车制造企业——这些未来可转化为坦克、口罩生产线的高效工业单元——给予了充分支持，使其既能服务于国家战略，又能在内部保持专业高效的组织结构。这种“计划与市场并存、控制与自由共济”的模式，构成了世界工厂长期竞争力的核心。

它并不反对“内卷”，恰恰相反，它允许生产效率高的主体通过竞争淘汰生产效率低的主体。随后，将这些高效率的生产单元纳入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纳入国家力量的阵营之中，使其成为国家发展的前驱力量。这些“虎将”“虎臣”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是因为竞争机制的存在。拼关系才是内卷，发展技术拥有了超额收益去打价格战给消费者让利不是内卷，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技术进步。

持续的有效竞争是维持生产力先进性的关键

一旦失去竞争，生产力便会迅速退化、劣化。

当生产的好坏不再被社会认可时，问题便全面显现。最典型的领域是影视工业。当行业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把持，上下其手、结党营私时，便无法产出优秀作品，只能充斥着商业气息浓厚、缺乏内涵、三观奇葩的影片，导致观众流失，所谓“电影工业的寒冬”便由此而来。

而新一批导演，多为通过高考选拔、具备理工科知识背景的人才，他们所创作的影片，不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持唯物辩证的历史观，且能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深刻共鸣。而且，电影工业的技术水平也在持续提升。这正是因为行业内存在竞争，未形成垄断的派系，通过不断竞争，最优秀的人才得以涌现。

因此，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在特定阶段，实质上体现为是否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重，因为人民群众的需求会通过市场需求表现出来。电影工业正是一个典型案例：社会大众通过市场选择，逐步将三观正、能力强、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需求、代表人民立场的优秀人才和优秀文化产品选拔出来。这是先进文化生产力崛起的典型特征。

如果扼杀了市场竞争，也就等于扼杀了先进生产力更新迭代的机制。在社会萧条期，必须经历一轮“出清”过程，不能过度保护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采取了后者，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数十年未能恢复。

具体而言，当经济出现问题时，日本既未进行“希拉维克化”，又采取了“救民先救官”的错误策略，类似于电视剧中和珅所代表的那套“保官不保民”的腐朽理论。它不去救助消费者，不去扶持先进产能和先进企业，反而优先救助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绑定的僵尸企业。宁可牺牲先进生产单元和社会大众的利益，也不愿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国家陷入长期沉沦，发展受阻。

因此，美国之所以能在战胜苏联，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将那些属于落后生产关系的集合型企业——如金融、舆论、民生等——纳入计划经济体系进行改造；而对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则保留并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对这些先进生产力，美国保障了其专业性与竞争氛围，使其始终保持活力，持续进化，从而确保了生产力的先进性。

若世界经济基础萎缩，或全球信用体系萎缩乃至破灭，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信用收缩与系统性危机，意味着全球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动摇。在此背景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将暴露出问题，遭遇困难。

此时，较弱小、受压迫较深、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可能爆发列宁式的革命；而在社会生产力较强、国际地位较高的国家，则更可能发生“希拉维克化”的转型。

综上所述，当新自由主义——即“将权力关进资本的笼子”——这一社会结构走到山穷水尽之时，“希拉维克化”便会成为一种世界的普遍现象。当世界主要国家相继进入“希拉维克化”阶段，全球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

那么，在这一全球性变革之后，哪个国家能获取更强的国际地位与更多世界资源？谁能在全球高强度博弈中占据先机？这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谁的经济基础强，工业制造能力与国力最为雄厚；

第二，谁在经济改造过程中，能否尽可能多地将生产关系集合型的中介型私有单元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计划体系，同时尽可能保留先进生产力的专业性与产业竞争性，使其持续进化，确保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被削弱。

大国的惯性大，船大难掉头，这是时代趋势阶段性回调的主要原因。美国在西奥多罗斯时期，就形成了打击私人垄断型社会中介——托拉斯的社会共识，但是又经历了威尔逊、柯立芝和胡佛三位对资本绥靖的总统，才又切换到小罗斯的“美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上来，这说明了新事物的发展是一波三折的，是螺旋上升和起伏前进的。

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发展，是依靠斗争来进行的，一个国家对于落后生产关系的斗争性越强，则对于先进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越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越多地维持了自由竞争机制的领域，人才的涌现度就越高，越强大的国家就能维持越多的自由竞争机制。如果对于落后的生产关系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对于先进的生产力又用行政力量、舆论力量进行打压破坏其竞争机制导致人才被遏，小人盛行，那么就是阴阳反背，其反常者必不久，这其实是一种反向的蓄能。

美国在29年发生大萧条后，当时的胡佛总统就是坚持维护自由主义，拒绝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结果倒行逆施导致举国动荡，这使得美国的各个阶层都在深刻反思，结果就是从企业家到流浪汉，都形成了一致的共识，那即是必须把罗斯福主义请回来，必须把各个托拉斯赶出去，美国再不搞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造国将不国了。

任何在历史大势中的反动，都是凝聚社会共识，积蓄时代力量的“储能期”。高度集中权力的纳粹德国前面，是极端自由主义的魏玛德国，小罗斯福美国的前面，是胡佛的美国。

越大的国家，产能越强的国家，就会在这种反动起积蓄起越多的力量，这种力量宣泄的方向，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水平。

在二战前的世界，一流的国家如美国是针对舆论媒体、司法、官僚体系、低低技术托拉斯、有钱没产业的金融资本家下手，而保护了科学家、实体巨头，同时赋予了军警宪特等国家强力机关以权力；

而二流的国家则是对着民族下手，比如纳粹德国，就是部分阶级，不论社会分工，只要是犹太人就抓进集中营。

女权与男权的矛盾，是文官与武官的矛盾，意识形态部门与上层建筑暴力机关的对立，也是资本与权力矛盾的投射，更是外部力量与民族主体的对立。

西式女权的诉求，包括了在司法领域凭主观给男性定罪的特权，包括了舆论媒体领域构建性别霸权的话语权，包括了消费主义榨干劳动者钱包的诉求，包括了开放自身性资源给外部力量的反民族特许权。这样必然形成一个受害者的“复仇者联盟”。反女权，就是反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落后的意识形态，反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就是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维护民族精神，就是支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打不闹，就是看论文讲道理，但是全民参与经月不辍，这就是中国人民斗争性与理性共存的明证；

对于比亚迪、华为这样的坚持技术自主，坚持理工科劳动者掌权的先进生产力生产单元自发地支持，在舆论阵地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打破话语权垄断，这是在先进生产力领域，再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对于历史文化产品，正本清源，自发抵制满清封建思想的渗透，自觉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构建唯物辩证历史观的群众叙事，将以少制众，殖民华夏的反动集团重新认识之抵制之，拥护水平高且三观正的电影作品，让文化领域去腐生肌，革故鼎新；

自发地重新找回华夏衣冠，恢复生产文明的浩然之气，排斥军事文明混入华夏的“他者、异物”，开启中华的文艺复兴。在顶着重重打击之下仍然由弱变强，由寡及众，让广大的少年也参与其中，不畏人心之险，不惧遗丑之恶，着华夏之服，行华夏之章；

这样的中国，这样的华夏，这样的生产文明，是不可以被战胜的，是不可以被腐蚀的，是不可以被奴役的，是必然由世界工厂进化为世界之主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已经在几百年的沉沦中与几十年的长眠中苏醒过来，与强大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性与科学性的结合，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完】

普京为什么能成功“渡劫”？

【原作于2024年05月19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一、普京的“渡劫”修行——成为中国的“武打替身”

普京本次访华的看点， 其实不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因为这些不用多谈，无非就是俄罗斯对中国工业品买买买，中国挑挑拣拣地采购一些划算的俄罗斯油气资源，这方面自有国际市场的贸易规律来自发驱动。说到底是俄罗斯求着中国，中国的油气资源进口除了俄罗斯还可以找中东，可是现在俄罗斯只能从中国获得核心工业品。而至于图们江的出海口、北极航线这些共同开发的方案，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并非急务，俄罗斯也没有拿出核心筹码，只是一种积极的表态。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让利，在之前俄罗斯战局不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现在俄罗斯触底反弹，慢慢站稳脚跟，自然也不会大出血了。

真正重要的，是战略表态。

就像二战的开罗宣言一样，这次俄罗斯与中国的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对全球秩序的宣言，那就是——“美国怎么样不重要，世界没有美国的掺和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两国用大量的篇幅来叙述了近期的各种国际事件，对美国的行为持否定态度。

有了中国的这个战略表态，其实普京可以说是渡过了一场“天劫”。

本来的普京，要面对皇俄派和自由派的双重夹击。皇俄派在军方中层和基层野蛮生长，自由派在经济贸易领域大肆敛财。在俄乌冲突之前，普京手里的“刀把子”和“钱袋子”都出现了动摇。而无论这两个极端派系中的哪一边，都觉得普京是个碍事的挡路者。

如果形势这么发展下去，俄罗斯这艘破船早晚要沉没。但是普京通过俄乌战争，把矛盾转移了，死中求活找到了一条生路。从俄乌战争开始，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就开始收权备战，把皇俄派送上战争前线，用乌克兰的兵来消耗之；而美西方制裁俄罗斯四处掠夺俄罗斯买办寡头们的海外财产，活生生把“俄奸”逼成“爱国者”。这么一来，对普京威胁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都被极大削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反对普京的兵变被迅速镇压，而曾经的亲美派头子——梅德韦杰夫，现在到处嚷嚷要对西方势力使用核武器。如果没看俄乌战争，那么要么是一场军事政变，要么是一场“民主之春”，都可以轻轻松松要了普京的命。可是现在，在俄罗斯普京的支持率空前地高涨，谁也无法再撼动普京的地位。

俄乌冲突是美国“孕育”出来的，但是却成为了普京渡过“天劫”的契机。普京之所以能驾驭俄乌冲突为己所用，关键还在于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角色”——中国的“武打替身”。

在拜登执政伊始，就与中国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谈判，这就是安克雷奇会谈。这次会谈给未来的几年的国际主旋律都定下了基 调，那就是“你们（美国）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 话”——中国遵循的不是以一小部分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金融货币霸权体系，都要坍塌。因为货币货币，先有“货”后有“币”，本质是“货”做世界的主。美国原来的全球体系可以控制日本、韩国、德国这些本土有美国驻军的“制造业殖民地”，但是现在世界的主要产能集中在中国手里，美国操控不了中国，就控制不了世界的“货源”。而控制不了货源的国际货币，是没有可能运行下去的。所以当中国不认可美国的霸权秩序之后，世界格局必然发生质变——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以实物（原材料、工业品）为背书的国际货币体系。

原来的美国只不过是把工厂放在了“海外省”，用华尔街的金融体系来在世界上搞“国际贸易计划经济”，以美元的货币政策来对世界“征税”——所有持有美元的人都要给美国上缴“美元铸币税”：美元不过是用“真·垃圾”做成的纸片，但是却可以换来各国的宝贵物产；美元一旦超发，就意味着世界的财富都被美国稀释了。

现在中国打败了日本、德国、韩国的产业，就意味着世界的供货商从单极的模式，变成了多头的模式。自此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定价权转移了。这个时候整个美国必然就“吃不饱”了，所以就会去“偷”，去“抢”。美国失去了在全球“收税”带来的财源，就必然化身为“抢钱”的土匪、“讹人”的流氓，因为所有税收的基础，都必然是暴力。

跟土匪和流氓是不能讲道理的，只能比拳头。 中国一方面开大军事产能，另一方面也亟需找到一个“武打替身”去消耗美国的战略力量、转移美国的战略压力。中国有需求，就是时代有需求，谁能揽下这个生意，谁就可以借上时代的大势。这时候，有一位故人就开始毛遂自荐了，他就是普京。普京也正是在看到了中国的安克雷奇的表态之后，才敢于直接挑战美国的。而中国也确实给了普京足够的支持，让他以俄罗斯残缺之躯，硬是单挑了北约这个地球第一大“帮派”。一仗打得欧洲胆战心惊，一仗打掉了西方的军事“遮羞裤”。整个美国和欧洲干一年，拿不出乌克兰一个月的弹药量，就这个军事产能，还谈什么世界秩序，快回家抱孩子去吧。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历史就是有主权的世界工厂不断打破老霸主落后贸易体系的故事。而在变革期获得世界最强生产力赋能的国家，自然就能够转危为安，遇难呈祥，因为老霸主只会抢你剩下的财富，而新大哥才有实力扶危济困。

大的方向看对了，虽然战略执行上有一些颠簸，但是只要扛住了坚持下去自然就可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二、俄罗斯越打越强就在于“足兵足饷”

俄罗斯速来被称为战斗民族。但有的时候这个称号名不副实，因为这个国家不会打仗的时候真的很多，远看沙皇时期的“灰色牲口”，近看2022年基辅三路草草，就算是卫国战争前半段也打得非常抽象。

但根据历史现实经验，俄罗斯最擅长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看他气势汹汹，其实一戳就瘪；你看他萎靡不振，就像一栋摇摇欲坠的破房子，结果上前踹一脚，屋里的人就冲出来凑你。

参考著名川剧变脸大师《经济学人》对俄罗斯的评价：

攻击基辅：“悍然侵犯乌克兰的魔鬼必被天罚”；

围攻马里乌波尔：“盟友金融制裁将令普京政权面对垮台的无底深渊”；

哈尔科夫撤退：“俄罗斯的经济正在无可挽回的走向崩溃”；

血战巴赫穆特：“战场上些许小胜无法掩盖俄罗斯经济结构性矛盾”；

挺近阿瓦迪夫卡：“俄罗斯经济的回升缺乏基础，必然回落”；

再攻哈尔科夫：“俄罗斯经济过热的风险必须由莫斯科方面注意”。

事实上，在断绝了美元体系后，俄罗斯部分的实现了翻身做主人。

在之前“兵部尚书”绍伊古的操盘下，前线的广大士兵通过无人机刷北约的制式装备实现了家人美好生活的愿望。

货到付款，童叟无欺。报销流程严格按照公正、公开、迅速、透明原则。

摧毁乌军一辆装甲车，奖励5万卢布。普通火炮5万卢布。坦克10万卢布，飞机、直升机30万卢布。

摧毁一辆豹-2主战坦克，奖励100万卢布，俘获一辆豹2奖金300万卢布。

摧毁一辆M2布莱德利战车奖金100万卢布。

要让每一份卢布都花在刀尖上，让每一位士兵有更多的获得感。

考虑到100万卢布就能让中亚某些国家涌现自杀式恐怖袭击，俄罗斯国防部毫无疑问对士兵们相当大气。

俄罗斯普通士兵、民众从处于原有资本体系中被掠夺的位置上升到可以凭借获取军功、甘冒风险走向人生的正循环。

自特殊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总共摧毁乌军飞机592架、直升机270架，并摧毁了超过2.2万架无人机、500多套防空导弹系统、至少1.5万辆坦克及其他装甲战车。（数据来源 俄罗斯国防部，截止2024年4月底）

但出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不然留着干嘛？等着赔款用吗？

战争一旦开打，就知道所谓的货币体系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了，战争烧的不是钱，是资源、矿产、技术、人才，本来有美元在上面压着，俄罗斯的矿产资源求着也卖不上价。现在好了，自产自销，全部砸在乌克兰军队的头上。

而且有东方神秘力量持续地“赋能”，俄罗斯经济的质量反而有所提升——虽然换不着美元了，但换的人民币可以买更多东西。分给广大的将士也是充实着俄罗斯国家的力量，而不是在为西方的买办资本集团效力。

俄罗斯，又和历史上一样，仗是越打越明白了。

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方向搞了一次佯攻。

毕竟嘛，领导们组队在外团建，这时候肯定不可能是重兵进攻。

但哪成想，直接就莽穿了乌克兰的空城计。

感情这哈尔科夫的防线，原来都在基辅的诸位大人兜里揣着呢，至于是黄金还是美元，就不得而知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则援引乌克兰的消息源称，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工事被“贪污”了，前线乌军士兵没有工事和火力支援被迫撤退，俄军“步行穿越防线”。

（乌克兰方面被乱糟糟推在一起的“龙牙防线”）

据外部信息表示，俄罗斯军队直接从标记为“雷场”的地方穿过来的，结果地雷连个响动都没有？防线贪了也就罢了，地雷也偷工减料？

前线士兵极为愤怒，国难当头还不忘赚钱。就算想赚钱，雁过拔毛拿个零头也行。这帮老爷雁过后，就只给我们留下了一把毛。

哪怕你只把我们当“填线宝宝”，也至少要有跟“线”吧。

光秃秃的扔在平原上，咋的，当我们能够被死灵法师复活嘛？

丹尼斯——乌克兰特种部队指挥官，向BBC记者说：官员们声称修建防御工事花费巨大，但在他看来，这些防御工事根本就不存在。他说：“要么是疏忽大意，要么是腐败。这不是失败。这是一种背叛。”

本来乌克兰军队就是外生性的，其买办的本质导致了依赖于外国援助，除了外国援助和手底下的训练出来的精兵以外，乌克兰政府并无太多依仗。这种一次性的战略力量本来应该打运动战获取更多的战果，可偏偏乌克兰文战武和，碍于国际观瞻小泽逼着军队去填线，白白浪费了战略力量。

俄罗斯越打越像苏联靠拢、乌克兰越打越向蒋委员长靠拢。毕竟内因决定外因，俄罗斯能依靠自身的国防工业，进退有据，暂时失利也不妨卷土重来；乌克兰只能依靠外援，爸爸一旦不给力，主力兵团被消耗，那可就玩球蛋了。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每一次战争就是一次“大考”，是必须依靠自己，全力以赴的。这次俄乌战争的“期末考试”，与乌克兰卖光国有资产不同，俄罗斯就给出了另一张“答卷”，那就是“计划经济”。

三、战争让计划经济“王者归来”

俄罗斯之前被西方忽悠傻了，搞的“精兵式”军事改革，让苏联式大规模动员的看家本事被放弃，精兵的战斗力也没有提升来。内部更是自由散漫、山头林立，至于俄式军贪那都不提了。市场经济给俄军带来的更多地是贪腐和衰败，这种情况现在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俄罗斯换上了一个新的，更熟悉计划经济，主张对外强硬，而且名声较为清廉的国防部长，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军事后勤方面，开始向“苏式计划经济”靠拢。回归自己国家历史上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方案，统一国家军事的发展方向。

现在的形式完全可以说，俄罗斯不怕打仗，而且，国家越打越强，普京越大越稳。毕竟人不能老是干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去讨好别人，俄罗斯这个地方搞市场经济从来也没有搞好过，还就是计划经济最适合这个高纬度地区的军事文明。

“一切正朝着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活动急升和俄罗斯军工生产增长方向发展”。

而这次普京把绍伊古换掉，换上一个“计划经济”派，实际上意义重大。

俄罗斯原来的防长绍伊古，是与普京岁数差不多的人，是普京的“合伙人”。这是“亲王”的设置，而不是“太子”的角色。而且绍伊古作为后三十年同期的人，对于市场经济的手段驾轻就熟，对于计划经济却不见得得心应手。

现在反美，必然是从军事到政治再到经济的整体方案。一方面对外战争，一方面对内也要改革。这个改革就是要革掉俄罗斯国内买办资本的经济基础——依赖美国的由买办主导的市场经济。一打起仗来，就知道为什么苏联当年要搞计划经济了，因为那个时候是真没有自由贸易啊。俄罗斯要不是有中国，就要感受到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命运了——有钱也买不到弹药。

当年搞跟着美国混的都发达了，是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是把产能往你的手里塞；现在还跟着美国混的，都躲不过美国收割的“镰刀”，这就是“时移世易”。

和平与发展年代里世界市场经济玩得好的赢家，在碰撞与革新的新时代，就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普京作为一个90年代开始执政的“掌舵人”，从亲美到反美。俄罗斯这个国家，从宁可解体分裂也要搞市场经济到军工体系率先恢复计划经济，可以说恰好也是世界大势变化的一种表征。俄罗斯一旦把压箱底的“计划经济”拿出来，就意味着在俄乌战争中西方势力的彻底失败，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计划经济可以让俄罗斯变成强大的战争机器来碾碎北约文恬武嬉的战争体系，也可以让俄罗斯摆脱西方控制下市场经济的“利益牢笼”彻底投入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这意味着中俄伊的大三角机制将会空前加强。

【本文完】

三大全球化路线的兴衰——军事全球化（1）

【原作于2023年12月24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1、军事全球化兴于世界大战终于冷战

自二战以后，其实世界就不再是军事帝国的天下了。

一战、二战，本质上是军事强国试图以军事手段来改变世界秩序的一种“全球化”模式。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许多地理上的障碍被消除，全球的联系极大加深，全球共同的经济基础不断扩大加深，是大趋势。但是军事全球化，实际上并不是工业化以来才有的，从蒙元帝国以降，世界性的军事帝国就对世界进行了深度的改造，许多东方的技术传输到了西方，而这成为了西方文艺复兴的前提。

但是在工业时代来临以后，军事帝国纷纷灭亡，因为工业化使得军事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大众化战争，成为军事领域的主导性力量。于是一战二战，各个列强纷纷展开世界大战，最后无一例外都是发动战争的一方失败。这使得阶层固化的军事列强，被总动员能力更强、工业产能更大的国家所取代。这就是苏联与美国。

随着雅尔塔体系建立之后，欧洲一家独大已然是过去时了，但所谓的五常也是有鄙视链的，上三常：中、美、苏；下两常：英与法。事实上雅尔塔体系后全世界一共尝试了三条路线，其中分别是苏联、美国、中国领头。

第一条道路：苏俄式的军事扩张之路破产

苏联的历史分为两段，前半段是革命的，后半段是修正的。在其革命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苏联由帝国主义的“吊车尾”一跃成为世界两霸之一。这是因为，革命的苏联，具备极强的大众化军事斗争能力，全民总动员，以一个苏联就废掉了已经占据了全欧洲的纳粹德国，而其立国之战，也是以一敌多击败了内外的强大干涉力量。但是军事斗争，很难维持长久的大众参与，这种组织难度过大，所以无法长期持续。

所以苏联就进入了后半段，即由军工&军事集团垄断社会资源的修正主义霸权苏联。但是，世界大战在核平衡的情况下无法展开，而常规军事手段，离开了大众化力量的主导又无法获得优势，于是苏联开始逐步退化到了其文明的原点——游牧军事寡头制，最终成为了现在的俄罗斯。

苏联对外争霸的失利，是军事全球化路线在核平衡时代和军事大众化时代必然无法走通；而苏联退化为俄罗斯，则是由其社会的内因所决定的。

虽然苏联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武装了自己，但苏联从诞生壮大到成熟都借鉴了大量的俄罗斯传统的集中权力、军事扩张思维，早在二战大规模爆发之前苏联就侵入芬兰，瓜分波兰，在二战中苏联是把德国纳粹给顶回去了，反纳粹之功不能抹杀，但途中解放的东欧各国也基本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俄罗斯在其基本盘中防守反击是非常强大的，可如果一旦出了俄罗斯的文化圈，俄罗斯的战斗力立马大打折扣。

这是因为俄式的国际战略，本质上就是承袭的草原游牧文明的“大汗策略”，即集中一切资源去砸军事实力，然后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俄罗斯脱胎于黄金家族的金帐汗国，原本是其的包税人，可以理解成斯拉夫民族的“伪军”。而且其统治贵族臣服于蒙古贵族并且世代与金帐汗国联姻，这也使得俄罗斯的许多领导人，如列宁、绍伊古、普京等都不像西方人，反而有着一些蒙古人种的生理特征。

围着俄罗斯一圈的，基本都是对沙俄没什么好感的国家和民族：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诸国。这其实就是周边国家对于军事文明的真实反馈。这就像我们中国历来戒备北方的游牧文明一样。

而沙俄帝国，实际上是用西方的武器战术体系结合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组织内核，这样一个“东西合璧”的缝合怪，一方面有着极强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暴烈的内部矛盾。

而苏联的军事全球化道路，必然导致其出现修正主义。游牧民族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度，其民主的范围局限在军事贵族当中，所以其本质上是贵族政治，而非是大众政治。这也是在18世纪的沙俄帝国还存在“农奴”，苏联时期民用物资始终短缺，解体后的俄罗斯寡头林立的主要原因——军事文明自古以来轻民贱民，贵将崇军。因为游牧军事文明是寡头统治而不是大众统治，而这与马列主义的将权力赋予大众的本质属性相矛盾。所以在苏联灭亡后，俄罗斯兴起的“皇俄派”，敌视列宁而崇拜斯大林，就是因为列宁主义中的革命属性极强，而革命会赋予人民大众以社会的主导权，这一点与俄罗斯的军事文明传统相冲突。

普京曾开诚布公的谈论起国家的命运。他问身边的人，谁才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叛国贼。但并没有等待属下们回答便说，“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怯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大家都懂，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指的又是哪一群人呢？

军事文明的国家，由于其整个社会要围绕军事这个中心而运转，那么必然出现类似于满清八旗、蒙元怯薛军（禁卫军）、奥斯曼的耶尼切里（禁卫军） 这样的军事特权群体。因为这样掌握了国家军事机器的群体，可以在军事扩张的国家道路上，长期垄断权力。

所以，苏联的寡头政治土壤就极其“肥沃”，这也是苏联变修的内在动力。苏俄时期的老人政治——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垄断，或者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寡头——对于俄国油气资源的经济垄断，实际上与垄断人口资源的军事贵族领主是一脉相承的。

这就是游牧军事文明贵族民主政治的遗存——寡头“领主”型社会结构，社会的统治者，可以决定寡头“领主”阶层某个个体的命运（因为强力的权力秩序赋予的权限），却要“讨好”其整体以获得统治的权力（因为其最高统治权的来源是寡头“领主”阶层的集体民主决策）。这就是草原上的“大汗”必须带着各个军事的领主来南下侵掠物资的原因，只有军事胜利带来的利益，才是“讨好”整个军事贵族阶层从而保有权力宝座的关键。

这其实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明已经获得了对美的战略优势，但是仍然不断地对美发起全球攻势的内在原因——因为虽然这种扩张对于苏联整个国家来说不利，但是对于军工&军事集团来说，确是稳赚不赔的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时苏联在70年代和平时期的军工支出占比常年占据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至1985年甚至达到了财政支出的50%，与战时国家相差无几。

以1976年为例，美国的军费开支为910亿美元，苏联的军费却高达12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GDP是苏联的3倍。苏联的GDP才0.69万亿美元，美国有1.87万亿美元。70年代苏联军费普遍高达GDP12%以上，对比2000年以来中国国防支出占GDP比重长期在2%以下。

这种资源错配，这是特权阶层、军事寡头群体的最优解，却不是苏联的最优解，因为这种社会资源的投入，没有匹配的回报。这种长期以来，小团体绑架全社会的决策模式，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持续不断地失血，这才是苏联解体的“内因”。

那么为什么苏俄的军事扩张道路，或者说军事全球化方案就不灵了呢？这个时候外部的世界形势又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就是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二战后殖民帝国被拆解后，原有的大帝国四分五裂，国际版图从数强对立转化为小国林立。

二战后欧洲都碎成这个样子，更不用提彼时还处于殖民地状态的亚非拉。

本来的英国那可不是英伦三岛，那是英联邦，所占土地遍布五大洲，数千万平方公里。

本来的法国也不是法兰西，在非洲、亚洲都拥有着广阔的殖民地。

而奥斯曼帝国解体，更是分裂出了中东、北非、小亚细亚三个地理板块的一大堆国家。

奥匈帝国解体，从此分成了形同陌路的奥地利和匈牙利。

原来地球村也不过就几十个玩家，二战到冷战这个阶段扩充到两百个。小国林立，参差不齐，在原有帝国的废墟上站起来了几个小国，有的富得流油，有的穷到吃土，内部的矛盾也陡然加深。

（刚果战争，被誉为非洲的世纪大战，本来都是反帝反殖民的穷哥们，结果因为利益、宗教、种族问题打成一锅粥）

但乱归乱，却给军事征服带来了困难，原来拿下一个首都就能签条约，现在需要拿下五个省会，要五次友邦惊诧。这就令军事大国非常郁闷。征服一个大帝国，其实要比征服一个“散装地区”更为容易。

出兵一个国家，所能收获的利益有限，但同时呢却骂声一片，引来强大的反噬，比出兵一个大国干脆利落的吞并差了很多。

这就导致有很多小国在大国边上反复横跳，其实不一定是他自己有什么实力，而是大国考虑国际观瞻，迟迟难以下定决心打破平衡。不然就他们那仨瓜俩枣，早就给他们扬了。

其二：就是大国在背后支持小国打消耗战，制约大国的入侵

按说现在五常的军力和周边的小国形成了碾压，只要是五常打小国，基本上是没什么悬念的。

可是五大善人之间嘛，哈哈，也只能说竞争关系。

自抗美援朝后，五常之间从未直接刀兵相见，即使是朝鲜战争，我们的对外口径也是志愿军。对吧，我华夏大地民风彪悍，好打抱不平，最看不上仗势欺人之辈，数十万好汉异域扬威，自发成军就能把联合国军打到妈都不认识。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但这就是个台阶，我给你了，你下不下吧。

所以现在五常入侵小国，不仅是风险收益比相较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扩张更差了，而且一旦小国背后有人，你还真未必能打的下来，就算打下来了治安战也能耗死你。

比如说：英法入侵埃及，意图夺取苏伊士运河，然后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对英、法、以，写了一封信：“要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入侵你们，敢问阁下该如何应对呢？”

比如说：美国入侵越南，要推翻越共政权，中国说“我给你画条线，北纬17度以北，你不要过来，勿谓言之不预。”

比如说：苏联入侵阿富汗，分分钟拿下首都。然后和一穷二白的游击队一打仗，发现表面看起来和山谷野人无异的游击队竟然有美国的弹药、西欧的通讯器材和日本的医疗箱，还有用之不竭的便携式火箭炮。

这其中最漂亮的可能就是对印自卫反击战，就趁着美苏古巴掰腕子的时候，解放军乘风而去，御电而回，只留下三哥看着永远被打碎的大国梦黯然神伤。

打小国不仅风险高，收益差，万一小国背后有人，你能不能打下来还两说。打下来能不能站得住也两说，要不怎么说阿富汗是帝国坟场呢。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国对小国也不得不非常克制。这就是古巴存在至今的原因。

其三：大国之间达到无法互灭的平衡

那咱们疯狂一点，干脆挑起来五常之间的灭国战，那要是灭掉了，剩下的国家不就是一盘菜吗。

大点干，早点散，他希特勒要是没胆子，能踩着欧洲发动世界大战吗，到死也就是个落榜的美术生、无家可归的负伤老兵。

这个呢，也不可能。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战争已经不再局限于战场，前线后方并无明显的区别。

简单点来说，柏林不怕被轰炸，因为还能修地下掩体，第三帝国的精英和主要的工业能力不受影响。

可柏林怕不怕原子弹呢？

日本为啥挨了“二次原”就投降了，因为死的人多？别闹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分子在乎死人吗？都准备一亿玉碎了这不是求仁得仁嘛，咋没本事对美国大喊一声：“让核武器来的更猛烈些吧”。

原因就是他们防不住，他们发现如果美国对东京投放原子弹的话，天皇、大本营、高级军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故旧僚属”等整个统治基层，是真的会和老百姓一起玉碎的，于是就麻溜利索的投降了。

呸，一群懦夫。

发动战争的决策者群体，特别是其背后的统治阶层，在面对核武轰炸乃至于未来可能更大威力的战略战术武器面前，事实上和普通士兵的死亡率是趋近的。这个事实会让决策者猛然惊醒，然后自我克制。

如果打仗的领导层被整体消灭了，然后政权落入到主和派——原来的政治对手手中，开始和对方议和，这个账怎么算都算不明白，于是我们发现，虽然五常龃龉不断，但断然没有一个国家领导层会轻言核武和毁灭打击。

退一步讲，就算是现在的人防工事能够防住核武袭击，但只要不可能把军政人员全都防起来，底层军政人员和百姓就会一直陷入到被核打击的恐慌中，苏联社会就一直做着核武攻击和被核弹洗地的假想，结果拖到最后老百姓耗光了所有的热情。

嘴炮的都是梅德韦杰夫这样的边缘人员，他说用核武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法用核武。

据新华网报道：北京时间2022年1月3日，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所以，在核平衡的时代，军事全球化的路线必然是走不通的。因为军事手段达不到政治的目的，而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没有结果的事情是无法成功的。

工业化，让大众成为了军事的主导性力量，这是社会主义苏联崛起的时代背景，是生产力的发展让这个帝国主义的吊车尾成为了两极之一。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变化，走了修正主义的苏联失去了革新的能力，于是也被时代淘汰。

这个时代的核心变量就在于——核平衡，它封印了军事手段来建立全球秩序的道路，于是军事全球化的道路，就被被经济全球化的道路取代了。

【本文完】

瓦格纳兵变解决之后，俄国走向何方？

【原作于2023年06月25日首发于《畅明谈宏观》微信公众号】

一、瓦格纳兵变与普京势力的“左右互搏”

俄罗斯的瓦格纳部队发动兵变，要求国防部的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走人。他们迅速占领了俄罗斯南部军区的后勤枢纽罗斯托夫，随后普京也发表讲话称瓦格纳与其首领普里戈金的行为为叛乱，并号召各路俄军平叛。

这个变动可谓是石破天惊。

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戈金原本是普京的心腹，其曾经作为普京的“御用厨师”而颇受提拔，后来受命组建了瓦格纳佣兵集团，大量招收了绍伊古军改中被淘汰下来的老兵，并且大量吸收囚犯等亡命之徒。这股力量一直是俄罗斯对外进行军事投射的“灰手套”，更是普京一手“投资”起来的“私兵”。

简单来说，普京与普里戈金的关系，就好比是张作霖与张学良的关系。虽然资源是普京出的，但是普京对这支队伍的掌控力度却不大。因为这支军队的具体指挥与组织工作的都是普里戈任一手操办的。

左手是绍伊古等的国防部，右手是普里戈金的瓦格纳以及卡德罗夫的车臣军，普京原本的军事力量格局，是正规军与“私军”互相牵制的，倒也算得上是平衡状态。但是此次瓦格纳发动兵变，无论最终谁胜谁负，都是普京军事力量的一次削弱。因为无论是左手砍了右手，还是右手打了左手，都是身体的受损。

普京原本是克格勃出身，其重整与掌握了前苏联强力部门的组织体系，被称作希拉维克集团，这是普京的基本盘。而叶利钦为代表的亲西方派由于在俄罗斯运作不下去，所以将政权交由普京继承，这是普京的第二股支持力量。而由于普京对俄罗斯主权年的支持与维护，使得大量皇俄派也把普京当做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合作对象，这是普京的第三股政治力量。这三股力量各自敌对，各不相容，但是却都能为普京所用，在普京身上都能找到实现自己目标的预期。

所以对于这次瓦格纳的兵变，普京的应对策略必然是“攻心为上，攻军为下”。因为这矛盾冲突的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着自己，所以和平的解决方案是普京的最优解。

而在兵变的另一方，瓦格纳的普里戈金实际上也是始终保持着克制，以一种示威、兵谏为目的而展开行动。因为如果真要发动旨在夺取政权的军事行动，是不会在远隔首都千里之外发动的。而且在这一行动之中，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瓦格纳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南部军区的后勤与指挥中心罗斯托夫，而在乌克兰前线的俄军也没有发生恐慌。这就表明瓦格纳的举事实际上有着广泛的前线将士的群众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普里戈金在向莫斯科进军的途中，始终没有提出有效的政治主张，其诉求以打击国防部的绍伊古与格拉西莫夫和保留自己的独立地位为主，以扩大俄乌战争的规模为辅。这种诉求的提出，就是建立在普京还是俄罗斯的“掌门人”前提下的，所以这支“武装集会”的队伍在向莫斯科进军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把自己谈判筹码做大，而并不是为了推翻普京的政权。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是瓦格纳的举动得到了前线军事集团的支持，所以他们能顺利地通过南部防区，并且在向莫斯科进军的途中全速前进。其二是瓦格纳与普里戈金此次行动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没有针对普京的选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瓦格纳作为一个机械化的“轻骑兵”部队，没有空天部队与持续性的补给支持，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只是轻装前进，本质上没有军事上的威胁性。因为按照这种模式，即便瓦格纳占领了莫斯科，也会陷入到俄罗斯国防部队的合围当中，因为前线才是瓦格纳的根据地，莫斯科恰好是国防部绍伊古势力的根据地，在乌克兰前线瓦格纳才有可能形成割据之势，在莫斯科瓦格纳就是陷入到了重围。

所以瓦格纳的筹码最大之时，就是其向莫斯科飞速前进之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即瓦格纳抵达莫斯科“六环”后，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之下原地解散，拿着丰厚的回报安全离去。

总的来说，无论是瓦格纳还是普京，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乌克兰；而且他们也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所以这场兵变，本质上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其对于俄乌战争的大势并没有什么改变的作用，这本质上是俄罗斯前线军事集团与国防部后方集团的一次较量与博弈，这矛盾的双方都依附于与普京的势力，所以当普京表态该收场的时候，这场石破天惊的行动就瞬间消解了。

二、皇俄的态度与普京的统御之术

在这场兵变中，俄罗斯国内有两方的态度尤其值得关注。一个是皇俄派的态度，另一个是前线俄军集团的态度。这二者都是呼吁和平解决的。

皇俄派的图腾，杜金与斯特列科夫，都发出了反对兵变和平收场的呼吁。杜金是皇俄理论的大宗师，是皇俄思想的源头；斯特列科夫是收复克里米亚的最大功臣，是皇俄派武功的代表。这二人一文一武，都对此次兵变表达了反对态度，可以说在政治上就否定了此次兵变的合理性。

俄罗斯目前的三大政治派系中：

自由派亲西方以对欧洲的能源贸易为其经济基础，这一派在俄乌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遭到了俄国和美国的双重打击，基本上已经是人被各部门清洗，财源十去其八，而在俄国与中国贸易进展一日千里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态位会被亲中派占据，所以是最没有实力和希望的一股势力，基本出局；

希拉维克集团是俄罗斯的建制派，其是普京的基本盘。他们的主张是国家利益至上，与西方的交往要兼顾俄罗斯的主权，与中国的合作要以利益为导向。由于其成员多为政府强力机关成员，所以其势力在政治领域尤盛，而在军方则不如皇俄的势力大。所以其在俄乌开战之后，也不断遭到挑战。国防部的绍伊古与格拉西莫夫就是普京用来压制军内皇俄势力，控制军权的重要人物。这一派在俄乌战争这种真刀真枪的军事斗争中，总是差着火候，疲于应付；

皇俄派是一个思想主导的派系，其成员不因经济利益或者权力关系为纽带，而是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为主要的结合基础，所以其成员分布广泛但是以中下层人员为主。这一派中很多人脱胎于前苏联的军事体系，如收复克里米亚的首功之人——斯特列科夫，就出身于苏联的军人世家。这些人在苏联解体后，不服输，不放弃斗争，越挫越勇，始终希望用军事手段恢复沙皇俄国/红色帝国的大俄罗斯版图。这些人没钱没势，但是意志顽强且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在军中可以说是根基深厚。曾经沙皇后裔的婚礼，就是找了很多俄罗斯现役军人来担当，可见其在军中渗透之深。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孙的婚礼，其中担任礼仪的卫兵皆为俄罗斯现役军人）

对于普京来说，自由派不堪一击，因为俄罗斯的经济本质上是自然能源，必然要受到权力体系的管控，所以自由派逃不出普京的手掌心。但是皇俄派虽然看似穷困，却根植人心，扎根于军队，是在未来具备掌权资格的政治势力。所以普京对于皇俄派，也是一方面任用之，另一方面忌惮防范之。这就是收复克里米亚之后斯特列科夫被雪藏多年的原因，也是杜金始终没有一官半职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原因。

但是皇俄派的势力却一直在悄然发展。

如果经济发展得越好，那么自由派就越强。但是自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断“脱钩”，经济也不断下行，这种局面对于皇俄派的扩张是极为有利的。所以在俄乌开战之前，实际上俄罗斯国内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越来越强的皇俄派军方势力造成的不稳定与越来越弱的自由派经济利益之间不平衡不匹配的矛盾。所以对于普京来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压制皇俄派，那么很可能会迎来很多风险，比如针对俄国首脑的传统——“被中风”，或者下层军官的独走，或者某些势力的军事政变，这些风险的承担者都是普京及其政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乌战争是一个比较好地释放皇俄派能量且将矛头转移向外的项目。乌克兰的土地其实并非俄罗斯必取之物，尤其在已经获得了克里米亚和黑海出海口之后，但是对乌克兰的收复行动无论成败，都可以将俄国国内皇俄派的焦点从国内转向乌克兰，所以俄乌战争是普京必须打的一仗，这一仗既可以抵御北约的扩张，也可以稳定俄罗斯国内的形势。因为战端一开，那么普京就成了自由派活命的保护神，也是皇俄派的后勤供应者，所以看似普京凶险备至，实则驱虎吞狼反而成为了各方无法替代的“最大公约数”。

普里戈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正是皇俄派们早就想做的事情。但是普里戈金的行为得不到皇俄派的支持。因为普里戈金说过去乌克兰对顿涅斯克的平民炮击都是假的，这就否定了当年克里米亚事件和现在俄乌战争的正当性，这是皇俄派们所不能接受的。而且在大敌当前的时刻，皇俄派在前线与乌军对峙，此时若真是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发生流血冲突，破坏了对乌克兰的前线态势，那么这也无疑是皇俄派不能接受的。

所以皇俄派以及前线将士基本上都反对这次瓦格纳的兵变行动。如果不是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那么恐怕皇俄派踊跃加入还来不及，这就证明了普京在俄乌战争中决策的正确性，只有抢了皇俄派的戏份，才是在俄罗斯坐稳江山的关键。所以这次瓦格纳兵变之后，皇俄派的多个军事集团对普京都表示了效忠，并且前线指挥集团的苏罗维金也很可能获得升迁，这也使得皇俄派得到了满足。

在这场变故中，白俄的卢卡申科，前线的苏罗维金，车臣的卡德罗夫，自由派的梅德韦杰夫，皇俄派的斯特列科夫和杜金，这些势力重新形成了对普京的拥护与联盟。这时候的输家就是国防部的绍伊古与格拉西莫夫。但是他们二者只要普京在位，就不会遭到反攻倒算，仍然可以在参谋部发挥作用，这就像郭松龄叛变后暂时失去军权的杨宇霆一样。

只要抓住了经济不利，皇俄派势力暴涨这条暗线，就可以对俄罗斯发生的各种事件看得明白了。俄乌战争与此次瓦格纳兵变，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普京集团走了皇俄派的路，反而让皇俄派无法发力，最后只能在普京政权的体系下去跟着走，这就是普京的统御之术。相当于给俄罗斯打了皇俄派的“疫苗”，使得真正的皇俄派暂时能被建制派压制住，从而保证俄罗斯的大致稳定。

三、俄国的历史经纬

对于普京，我们还应该看得更深入些。那就是普京属于俄罗斯历史上的哪路统治风格，其后续发展会如何。

1、“白皮黄心”的俄罗斯人

虽然俄罗斯的主体民族是白种人，但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却是被东方军事文明所塑造出来的。俄罗斯民族是斯拉夫民族中“东支”安特人的一部，其国家起源是莫斯科大公国（泽连斯基还在研究给“俄罗斯联邦”改回“莫斯科公国”的可能性）。而所谓的莫斯科大公国就是建立在速不台以一万蒙古骑兵歼灭东欧6万联军之后，众多公国被摧毁，大量的斯拉夫人逃亡到莫斯科形成的。

而东正教是最识时务的，蒙古人还没来，就开始号召百姓不要抵抗，献上金银和女人。这个莫斯科大公国也是以顺从，通婚深得蒙古金帐汗国的欢心，于是蒙古人把对各诸侯收税的任务就交给了他们。在蒙古人的征服和扶持之下这才有了莫斯科公国的崛起。

所以欧洲人给俄罗斯人的定义就是“蒙古混种”，实际上把他们归为了白皮黄心的东方军事文明的一类。而俄罗斯的民族特点和国家结构中也确实大量吸收了东方军事文明的特点，那就是在国家层面的集体主义。一般的西方国家都是奉行个人主义的，这与他们缺乏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有关，但是俄罗斯人是见识过游牧帝国是如何统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在运营国家时的集体主义方案。

所以俄罗斯帝国最著名的缔造者“伊凡雷帝”就是一个典型的“白人秦始皇”：

（1）也是幼年登基，依赖母族势力被捧上王位。在一堆王公贵族的阴影下极限反杀夺回权力避免了傀儡的命运；

（2）自其亲政开始，就开始了加强国家力量削弱贵族的“法家”改革，建立了沙皇特辖制，其用意是反对大贵族分立主义，打破了领主政体对沙皇的一切权力限制，建立了一个白人的东方式体制的国家。

（3）建立国家直辖军：限制按门第选任军官的制度，建立常备军——沙皇的直属部队。这次改革奠定了俄国军队的归属问题，将领主的军队变为了国家的军队。

这几条下来，基本就完成了对斯拉夫人的“东方军事化”改造，所以沙俄在在封建时代一直都是欧洲的强权，在俄罗斯折戟沉沙的欧陆豪杰数不胜数，比如像瑞典的卡尔十二世、拿破仑、希特勒。这是因为东方化的俄罗斯人在遭到入侵的时候往往会爆发出总动员的能力，正所谓万里江山万里营，百万人民百万兵。这种国家总动员+整体战的体制对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来说就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