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陷恶性循环！美国处十字路口，右翼若长期执政将改变走向

1990年，三位怀抱信念的知识分子共同创立了《美国展望》。

正如这份刊物的名字所传递的那样，它承载着对国家前路的深切期许与光明构想。

然而在35年过去后，其中两位创始成员却彻底转变立场，开始以尖锐视角审视他们曾寄予厚望的国度。

当深入阅读他们的最新论述时，不得不承认，其洞察之深刻，几乎精准命中美国当下的症结所在。

赖希在其新作《身高不足：我的美国回忆录》中，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国家命运相勾连。

他自述身高约一米五，在童年时期因身材矮小频繁遭受同龄人欺凌。

他以此为隐喻，指出今日美国政治生态已演变为一场强者施压、弱者承受的持续对抗，而掌握权力与财富的精英群体正稳居优势位置。

这位出生于1946年的思想家，与特朗普和克林顿同属一代人，亲历过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岁月”。

也见证了里根时代开启的保守主义浪潮如何重塑社会分配格局，使贫富鸿沟迅速扩大。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政治主张经历了明显的演化轨迹。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是民主党内部极具影响力的政策顾问。

曾先后为哈特、蒙代尔、杜卡基斯以及克林顿等多位总统竞选人提供战略建议。

彼时的他聚焦于产业升级与高素质劳动力培育，倡导通过政府引导推动产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方向转型。

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工会议题并未占据核心地位，其思想倾向更接近专业治理型官僚而非草根动员型民粹。

最富转折意味的，是他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期间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态度的变化。

他在1997年的回忆录中坦言，当时自己曾坚定支持NAFTA，并认为低技能劳动者应当“提升自身能力以适应全球化竞争”。

但在新书中，他坦承：“每次面对镜头为这项协议辩护时，内心都充满不安与羞愧。”

如今的他断言，从NAFTA到对华经贸开放的一系列决策，酿成了“经济受损与政治失序”的双重后果。

这些政策不仅削弱了本土制造业基础，更成为2016年特朗普现象崛起的重要催化剂。

这一认知转变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结构持续恶化的现实图景。

NAFTA沉重打击了南部工业带的蓝领社区，而后续的对外贸易安排则进一步瓦解了中西部“铁锈地带”的就业根基。

许多当年参与制定政策的民主党人士后来都公开反思，未能预见这些经济选择所引发的政治反噬。

美国政治的深层矛盾

如果说赖希的分析更多聚焦于经济层面的断裂，那么另一位作者则描绘出一幅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全景。

在《美国矛盾：1950年代至今的革命与复仇》一书中，作者试图解答一个根本问题：

为何追求平等的社会进步，反而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弹？

二十世纪下半叶，自由派主导了一场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变革。

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不仅改变了种族关系格局，也为女性、LGBTQ+群体及其他边缘社群提供了抗争范式。

在司法裁决、主流媒体与民主党政治力量的支持下，这场运动推动美国社会迈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

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种对更广泛正义的追求，也在进步阵营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自1960年代中期起，传统劳工组织逐渐与黑人权利运动、女权主义、环保倡议等新兴社会力量产生疏离。

当工会因其历史上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排斥行为遭到质疑，并因支持越南战争而被左翼批判时，其在进步话语中的道德正当性开始动摇。

工人阶级争取生存尊严的努力，恰与多元平等的社会变革在同一历史节点展开。

本可彼此支撑的两股力量，却因时机错位与价值冲突陷入对峙状态。

早在克林顿或奥巴马执政之前，劳工权益早已不再是民主党建制派的核心议程。

即便在民主党长期掌控国会的时期，他们也从未推动通过任何真正有利于私营企业组建工会的立法。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政治始终处于一种高度僵持的状态。

从1992年至2020年的八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七次赢得全国普选票多数。

但由于选举人团制度的存在，人口稀少州享有过度代表权，使得共和党得以在两次普选失利的情况下仍入主白宫（分别为2000年与2016年）。

这种制度性失衡背后，折射出的是人口结构变迁带来的深层震荡。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一度被许多人视为“后种族社会”的开端，结果却意外点燃了白人保守群体的身份危机感。

右翼势力迅速集结反击，而民主党却低估了移民政策、边境管控等议题所蕴含的政治烈度，正如他们早年忽视贸易议题可能引发的愤怒一样。

当前美国政治的关键演变，与其说是两党之间的极化加剧，不如说是共和党自身的极端化跃迁。

当特朗普成功掌控共和党组织架构并影响最高法院人事布局后，美国宪政体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种相信“历史的道德弧线终将趋向正义”的乐观信条，或许只是特定时代的幻觉。

自由与平等从来不是自动延续的遗产，它们必须由每一代人主动捍卫、不懈争取才能维系不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