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钢苑律师刑事律师团队：七旬老父杀子案的法律衡平与人性考量

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0年1月5日，云南省腾冲市一名七旬老人王老伯（化名王某某）因长期遭受儿子小王（化名王某1）的家庭暴力，在多次调解无效后，购买毒药“附片”意图毒杀儿子，后因儿子酒醉倒地，改用电线勒颈致其死亡。案发后，王老伯主动报警并谎称儿子酒醉死亡，但经公安机关侦查，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法院审理查明，小王长期吸毒、酗酒、赌博，多次对父母实施殴打、辱骂及索要钱财，且曾因家暴问题经社区调解。王老伯作案时已年满75周岁，归案后具有坦白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王老伯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属于“情节较轻”，综合考虑其年龄、家庭背景、被害人过错及社会危害性，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没收作案工具。（案例来源：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5刑初158号刑事判决书）

完整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使用电线勒颈致其子被害人王某1死亡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本案系家庭生活矛盾引发，被害人王某1生前存在重大过错，王某某因不堪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属于特别恶劣或手段特别残忍，依法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王某某犯罪时年满七十五周岁，具有坦白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结合其作为瘫痪妻子的唯一扶养人现状及社区矫正评估意见，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二、法理分析一：被害人过错与“情节较轻”的认定依据

本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认定标准。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一般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实践中，“情节较轻”通常限于防卫过当、义愤杀人、长期受虐反抗等情形。本案中，法院将王老伯的行为认定为“情节较轻”，主要基于被害人小王的重大过错。小王长期对父母实施家庭暴力，多次因吸毒被行政处罚，并通过殴打、辱骂等方式索要钱财，其行为严重违背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序良俗，直接引发了王老伯的极端反抗。这种过错不仅减轻了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也反映了犯罪的社会背景特殊性。

从证据链看，小王的家暴行为有调解记录、证人证言及王老伯身体伤痕佐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因被害方过错或基于义愤引发的杀人案件应酌情从宽”的精神。此外，王老伯的犯罪动机并非预谋恶性犯罪，而是长期压抑下的无奈反应，其购买毒药后未立即使用，转而用电线作案的行为，表明其犯罪意图存在渐变过程，这与蓄意谋杀的社会危害性存在本质区别。法院的认定体现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既保护生命权，又兼顾家庭伦理与人性困境。

三、法理分析二：缓刑适用的社会基础与法律条件

对王老伯适用缓刑，是本案裁判的另一焦点。缓刑的适用需同时满足《刑法》第七十二条的条件：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无再犯危险性且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本案中，王老伯年龄超过75周岁，符合《刑法》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其坦白和认罪认罚情节，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危害性。更重要的是，腾冲市司法局的社区矫正评估认为其“适用社区矫正”，而王老伯作为瘫痪妻子的唯一扶养人，若实刑监禁可能导致家庭崩溃，衍生社会问题。

法院的判决平衡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家庭暴力案件中的“以暴制暴”行为，若一律严惩，可能忽视受害人的长期苦难。本案裁判通过缓刑给予被告人改过机会，同时借助社区矫正机制进行监督，既维护司法权威，又体现人文关怀。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判决并非鼓励私力救济，而是警示社会需完善家暴干预机制。若社区调解、公安机关处罚能更有效阻断暴力循环，或可避免悲剧发生。

本案折射出家庭暴力中受害人与施暴人角色反转的复杂性问题。作为律师和法学教授，我认为法院的裁判要旨深刻阐释了刑法谦抑性原则——法律在惩罚犯罪时，需考量人性弱点与社会伦理。公众应从此案中汲取教训：家庭暴力绝非“家务事”，而是涉及刑事犯罪的社会问题；司法机关则需继续细化“情节较轻”的认定标准，为类似案件提供更明晰的指引。最终，法治的目标不仅是惩恶扬善，更在于修复社会关系，推动建立有效的家暴防治体系。

包头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包头专业律师团队，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擅长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与代理，成功办理一系列重大有影响力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团队秉持专业、精英、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