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千里赴湘寻一老农妇：她是主席始终放不下的故人

2012年，成都，整个城市因为一封信，彻底绷紧了神经。

事情的起因，是一场名为“阿里郎——中朝美术作品展”的活动。

布展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眼看第二天就要开门迎客，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而祥和。然而，平静之下，往往暗流涌动。

负责人马太平，是个做事认真的人，认真到有点过了头。

那天晚上，他看着展厅里一件格外珍贵的展品——一封信，越看越觉得不踏实。

展馆的安保措施固然严密，但在他看来，总有那么点“万一”的可能。

于是，一个在他当时看来无比英明的决定诞生了：把这件宝贝带回酒店，随身保管。

毕竟，天底下最安全的地方，还能有比自己眼皮子底下更稳妥的吗？

事实证明，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往往就是人的眼皮子。

马太平小心翼翼地将信件装进一个袋子，叫了一辆出租车。

或许是心中装着国宝太过紧张，又或许是夜色下的成都太过迷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安全第一”，结果下车的时候，匆匆付了钱，推门就走，动作一气呵成，潇洒利落。

车门一关，油门一踩。车走了。

那个装着珍贵信件的袋子，也走了。

它被孤零零地遗忘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

几分钟后，当马太平站在酒店门口，下意识地一摸口袋，准备拿出房卡时，他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那个袋子呢？

他全身的血液仿佛在刹那间凝固，冷汗唰地一下就冒了出来。

他疯了似的冲回马路边，可茫茫车海，哪里还有那辆出租车的影子。

与此同时，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跑完了当天的最后一趟活，正准备收工回家。他打扫车内卫生时，发现了后座的袋子。

李师傅是个实在人，心想这也就是哪个乘客落下的普通玩意儿。

他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封泛黄的信，上面的字他瞅了几眼，也没瞅出个所以然。

在他看来，这可能就是谁家的老信件，不值什么钱。

于是，他顺手把袋子带回了家，往沙发上一丢，转头就去忙活别的，压根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他不知道，他随手一丢的，是一件足以在成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国宝级文物。

而另一边，马太平的世界已经崩塌了。

他全身颤抖着冲进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说话都带着哭腔。

那一夜，他彻夜未眠，双眼布满血丝，悔恨的泪水能把自己淹死。

他不再是马太平，他成了“马大哈”，一个可能要被刻在中国文物界耻辱柱上的名字。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成都都动了起来。

电视台滚动播出寻物启事，报纸头版刊登着信件的照片，警方的效率更是开到了极致。

天网监控被一遍遍地回放，全市上万辆出租车的GPS定位信息被逐一排查，微博、微信，所有能用的社交平台，都在疯狂转发这条寻物信息。

马太平每天都在镜头前煎熬，他面对记者，几度哽咽，反复说着“我对不起大家，我是罪人”。那种发自肺腑的自责与悔恨，让每一个看到新闻的市民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三天三夜，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索。

在排查了三千多辆出租车之后，警方终于锁定了目标——李师傅。

当警察敲开李师傅家门，说明来意时，他才猛地想起沙发上那个被遗忘的袋子。

当确认电话打到马太平那里时，电话那头只传来了一句平静而有力的话：“东西，找到了，完好无损。”

马太平，这位七尺男儿，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当着所有人的面，嚎啕大哭。

那哭声里，有失而复得的狂喜，有如释重负的解脱，更有对自己荒唐行为的无尽忏悔。

他在记者面前激动地说：“我之前是马大哈，现在又是马太平了，因为真是太平了。”

风波平息，信件被护送回展馆，顺利展出。

经此一役，这封信的名气彻底打响了，成都市民蜂拥而至，都想一睹这封搅动全城的信件的真容。

人们发现，这竟是抗美援朝烈士毛岸英的亲笔家书。

然而，更大的谜团浮出水面。

信的收件人，不是亲人，不是战友，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孙嫂”。

孙嫂是谁？

她和毛主席一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毛岸英，这位伟人之子、国家英雄，为何会给一个看似普通的妇人，写下如此情真意切的长信？

所有人的心中，都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而要解开这个问号，我们必须把时间的指针，狠狠地拨回到八十六年前的那个冬天。

01

1926年，长沙，望麓园1号。

一个名叫陈玉英的女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在这座宅院的门口。对她而言，这扇门背后，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陈玉英，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孙嫂”。

她的人生，前半段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苦。

出身贫寒，十岁帮工，从小就给人当了童养媳。

三十年来，她过着非人的生活，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人格和尊严更是无从谈起。

她的世界，从来没有过“尊重”这两个字，只有无尽的劳作和卑微的生存。

这一次，经人介绍，她来到毛泽东家做保姆。

她不知道这家男主人的身份，只听说他是个“搞革命”的。在陈玉英朴素的认知里，这大概不是什么安稳的差事。

开门的是一位女子，她身怀六甲，行动略有不便，但眉眼之间，满是温柔。她就是杨开慧。

杨开慧看着眼前这个局促不安、衣衫朴素的女人，没有半分雇主的架子，只是微笑着对她说：“你来帮我们，我们不分彼此上下，我和你是朋友。”

朋友。

这个词，像一道温暖的光，瞬间劈开了陈玉英三十年的黑暗人生。她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在她的世界里，东家和下人之间，只有主仆，哪来的朋友？

就这样，陈玉英留了下来，负责照顾杨开慧和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起初，她还是恪守着做下人的本分，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每次上街买菜回来，她都会把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一根葱、一块豆腐花了多少钱，都要一五一十地向杨开慧汇报。

在她过去三十年的经验里，这是规矩，是本分，是防止被主家猜忌的唯一方法。

可杨开慧听了几次后，却温和地拉着她的手说：“孙嫂，以后不用这样，家里信得过你，用多少就是多少。”

这是一种全然的信任，不带一丝一毫的怀疑。陈玉英的心，被这股暖流彻底融化了。她开始慢慢地相信，自己或许真的遇上了好人。

这种“好”，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那个年代，一个热水瓶算是家里相当贵重的物件了。有一天，陈玉英失手打碎了热水瓶，吓得脸都白了，心疼得当场就哭了出来。她已经做好了被严厉责骂的准备。

然而，杨开慧跑过来，第一件事不是查看碎片，而是安慰她，扶着她的肩膀说：“别哭别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陈玉英知道，杨开慧嘴上说得轻松，心里肯定也是心疼的。一个热水瓶，对这个本就不富裕的革命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是在杨开慧眼里，一个人的心情，远比一个热水瓶重要。她宁可自己心疼物件，也不愿让孙嫂为此难过。

杨开慧曾在手稿中写道：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她不是在说一句空话，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行着这份信念。

（二）

这个家的男主人毛泽东，同样用他的方式，给予了陈玉英家人般的温暖。

根据孙嫂后来的回忆，毛泽东的生活极其简朴，不讲究吃穿。他常常只有一件白衬衫换着穿，所以洗衣服、穿衣服都得有计划。有一次，他要出门开会，那件唯一的白衬衫恰好被孙嫂洗了，还没干透。孙嫂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自责。

毛泽东见状，非但没有半句责备，反而笑着安慰她，让她不要放在心上。那天，这位后来搅动中国风云的伟人，就穿着一件旧的灰布褂子出门开会去了。

后来，孙嫂随他们一家到了武昌，人生地不熟，有一次出门竟迷了路。她不识字，急得满头大汗。毛泽东知道后，亲自找来一根布条，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她的名字和住址，然后细心地帮她系在衣扣上，温和地叮嘱她，以后再迷路，就拿着这个布条给路人看。

他没有说教，没有命令，只是像一个体贴的兄长，为一个不识字的妹妹，想出了一个最稳妥的办法。这份细致与亲切，是刻在骨子里的，是装不出来的。陈玉英将那个布条视若珍宝，也彻底将这个地方，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

这种家人般的氛围，不仅是陈玉英自己的感受，连周围的邻居都看在眼里。

隔壁的王大婶，起初对毛家颇有微词，觉得他们是“革命党”，成天神神秘秘，来往的人也复杂，在这里当保姆，风险太大。可一件小事，彻底改变了她的看法。

那是一个初春，陈玉英不小心染了风寒，病倒在床。在那个年代，下人生病，多半是自己硬扛，或者被主家嫌弃。可杨开慧却像照顾亲姐妹一样，亲自为她煎药，一口一口地喂到她嘴边。她还把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孩子叫到跟前，小声地嘱咐他们：“孙嫂妈妈生病了，需要休息，你们在旁边画画，不要吵到她。”

这一幕，恰好被过来串门的王大婶看到了。她看到那个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孩子，此刻正乖巧地坐在小板凳上，小心翼翼地画着画，时不时抬头看看床上的陈玉英，眼里满是关心。

王大婶在门口站了许久，什么也没说，悄悄地退了回去。

从那天起，她跟街坊邻居唠嗑时，话锋彻底变了，总是不住地赞叹：“你们是没瞧见，毛先生家那个霞姑（杨开慧的小名），待他们家保姆，比亲人还亲。那哪里是东家和下人，那就是一家人，真真的一家人！”

是啊，一家人。

正是这份超越了阶级、超越了雇佣关系的家人般的真情，让陈玉英心甘情愿地，在往后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这个家，也为这份信仰，赌上了自己的一切。

在望麓园1号的日子，温暖而平静。但陈玉英很快就发现，这份平静之下，涌动着一股她看不懂，却能真切感受到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的家，渐渐成了革命者的秘密据点。那些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人物，如彭湃、蔡和森、夏明翰，在当时，只是一个个穿着朴素、眼神坚毅的年轻人。他们经常在深夜来访，关起门来，一谈就是大半夜。

陈玉英听不懂他们口中那些“主义”、“斗争”的词汇。在她看来，这事儿很简单：毛先生和霞姑是顶好顶好的人，那他们的朋友，也必定是好人。一群好人聚在一起，商量的事情，那还能是坏事吗？

基于这个最朴素的逻辑，她自发地承担起了一个新的角色——哨兵。

每当家里有客人秘密开会，她就搬个小板凳，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一边警惕地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她就像一尊沉默的守护神，用自己最原始的方式，保护着屋里的那点星火。她估摸着里面的茶水该喝完了，就悄悄起身，进去添水，不多问一句，不多看一眼，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深夜，会议结束，客人们需要宵夜。

毛泽东总是会拿出一点钱，塞到陈玉英手里，让她去外面买些包子。而每一次，他都会在最后，格外认真地补上一句：“孙嫂，你也饿了，别忘了给自己也买一份。”

这句话，看似平常，分量却极重。它意味着，在这场她并不完全理解的伟大事业中，她不是一个局外的服务者，而是一个被看见、被关怀的参与者。她和他们，是一起 的。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大革命的风暴骤然转向，失败的阴云笼罩了整个中国。毛泽东必须立刻离开妻儿，赶赴湘赣边界，去点燃那把后来燎遍中国的星星之火。

离别的那天，小儿子毛岸龙还没断奶。陈玉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多希望杨开慧能开口，劝丈夫留下来，哪怕只多待一天。

可杨开慧，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却什么也没说。她只是静静地帮丈夫整理好行囊，眼神里有万般不舍，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拖累。

（三）

毛泽东走了。

杨开慧默默地回到房间，陈玉英跟在后面，看见她将丈夫换下的衣服，一件一件，仔仔细细地叠好，然后珍重地放进一个旧箱子里。

整个过程，她没有掉一滴眼泪，但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悲伤，却让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凝固了。

那一刻，陈玉英似乎懂了。她懂得了这对夫妻之间那种超越儿女情长的爱，也第一次模糊地触摸到了“革命”这个词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牺牲。

丈夫上了井冈山，家里的经济来源彻底断了。日子，一下子变得无比艰难。毛泽民偶尔能从上海寄来一点钱，但对于一大家子人的开销，不过是杯水车薪。

陈玉英的工资，自然是发不出来了。可她从未想过离开。

在最拮据的时候，她甚至把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那点血汗钱，也全部拿了出来，补贴家用。为了做事方便，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她剪掉了自己留了多年的长发，变成了一个利落的短发妇人。为了保护杨开慧和孩子们，她几年没有回过一次老家，甚至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

邻居们都看在眼里，不止一次地在杨开慧面前赞叹：“霞姑，你家请了这样好的保姆，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每当这时，陈玉英总是连忙摆手，脸上带着一丝羞赧和无比的真诚：“莫这样讲，能遇到这样的东家，才是我的福气哩！”

这不是客套话。这是她发自肺腑的认知。

杨开慧一家给了她尊严和温暖，她便以性命相报。这种在乱世之中双向奔赴的情感，比黄金更珍贵，比血缘更牢固。它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度过了整整三年的艰难岁月，也为陈玉英接下来要面对的血火考验，注入了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命运的残酷，从不因人的善良而有所收敛。

1930年10月24日，天刚蒙蒙亮，一股肃杀之气就包围了板仓的杨家老屋。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队”，如同一群嗅到血腥味的豺狼，破门而入。

杨开慧不幸被捕。

混乱中，敌人用粗糙的麻绳，将孙嫂和年仅8岁的毛岸英也一并绑了起来。

杨开慧抱着儿子坐在一辆独轮车上，孙嫂坐在另一辆。车轮滚滚，将他们推出了熟悉的乡间小路，推向了未知的黑暗深渊。

面对凶神恶煞的敌人，在杨开慧身边经历了四年风雨的孙嫂，出奇地镇定。她甚至觉得，能和杨开慧一起走，没什么不好，就算进了监牢，自己也能照应着她们母子。

可杨开慧却不想连累她。在敌人面前，她第一次厉声斥责，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她就是个保姆！帮我做家事的，你们抓她做什么！”

然而，敌人的逻辑里没有无辜。

他们被一同押送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在这里，地狱露出了它最狰狞的面目。

杨开慧每天都要被拖出去严刑拷打。敌人想从这位共产党领袖的妻子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他们得到的，只有沉默和蔑视。

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了孩子和保姆。

他们威胁毛岸英，用母亲的安危逼迫这个8岁的孩子说出父亲的去向。

懂事的岸英，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们又换了一副嘴脸，用手巾包着糖果来引诱他。可这个在红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骨子里早已刻下了宁死不屈四个字。

一计不成，敌人将目光锁定在看起来最“软弱”的孙嫂身上。他们将她拖出牢房，酷刑开始了。

竹条撕裂空气，带着风声狠狠地抽在她的后背上，一道道血痕瞬间绽开。敌人一边打，一边咆哮：“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通信你都知道！你在他们家这么久了，快说！”

孙嫂咬紧牙关，汗水和血水混在一起，她只重复着一句话：“我一个字都不知道！你们要杀就杀我，让开慧先生回家带孩子！”

她知道，自己和杨开慧，可能都活不成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孩子。她一口咬定，岸英姓“杨”，不姓“毛”，他是杨家的外孙，和毛泽东没关系。

敌人的耐心被耗尽，他们用上了更残忍的手段。一根粗大的木棍压在她的腿上，两个刽子手分站两头，用全身的重量踩了上去。骨头碎裂般的剧痛传来，孙嫂几乎昏死过去。这处伤，给她留下了一生都无法愈合的残疾。

但这一切，都还不是最残忍的。

一次动刑时，敌人将毛岸英也带到了现场。他们当着孙嫂的面，用粗糙的手指，在孩子娇嫩的耳朵和身上用力地掐、拧。

孙嫂的脸，霎时间血色尽失。她疯了一样地咒骂着，用尽了所有她知道的恶毒词汇：“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禽兽！”

话音未落，她陡然听见岸英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那一瞬间，孙嫂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她瘫软在地上，发出呜呜的哀哭。她可以忍受自己皮开肉绽，可以忍受自己骨断筋折，但她无法忍受这个她视如己出的孩子，在她面前受此折磨。

敌人开始了魔鬼般的倒数，威胁她再不说，岸英就要受更重的刑。

（四）

在无边的绝望中，为了保护孩子，孙嫂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了。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几件她知道的、关于联络点和来访客人的事情。

回到阴暗潮湿的牢房，她抱着惊恐万状的毛岸英，扑到杨开慧面前，泣不成声：“我叛变了……我对不住你，开慧……也对不住先生，对不住你们共产党……”

杨开慧看着儿子被拧得红肿的耳朵，心如刀割。但她没有责备，只有无尽的温柔和疼惜。她轻轻地抱着孙嫂，在她耳边小声地解释。

孙嫂所说出的那些信息，其实对敌人已经毫无用处。那个交通站早已被破坏，去过家里的同志，郑家奕已经牺牲，廖配秋也早已转移……

孙嫂知道的本就不多，这些过时的信息，根本不会对组织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听完杨开慧的解释，她那颗被负罪感啮噬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在审讯室里被打得无法站立时，是杨开慧和年幼的岸英，一左一右，用他们瘦弱的肩膀，将浑身是伤的孙嫂架回牢房。在冰冷的地上，杨开慧用自己还算干净的衣角，轻轻擦拭着孙嫂背上不断渗出的血迹，声音里充满了愧疚：“孙嫂，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孙嫂流着泪，看着眼前这张因受刑而憔悴不堪，却依然美丽的脸，她摇着头，说出了一句足以铭刻一生的话：“我在为你受苦，可你，又是在为谁受苦呢？”

是的，她终于明白了。杨开慧所承受的，早已超越了个人的苦难。她是在为一个更宏大的理想，为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受苦的人，在承受这份炼狱般的折磨。

她们的命运，早已在血与火中，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敌人见硬的不行，又开始用软的。他们找来各色人等，轮番劝说杨开慧，只要她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可以获得自由。

每见一个人，杨开慧就觉得自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她开始冷静地向孙嫂和儿子交代后事。孙嫂突然想起一件事，提醒道：“开慧，我见你在家里时，总在纸上写东西，写好了就藏起来。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如果我能回去……”

杨开慧缓缓地摇了摇头，打断了她的话，眼神平静而决绝：“不用了，我已经将它们，放到坟墓里去了。”

她没有解释。她把那四千多字浸透了思念、痛苦和坚守的手稿，藏在了板仓老屋的墙缝里。那个墙洞，是她为自己的儿女私情挖掘的坟墓。从今往后，她不再是一个思念丈夫的妻子，她只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一个英勇的革命者。

那一天的早上，天还没有亮透。牢门被“哐当”一声粗暴地打开，几个敌人闯了进来，点名要单独带走杨开慧。

孙嫂的心，猛地一沉。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她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瞬间从地上弹起，用身体死死堵住房门，哭喊着要和杨开慧一起走。敌人不耐烦地推搡着她，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她身上。他们将她拖开，还叫嚣着要把这个“不识好歹”的乡下女人一起杀了。

孙嫂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死死拉住杨开慧的衣角，声嘶力竭地哭喊：“我不怕！我和你们拼了这条老命！”

这是生离死别。

临别之际，杨开慧的脸上，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一滴眼泪。她只是深深地看了孙嫂一眼，平静地嘱咐她，一定要把孩子带大。

“他们长大就好了！你也好。”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孙嫂的心里。

她眼睁睁地看着杨开慧的身影被拖拽着消失在走廊的尽头，除了大哭大闹，她什么也做不了。她一心，只想跟着她一起去死。

敌人粗暴地将她推回牢房，重重地关上了门。

那扇门，隔开的，是生与死。

（五）

杨开慧牺牲了。

孙嫂的世界，也死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是为了一个承诺而活着的。

“他们长大就好了！你也好。”

十几天后，伤痕累累的孙嫂抱着同样伤痕累累的毛岸英，走出了那座人间地狱。

阳光刺眼，她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敌人没有放过她，在杨开慧牺牲后，又对她进行了数轮严刑拷打。但她翻来覆去就两句话：“你杀了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岸英是杨家的孩子。”

或许是敌人觉得她再也榨不出任何价值，又或许是多方营救起了作用，他们终于被放了出来。

带着岸英，孙嫂先在杨开慧的六舅家落脚，然后回到了板仓。当向老太太看到他们时，那份重逢的喜悦瞬间就被巨大的不安所取代。

“霞姑呢？”

孙嫂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她强忍着泪水，撒了一个谎，说杨开慧住在城里亲戚家，过阵子就回来。

然而，谎言终究是纸包的火。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儿音讯全无，向老太太的疑心越来越重。在老人反复的追问下，孙嫂终于崩溃了，将实情和盘托出。

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至痛。向老太太抱着孙嫂，哭得肝肠寸断。

那一刻，孙嫂在心中立下了一个重逾千斤的誓言：她不回老家了，她要留下来，照顾这位痛失爱女的老人，照顾杨开慧留下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她要替开慧，完成她的遗愿。

可现实，再一次露出了它残酷的獠牙。

几个月后，杨开慧的六舅捎来急信，反动派并没有罢休，正在四处打探孙嫂的下落，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向板仓收紧。

向老太太催促孙嫂赶紧走。孙嫂哪里舍得，她哭着说：“我也愿意和你们一起吃粥，带大三个孩子。”

老人含着泪劝她：“好孩子，我们家里就是吃粥，也想留你。可你活着，霞姑在天之灵才能安息。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见我的女儿啊！”

1931年，在抓捕的风声越来越紧之时，孙嫂不得不含泪告别。这一别，她以为只是暂时的躲避，却未曾想，竟是与这个“家”长达十九年的天各一方。

自此之后，孙嫂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像一个蚌壳，紧紧地闭上了嘴。她变得沉默寡言，将那四年惊心动魄的岁月，连同所有的温暖与伤痛，都深深地埋进了心底。老家人问她这几年去了哪里，她只是摇头，什么也不说。

在杨开慧身边待过的日子，让她学会了谨慎。她知道，多说一个字，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她心中，始终点着一盏灯。她记得杨开慧在监狱里对她说过的话，语气那么坚定：“革命一定会成功的，这一天不会很久。”

她就抱着这点希望，小心翼翼地活着，耐心地等待。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能磨平伤痛，也能熬死绝望。对于孙嫂而言，这十九年，不是十九年，而是一天，一个被无限拉长的、等待天亮的黑夜。

终于，天亮了。

1949年，解放的炮声传来。当孙嫂在宁乡听说毛泽东的队伍真的打回来了的时候，她像疯了一样，朝着长沙的方向奔跑。

在解放后的长沙街头，她抓住一名解放军军官的袖子，激动得语无伦次，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毛主席和杨开慧的保姆！我要见毛主席！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他报告！”

她等到了。

1950年，在长沙，她见到了毛岸英。

眼前的青年，英姿挺拔，眉宇间依稀还有着当年的轮廓，但早已不是那个在监狱里因恐惧和悲伤而瑟瑟发抖的8岁孩童。他长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岸英……”

孙嫂只叫出了这个名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所有的思念、委屈、欣喜，都化作了决堤的泪水。她紧紧抱住毛岸英，放声大哭。她问他过得好不好，问他爸爸好不好，她言辞笨拙，恨不得将这十九年的牵挂都说出来，却对自己这些年的艰难困苦，一字不提。

毛岸英也流下了眼泪。他告诉孙嫂，这次回湖南，他有三个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找到她。毛主席反复交代，一定要安排好孙嫂的生活。

孙嫂感动得无以复加。她说自己只有一个女儿，叫孙燕，因为家里穷，寄养在乡下伯伯家。除了想把女儿接到身边，她再没有任何要求。

毛岸英亲自带着孙嫂母女，将孙燕安排进了省第三育幼院学习。

（六）

回到北京后不久，1950年8月19日，毛岸英给孙嫂写了一封长信。

这，便是那封在六十二年后轰动成都的信。

信中，他代表父亲和弟弟向她问好，关心她的身体，关心孙燕的学业。但更多的，是反复叮嘱她，要保持初心，好好工作，不要让人觉得她有“后台”。

他写道，希望她能永远保持“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优良品质”，做一个“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孙嫂收到信，如获至宝。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遍又一遍地看。

新中国成立了，岸英长大了，一切都在朝着开慧所说的那个光明的未来发展。她欣喜地计划着，等安顿好了，就给岸英回信，将来有的是机会，和这孩子好好说说家常。

她哪里能料到，这次重逢，竟是永别。

那个曾经在监狱里失去母亲，挺过二十多天非人折磨的可怜孩子，那个刚刚给她写下这封充满温暖与希望的信的青年，在她还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时，已经扛起钢枪，跨过了鸭绿江。

写信后仅仅三个月，毛岸英，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孙嫂的世界，再一次崩塌。

直到1957年6月，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再次点亮了她的生活。
毛主席要接她去北京，想亲眼见她一面。

在中南海，孙嫂见到了阔别三十年的毛泽东。

三十年，足以让沧海变成桑田，足以让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领袖，变成一个国家的主席。毛泽东看着她，看了很久，才用浓重的乡音缓缓开口：“隔了三十年了，你还是现样子，还是咯样健康啰！”

孙嫂上一次见他，还是在1927年。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物是人非。提到杨开慧，提到毛岸英，两人的眼眶都湿润了。

毛泽东的声音有些沙哑：“岸英是个好孩子，开慧是个好同志，都是好人哩……你和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开慧一样。你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

中午，毛泽东设家宴款待孙嫂，还特意把女儿李敏、李讷从学校叫了回来，郑重地介绍给孙嫂认识，就像介绍给一位久别重逢的至亲。

席间，聊起往事，毛泽东忽然想起了什么，他看着孙嫂，轻声问道：“孙嫂，当年在武昌，我写给你那个地址布条，你还留着吗？”

孙嫂愣了一下，随即眼泪夺眶而出，她摇着头，声音哽咽：“后来逃难，什么都丢光了……就那件系着布条的衣服，我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一直穿到烂得不成样子，才舍得扔掉……”

毛泽东听完，久久没有说话。他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地抿了一口，但那微微泛红的眼圈，和那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却泄露了这位领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伤痛。

“苦了你了。”他说。

这四个字，是对孙嫂半生忠义与苦难的最高肯定。

从北京回来后，孙嫂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毛主席那句“你就是我的家人了”，是她一生最大的荣耀。但她和女儿孙燕，却从未对外人宣扬过这份关系。她们依旧过着普通长沙市民的生活，俭朴而低调。

毛主席在经济上时常资助她们，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守得极严。

1957年，孙燕要升高中，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保姆陈玉英（右四）和毛岸青一家、杨开慧的哥哥嫂子回板仓的家祭奠杨开慧）

毛主席很快回了信，信中写道：“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

随信寄来了三百元钱，并嘱咐道：“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在当时，三百元是一笔巨款。他愿意倾其所有在生活上帮助故人，却绝不动用半分特权。这是他一生的底线，也是这个红色家庭最宝贵的家风。孙嫂对此，完全理解，并身体力行地教育着女儿。

晚年，孙嫂将那封被她珍藏了一生的、毛岸英的亲笔信，郑重地交到了女儿孙燕的手上，再三嘱咐，一定要妥善保管。这封信，早已超越了一封普通家书的意义，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982年，孙嫂病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意识开始模糊。在弥留之际，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幻景。

她看见了杨开慧。

她站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下，还是初见时的模样，那么年轻，那么温柔。她穿着崭新的白上衣和蓝布裙，脚上是洁白的袜子和一双黑色的袢扣鞋。她微笑着，朝她伸出了手。

那一瞬间，孙嫂的脸上，没有了一丝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反而露出了一种孩子般的、安详的微笑。她缓缓地对守在床边的女儿孙燕说：

“我要走了，去看开慧和毛泽东了……”

说完，她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这位忠义一生的老人，去往了她信仰与情感最终的归宿。在那里，没有苦难，没有别离，只有她守护了一生的那个家，和她思念了一生的那些亲人。

参考资料：

《真情毛泽东》系列之十一 毛泽东和他家的保姆——党史文萃

保姆孙嫂:与杨开慧同甘共苦——湘潮

杨开慧与保姆陈玉英——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