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庄记事：3个农民养1个步兵

中部平原是中国的产粮区，也是自古以来屯兵最多、战事最稠的地方。有道是“得中原者得天下”，自古御敌之战事，中原都是出兵、出粮最多的地域，当兵、养兵之事在这块地面上从来都是天经地义。

七十年代我插队下乡的尉氏县小白庄，相邻还有个小黑庄，当地统称“黑白庄”，也是当地的富裕村庄，一个壮劳力挣满1天10个工分，除了所得口粮，还有1毛7分钱的年终分红。但是这点钱拿到国家大帐上来算就很少了：3个农民干上1天也只能挣够1个步兵1天的伙食费。

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民要比现在辛劳得多，每日天还没亮透，一只吊在村中央大槐树上的铁钟敲醒村民，由生产队长分派到田间劳作，一天要干三晌：清晨干两个来小时，回家喝了玉米红薯粥即又回到田间劳作，午饭后稍歇，下午干到日落收工，没有周六周日的概念，直到大年三十和重要节气里才能有三五天的歇息，其它则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了，大家都盼着下雨。

全村人均两亩来耕地，麦子亩产三百来斤，秋粮略高些，算来也是丰衣足食，但交了公粮后只能维持粗多细少的生活，有限的白面俗称“一风吹”，就是把麦子倒进小钢磨里，进去100斤，出来100斤，色泽略显黄褐，麦麸全在里头，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全麦粉”。

90年代初我到广州时，见人聚餐时都喜欢要一盘“全麦包”做主食，说是为了健康要增加一点粗纤维。这可难为了厨师，只好抓把麦麸在面粉里掺搅一下，端上来的麦包像是生满雀斑的脸，麸皮粒粒在目，肠胃研磨不碎，怎么吃进去就怎么拉出来，还不如彼时的“一风吹”。

那时候农民没有自留地，吃菜全靠生产队的菜园子，种菜的都是村里的老者，弯腰驼背却能把蔬菜种成艺术品一般。菜地三分牛粪七分土，松软得如海绵。浇菜要用宽浅井水，就是过去那种直径宽达两米，专门用来浇地的老井，井口宽大，水面很高，里面有鱼、蛤蟆、水蛇，还有蜻蜓在水面上飞。井边上的蚂蚱没留神蹦到井里了，马上会有一堆活物游过来疯抢，热闹得很。老农说只有这样晒过太阳有活物的井水才能浇菜，机井水太寒凉，浇菜会缩蜷的。一头老牛拉着老式木槽水车沿着井边慢悠悠走着，女知青想凑过去洗衣服，老农却不让，说是不清亮的水浇菜，菜味就拐了。

和南方人习喜欢吃“叶菜”不同，中原人习惯于吃“果菜”，萝卜豆角老倭瓜，都是嚼着带劲的东西。间苗剔掉的白菜、油菜的嫩秧原本就是叶菜，村民却用来喂猪羊。他们说那东西不瓷实，放到嘴里嚼两下就找不着了。

村民炒菜一概都用生产队油坊的土榨棉籽油，黑红且粘稠，味道怪怪的。种的一些芝麻花生国家是要收购的，剩下的一丁点儿分给村民，那是赶集换钱或是走亲戚的手信，舍不得用来榨油。

自家养的猪羊更舍不得杀了吃肉，因为家里的大事全要仰仗这四条腿的东西，那就是家里的存折。家里来了客人，滚两个荷包蛋算是客气，杀一只鸡便是最高礼遇。谁家操办“红白事”要用些肉，先要大队开具证明，天不亮到公社唯一的食品站排队，不分肥瘦全都一个价，想要点肥的（注意不是瘦肉）还要看屠夫的脸色。村民买盐要用鸡蛋去换，谁家炒菜能放点酱油都让人羡慕不已。

我印象最深的是被村民当做晚饭的红薯面条，这是村妇们的绝活，将红薯干磨成粉，掺进三成白面，和面要用顶滚开水烫得大半熟，然后再用擀面杖轻轻擀压，一边擀压一边旋转，用力稍不均匀面团就会开裂。擀到菜刀背的厚度就要折叠起来，切成一指宽的面条，再和渍过油、盐的红薯叶或芝麻叶一同下锅煮。红薯面条吃起来似粥似面，咸中带甜，吃得要麻利，时间长了面条就化成汤糊了。

村民吃饭喜欢扎堆儿，傍晚时分，汉子们端着海碗蹲在村里的大槐树下吃红薯面条，呼噜噜的声响此起彼伏，让女知青误以为那是什么美味佳肴，于是也学着做，好不容易把面和成团了，擀压了几下立刻就四分五裂，横竖弄不成景，只好搓成面棍煮着吃了，直让村妇们笑掉牙。

男知青们倒是学了一样本事，就是抽烟。当学生时爹娘管着不敢抽，到了广阔天地就如鸟出笼，只是这烟大都不是买的，而是自己造的。村民们会在自家院子里刨出桌面大的一块地，种上几棵黄烟，隔些日子就把烟棵下部的大叶子掰下来挂在屋檐下，凉至八成干后撕去老梗，卷起来切成丝，再喷上口白酒揉巴均匀，装进荷包挂于腰间。田间地头干活累了，就用两指宽的纸条裹着烟丝，卷成一头粗一头细的纸烟，划根火柴几口吸完，十分受用。买烟那是城里人的事，农民没那份闲钱。

当时中原有一种“芒果”牌香烟，很贵，村民买不起，于是就把自己裹的纸烟也叫“芒果”牌——农忙干累了就裹一支烟抽——忙裹。放下锄耙慢悠悠裹着纸烟，借机也能歇一会儿。

但是点着以后就不敢再慢悠了，要一口一口连着吸，孩子叫爹都不能答应，因为稍一停嘴烟就熄了。

那时穿衣盖被也是件窘迫事，每人每年发1丈2尺布票，村民不舍得买布也没钱买布，于是就把布票作价卖给城里人，知青们回家时也会帮着卖掉。村民的衣被基本要靠自家纺线织布，家家窗前的光亮处都放着纺车和织布机，女孩出嫁前都要学会纺线织布，这是日后做人妻、人母的资本。晚上在村里转悠，满村都是纺线织布的声响，村庄宛如一个巨大的作坊，男人睡去了，女人还在劳作。

人类社会几千年，农民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自青铜器以来都无质的变化。中国农民对工业化的依赖远没有西方国家大，脚下不宽余的土地就能提供他们生活所需的全部物质，用自然的方法从从自然中获取，再又回到自然中去，连粪便都成为五谷轮回的一环。只要地球上还有阳光、空气和雨水，农民就能活下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无需神明点化，文章有木有关系也不大。

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想不透彻：改革开放前农民衣食不宽余，但仅仅是数年之后温饱困窘已然大变，1985年我回插队的村庄，村民已是顿顿白面馍。2013年我再回村里，但见家家盖楼。去年再去时，有村民对我说“连猪肉都吃烦啦！”

这些变迁仅仅是因为“包产到户”的缘故吗？

媒体说法是：大锅饭年代农民出工不出力，所以收成少，日子难过，这是胡吊扯。

至少我插队的村庄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农民伺候生产队的庄稼也是不偷懒、不凑合的，深耕细作，终年不歇，后生锄断一根秧苗老农也是要骂的。农闲时节还要大规模兴修水利，河流沟渠规整如新，农家肥堆积如山，种粮是件神圣的事情。

而眼下村里只剩人均1亩地，中青年外出打工了，田地里只能见到些妇女和老者，而且“只在农忙时才下地杵弄几下啦！”

尽管如此不经意但麦子亩产已然上千斤，秋粮还更高。然而因为盖房修路耕地减少，人口又几乎增加了一倍，人均产粮并没有增加多少。那么问题来了：过去一年到头粗粮都不宽余，眼下吃不完的白面馍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真的就是分田到户使得“生产力大解放”的缘故吗？

这一缘故固然不能否认。中国人饿肚子的历史正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结束的，但也绝不是一场“分田到户”就一蹴而就的，我想那更多是化肥、农药、良种甚至是转基因的结果吧。

眼下大家都在痛骂化肥农药和转基因，赞美过去的“有机”食物，但如果没有这些“挨骂”的东西在顶事儿，粮票、布票到现在能不能取消？都还是个问号。

还有副业问题。都说过去年代不让农户养猪养羊，连养鸡鸭都被限了只数，集市也被取缔了，卖个鸡蛋都算是投机倒把——这实在是言过其实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被作家和导演们史诗般地放大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大致是长在作家和导演屁股上的。

我下乡的尉氏县在那时也是鼓励农民多养禽畜的，每家养几头猪和一群鸡是普遍情况，腾出手的还可以养些羊和兔子，农村集市即便在文革武斗最凶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你斗你的争，我卖我的葱”，神仙打架关我农民屁事？除了抢收抢种的“双抢”时节，村民想赶集没谁拦着你，少挣两晌工分就是了，编些箩筐、草帽什么的卖掉也是可以的。只是土地被集中用来种粮，农民的手脚被束缚在了人民公社的大田里，加之农业科技不发达，故而“3个农民供养1个步兵”——最低伙食费的步兵。

这还仅仅是“吃饭”一项。如果把武器装备和训练消耗也算进去，恐怕10个农民也供不起1个步兵，更别说海空军和二炮了。而同一年代发达国家的1个农业人口已经可以供养数百人口吃饭了。当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传统的农业大国打胜仗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唯有毛泽东麾下的军队可以一定程度地例外。

其实整个中国都很例外。她用地球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和百分之六的淡水养活了地球上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用三个农民的劳作供养着一个步兵吃饭，用全国人民的节衣缩食供着军队打赢了建国后全部的对外战争，并在工业化的促进下，将中国军队一步步推上世界强军的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