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的三次前兆

唐山大地震前，有过三次大的前兆：第一次，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第二次，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6.3级地震；第三次，1976年4月22日河北大城4.4级地震。

这三次地震都是在华北地震带上。

以上三次地震后，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的技术权威、中国地震预报的第一号人物梅世蓉认为，华北地震带越来越趋于平静：“我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

就在唐山大地震前的7月26日，滦县（距唐山50公里）附近就记录到了三次小震，分别为0.1级、0.7级和0.8级。这些小地震被视为大地震的前震，表明地壳应力正在积累，最终导致了唐山大地震的发生。这种现象在地质学中被称为“前震”现象。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国家地震局的梅世蓉汇报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吗？

1976年初，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作出中短期预测：唐山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济南地震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1976年7月6日，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负责人马希融，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14日，国家地震局两名地震专家，前往马家沟考察后，粗暴地否决了马希融的预报。

早在5月份的时候，马希融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一直以来，都非常稳定正常的地电阻率值，突然没有任何原因地急速下降，这个时候，马希融的心里就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为此他联系了其他几个地震台，得知竟然也都存在着地电阻率值异常的现象。

或许有人会好奇，地电阻率值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专业的仪器，观察当电流垂直通过岩石或者是矿石的时候，它受到的阻力有多大，如果是超过了正常范围，那么，就需要多加注意。

1976年7月27日18点，马希融坚持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正是因为有马希融等人的坚持，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开滦矿务局井下万名矿工，仅有7人遇难。

1976年7月14日，赵各庄矿地震台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提出：唐山即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27日16时，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赵声、王守信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电告紧急震情：地震随时都可能发生。

1976年7月7日，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2日，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了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14日，查志远主持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唐山二中田金武老师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７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查志远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京、津、唐、渤、张地区协作组组长。

1976年7月16日，唐山市乐亭红卫中学向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意见：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3日，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到乐亭红卫中学落实异常。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提出：这个大震最低为6.7级，最高可达7.7级。

1976年7月22日，汪成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糊了两张公告栏，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

1976年7月24日，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预报：1976年7月27日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要发生5级以上地震。

以上事实说明：在唐山大地震前夕，一线的大量普通工作人员、普通科研人员、普通教师，都曾对这次地震作出过预测。尤其是唐山二中，预测的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俱全，且准确程度很高。

1976年7月26日，地震前两天，国家地震局汪成民一行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震情紧急临震预报汇报。梅世蓉当时就在北京，但她拒绝了参加会议，其他有决策权的局领导也无一人出席。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梅世蓉，在汪成民的再三请求和公告栏的作用下，终于同意听取紧急震情汇报。但是，查志远副局长在会议现场给出的意见是：“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一开一次会研究一下。”

1976年7月27日那天是星期二，地震没有耐心等到下星期一。15个小时后，发生了大地震，仅仅23秒，唐山被夷成废墟。